书城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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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于而龙像三十年前一样,熟练地驾着舢板,从碇泊着的许多船只的空隙里穿过,靠了岸,系好船,踏上了三王庄的土地,像长期飘泊在海洋上的水手一样,上岸时总情不自禁地蹦两下,活动活动。

这里和陈庄同样是一个高音喇叭的世界,是王小义和买买提喧嚷的世界。于而龙站在街口,完全怔住了,想不到是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三王庄,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踌躇了,不知该往哪儿举步?

倘若他还是支队长的话,不由分说,准会大踏步向高门楼走去,因为那里设有支队的指挥机关,是湖西地区的党政领导中心。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他跨进大门,高门楼前后几进院落,休想有个安静。他像一股旋风,难得有他吹不进去的角落,搅得他的部下都像风车似的转动起来,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要支队长安生下来,等石湖见底吧!”

他会给他的下属带回来一口袋问题,倒出来,琳琅满目,像贪婪的渔民,爱用细眼目的网一样,上至鱼,下至虾,大事小情,像涌过来的波浪,把整个机关都淹没了。

“要不得,要不得,你把正常工作秩序都给搅乱了。”王纬宇在担当这座动力工厂的副手以后,开始不那么温顺了。因此,那些科室人员也响起一片聒噪之声。但于而龙要把人员压得尽可能的少,而任务倒要加得尽可能的多。这不能不引起一种本能的反抗,连廖总工程师都出面劝告:“算了,也不是要你于而龙个人掏钱去养活他们。”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满意这位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会说出如此息事宁人的语言。

“这是中国——”廖思源只说出了半句,那未吐出口的,显然是:“你不可能去办那根本办不成的事情。闲人,你就养着吧,只求他不给你捣乱生事,就算上天保佑了。”

于而龙别转头问王纬宇:“先从你那一摊子行政部门砍起如何?”

王纬宇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绝不是戈尔洛夫……”这还是解放区时代的名词,于而龙已经习惯成自然地说出了口,他向反对他的精简压缩政策的人们宣传:“我当区长,县长那阵,腰里挎着匣子,口袋里掖着公章,背包里装着全区党政财文大权,找不到那么多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的老爷。难道因为中国是生产茶叶的国家,大家就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品味?”

“刀把子在你厂长兼书记的手里。”

“你干什么?”

“我下不去手!”

“王纬宇,你不要搞这种邀买人心的廉价同情!”他喜欢讲话一针见血。“你打过仗,该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可以独当一面;而十个饭桶,能给制造出一百个麻烦。”讲这种话,是很刺伤一些人的心灵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办工厂,而不是办慈善机关的,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宁缺毋滥。啊,一开始他估计到会有阻力,但想不到大得吓人的程度,民怨沸腾,状子不仅告到部里,甚至告到国务院去。他气得直骂:如果将来中国一旦亡国灭种的话,罪过就在这些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身上。但于而龙认准一个目标,那是不大会改变的,一条道走到黑,黑就黑,还得走。

办公室里一片窃窃私语之声,那是他拼命压缩非生产人员的主要对象:“于书记恨不能一个处长,把科长、股长、科员的工作一肩膀全挑起来,搞一条流水作业线,把等因奉此也来个自动化。”

他听了大笑不已:“如果外国有这种等因奉此自动线,我就申请外汇去买那个专利,搞它一条,让那些老爷们忙得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满头冒豆粒大的汗珠才好。”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简单,干不了就让位,谁有能耐谁上。不要挡道,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廖总工程师背后劝他:“你搞就搞吧,何必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刺伤那些人的自尊心,火上加油!”

“我就是要他们坐在转圈椅上不舒服!”

“没有用的。”廖思源只求不给自己捣乱就行。

“一个社会的灭亡,往往由于消耗的人多于生产的人。”

“好吧!”廖总预言着:“如果你有兴趣播种蒺藜,那就等着收获荆棘吧!”

“火线上的铁刺网都趴过,无非头破血流,扎一身窟窿。”

那时,高歌已经从厂技术学校出来,一直在车间办公室帮忙,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能把自己打扮得水光溜滑,但他的磨床,所磨出来的工件,永远也达不到规定的光洁度。再加上他一年有六个月得去厂部的宣传队唱歌,车间主任看透了:“算了小高,你就以工代干,在车间职能部门帮帮忙吧!”但是,于而龙的压缩之风,像厂里的七千吨水压机一样,没完没了地压下来,于是,高歌又回到了磨床旁边去了。

王纬宇为歌手求情:“把小伙子安排到政工部门吧!”

“你嫌政工部门那些人还少么?”

“可惜了,高歌挺聪明。”

“他可以把聪明用到正地方,我们国家需要呱呱叫的工人,不需要那些耍嘴皮子的空谈家。”

高歌亲自到厂长室找他,于而龙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便让秘书小狄转告:“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真正的磨工,咱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回车间去吧,像你爸爸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人。”

当家人,恶水缸,于而龙得罪了许多人,而王纬宇轻松自在,处处讨好,有什么办法?于而龙爱说:“同志,假如你在火线上呆过,就会投我的赞成票。”

但是,好像投赞成票的人并不多,一直到高歌成了工厂的“主人”,于是在帮助于而龙提高认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分明知道于而龙是个残废军人,却偏要他弯腰低头,像把折刀似合拢,恨不能把于而龙那颗倔犟的脑袋,塞到他的裤裆里去。然后,人们在控诉他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经营,血汗工资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以后,问他:“为什么打击革命小将?”

“谁?”于而龙脑部由于下垂充血而肿胀着。

“你干吗把高歌弄回车间劳动?”人们厉声问。

尽管于而龙头晕目眩,腰疼欲断,但他却是一个死了的鸭子——嘴硬:“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懒汉的天堂!”

人们扑上来,拳打脚踢,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交待!为什么?为什么?”

他挣脱一切,把腰挺起来回答:“我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

那时候,坐在主席台首座的高歌,确实在眼里闪过一道听了良心为之一动的,那种呆板迟钝的光芒,就如同刚才在湖面上划着舢板,保持在幻觉中那死去的战士,突然眼珠动弹一样。这使于而龙自己多多少少意识到一点点责任,正如那个战士的死,游击队长不能不承担责任。难道老高师傅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他面前,做父亲的会希望儿子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么?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丢手就走,不能轻易结束故乡之行。现在,他认为倒是难得的,能够独自一人去看看芦花的坟墓,抚着那块石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的,于而龙是不大肯认输的。

游击队长抬起脚来往村西走去,起初有些犹豫,好像转了向似的,后来才意识到是失去了银杏树的结果,因此,才不迟疑地向前走。可能是春汛大忙季节,很少什么闲人,原来估计没准碰上几个熟面孔,但他失望了,谁也不注意他一个老三王庄人。因为公路修通以后,三王庄不再那样闭塞了,管你是谁呢?一个昔日的游击队长,那是过去的光荣。十年前,或许还会被少先队请去讲讲革命传统;现在就像躺在路旁的磨盘,已经由于有了打米机,而变成无用的累赘,是碍事讨厌但有点重量的古董了。于而龙想到自己是个磨盘式的人物,觉得很可笑。果然,走了一程,除了那两个小伙子唱歌外,谁也不对回乡的游子发生兴趣。

其实,对于石湖水上人家来说,哪个村子都算不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记事开始,好像逐年都要向高门楼缴纳一笔桩子钱,才被允许在三王庄靠岸拴船,也许如同现在的存车费吧?大约由于纳贡臣服的关系,他视自己为三王庄的居民吧?

正好,他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客堂里很清静,生煎包的香味,使他回想起脍炙人口的家乡风味,蟹黄粉包白鸡面,和石湖姑娘一样,也是远近闻名的。于是他迈了进去,一方面有点口渴,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划了这么远船,肚子也有点饿了。

说来惭愧,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独自去饭店进餐,而且还是一家简陋的不怎么卫生的渔村小馆子。

虽然客堂里放着几张油腻的桌子,但找不到一条可以坐下来的凳子,总算那个梳着两把刷子的服务员,同情他有把子年纪,而且衣冠端正,便把自己坐的一张方凳,站起来踢给了当年的游击队长。她还在继续自己的演说:“……哪怕豁出赶八里路,今儿晚上我还要赶到闸口镇去看电影。”

于而龙看出她是一位和柳娟似的电影迷,不过,柳娟对国产影片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很少见到她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翻车的老把式。但这位服务员对于电影演员的熟悉,连他于而龙都惊讶了,甚至对私生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讲了好一会子,才发现顾客听她讲的兴趣,超过吃的兴趣,便一扬脖子:“买票去!”前厂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经手过,通常都是他的秘书代劳,或者家里人给安排妥当,他只消坐到桌边去吃去喝就行了。如果是宴会,需要讲点什么,小狄自会把讲稿塞进他口袋里的。可是现在,他得去买票,天知道,店堂里只有他一个顾客,何必那么多繁琐哲学?然而作为制度,他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把票买来交给讲述演员私生活的服务员。

“……她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离了婚以后马上又找了个主结婚,这回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就是——”她把于而龙买来的票,递给了站在两步远外锅灶旁的胖师傅,那位师傅便铲了一碟热腾腾的生煎包子,煮了一碗汤面交给她。但她并不着急马上端来,还在和那卖票的姑娘,切肉的小伙子,高声朗气地议论大概是昨夜放映过的影片,直到她认为顾客的耐性考验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款款地哼着影片插曲给于而龙送来。

也许是本地风味,要不就是昨晚的狼山鸡,今早的元鱼都消化完了,竟吃得挺有胃口,这样,去年十月间那顿烤鸭的印象又涌了回来。

于而龙的胃口,王纬宇的酒量,真堪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宴会上要是有他们两位参加,谁也挡不住他们的联合攻势,一个劝你喝,一个劝你吃,盛情难却,一直到醉饱为止。但那是陈年旧账了,谁还提那些不合时宜的往事呢?

虽然两家同住在部大院里,承蒙不弃,王纬宇有时还来串串门,但在同一个宴会上碰杯,一饮而尽,起码也是一个年代(世纪的十分之一!)以前的事情了。

去年秋天的于而龙家,破例的是那几盆菊花,竟也喷奇吐艳地开出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局面,真得感谢痴情等待着于菱的柳娟,于而龙全家都这样看,要不是她收拾照料,花决长不到这么好的。舞蹈演员的家,自从她父亲悲剧性的惨死以后,好像比于而龙家更早地面临着衰败的命运。菊花是年初于菱一时高兴,从她家挖来栽在盆里的,但不幸的是,菊花刚刚在新地方挺立起枝茎,挪花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此后,柳娟就把几盆菊花,当做双重意义的遗物,每逢休息日,或者接谢若萍下夜班的时候,给它浇点水。想不到一个性格轻佻,作风浮飘的女孩子,竟能坐在晒台上,抱着膝头,静静地端详上半天。于而龙有时忍不住问他老伴:“那个卖火柴的女儿,从菊花的枝叶上能看到些什么呢?”

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花枝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蓓蕾,有一盆竟结了一百多个骨朵,那位不曾见过面的中学校长,竟是一位莳花名手,栽的都是菊谱上有名有姓的品种。哦,可以想象,他肯定像种菊似的耐心培育他的门墙桃李吧,但是,谁曾想到他会死在他教过的学生手里。嗬,现在整个书房充满了他亲手培育出的菊花清香,于而龙经常搬把藤椅,坐在晒台门口看书。

有一天下午,电话铃响了,他估计准是他老伴,关照不必等她,让他和莲莲先吃晚饭。一个失势的人,电话铃也不响得那么起劲了。

他抓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他那听惯了的威严声音:“是二龙吗?你在干什么?”

于而龙向“将军”报告:“我在看一本无聊的书。”

“什么书?”

“《御香缥缈录》。”

“什么意思?”

“描写清朝宫闱,主要是记叙慈禧太后的书,没有多大意义。”

周浩在电话里大声地:“不用去研究那个女人了吧,咱们还是去欣赏一顿烤鸭吧,如何?”

“烤鸭?”他实在惊讶“将军”的雅兴,好像阳明同志逝世以后,原来政委身上的达观开朗、容让体贴的性格,又在这位老司令员的作风里体现出来,真的,已经难得看到他暴跳如雷了。

“我好久没有吃了。”周浩挺有胃口地说。

于而龙在电话里推却:“那东西胆固醇可够高的。”

“将军”笑了一声:“哦,你到底学会了小心谨慎,似乎用不着如此忌嘴吧!”

于而龙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心想:谁能比得了你苏维埃乡主席啊!

“好吧,我七点半派车去接你们全家。”说完他撂下了电话。

“有什么办法,他有着一副不容置辩的将军脾气!”于而龙摇摇头,对那些盛开的菊花讲。

他记不清那著名的烤鸭店,是否也有买票等等繁琐手续,“将军”的秘书把他们接来,送到楼上一个典雅精致的房间里,周浩和路大姐早在那里等着了。

啊!周浩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握住他手说:“我以为你会不敢来的。”

“说哪里话?我也不是吓大的。”于而龙笑了:“顶多让人家做做文章,去年在听鹂馆吃的那一顿,‘将军’,你还记得不?分明是陪一个外国代表团,人家知道廖总,问了几句,回来我提出该给老廖落实政策,花钱买外国专利,可祖师爷却在敲钟,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后来,他们非追我是接受了你的黑指示……”

“啊!那些精神病患者,全是些疑神见鬼的恐惧狂、迫害狂!”

在圆桌的另一侧,路大姐埋怨于莲:“丫头丫头,国庆节都不过来看看我。”

“妈妈怕影响你身体,不让我去闹你。”

于莲也是周浩老两口的掌上明珠,因为一九四九年把她从石湖接出来以后,不久,于而龙和谢若萍就去了朝鲜战场,便把她寄养在“将军”家里。她喜欢并且尊敬慈父般的老布尔什维克,而周浩也把她当做翅膀下面的小鸡雏,总是关心和庇护着她。那个老徐所以要同于而龙结亲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苏维埃乡主席,一个正直不苟,很难亲近的人,所以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

谁不知道呢,“将军”膝下无儿,于莲是他的娇宝贝。

谢若萍笑着解释:“路大姐,是我没让莲莲去,人多嘴杂,苍蝇见没缝的鸡蛋还下蛆,又该给你们添油加醋啦!”

“必要的时候,小谢讲究点卫生还是对的。”周浩总结地讲,接着他举起酒杯:“好吧,今天我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喝一杯!”

于莲提醒他:“你拿错杯子了,那是茅台!”

周浩一向不饮烈性酒,倘若宴会上有王纬宇,于而龙等部属在场,都是他们自觉自愿代劳的,于莲自小在他家住过,很懂得“将军”的习性,便马上给他换酒。

“今天我要喝一点——”周浩喜滋滋地说。

最令于而龙奇怪的,历来滴酒不沾唇的路大姐,也笑着凑趣:“莲丫头,给路妈妈也来一点茅台。”还命令着:“给你妈也满上。”

谢若萍问:“是不是需要我打电话给医院,叫他们派辆救护车来?——路大姐,你绝对不能喝烈性酒,我是医生,我有权。”

“今天就由我例外一次。”她竟然央告着。

怎么?于而龙诧异起来:老两口找到了失踪的小儿子?“皖南事变”时,突围出来丢在了刀豆山的孩子,又回到他们身边了?有什么事使得老头、老太太竟想起要开怀畅饮一杯?简直莫名其妙。

“端起来,朝我集中,我也来个以我为核心,碰一下,不行,不够响亮,再来一次!好,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象征性抿一口。”

没想到,老两口把半盅茅台统统倒进了嘴里。周浩用餐巾擦擦嘴角,若无其事,他老伴则辣得呛咳着,连泪水都流了出来。

谢若萍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用嗔怪的眼光看着她:“路大姐,路大姐,你……”

“没关系,我还想喝呢!”

谢若萍抢走了她的高脚酒盅。

“要说起来,这该是我第二次主动想喝点酒的呀!”周浩玩弄着手里的玻璃杯子。“二龙,你自斟自饮吧,莲莲,你代表我,陪你爸喝着。那还是‘皖南事变’突围过江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几个人是乘着一艘小船过江的,那时候的心情该怎样形容呢?——吃啊,拌鸭蹼倒别有风味,我记得莲莲小时候,爱吃糟鸭脑,今天不知有没有(他的秘书连忙放下筷子走去要菜)?——当时,心里头主要是种痛定思痛的情绪,想想吧,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局面,怎么会一下子给摧残到凄零破碎,濒于毁灭的下场。惨哪!相当的惨!不错,敌人是强大的,我们中了埋伏。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敌人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得那么惨重?是我们的战士打仗不勇敢?是我们中级指挥员作战不力?一次冲锋,往往一个同志都回不来,许多挎手枪的营连长倒在战士前面。不是我们的过错,二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没有罪,硬把我们当做罪人,历史最终会洗刷这些耻辱的。就算我现在见到马克思,我也毫无愧色。——还是给我点矿泉水吧,我要开始给你们讲喝酒的事了。过了长江,来到江北,找到了我的部队,把那些个残兵败将拢了拢,可怜哪,千来人剩下了百十人。这时,一个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找我,让我赶紧去见军长,延安已经发布命令,司令员代理军长职务啦,我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华里,马匹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司令员见了我劈头一句是:‘还剩多少同志?’我告诉了他准确的数目字。他沉吟地说,仿佛像在作他的诗。‘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区,我们就会有好几个县,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县,我们就会有好几个省。周浩,周浩,这会你就放手去干吧!党已经搬开了挡路的绊脚石,我们可以大踏步地东进了。’我记得那里是一个冬天里暖洋洋的小集镇,也许南方季节要早一点,河边的柳枝都软了。我怎么也忍不住,就在一家小酒店的迎街柜台上,要了一小壶烫得滚热的酒,一小碟干丝,三下两下,全倒进了嘴里。也许是酒在胃里燃烧,虽说是冬天,但我觉得倒好像是春天。司令员的一席话,展示了冲出绝境以后的希望,二龙,心里那分热呀,把积压在心头多少日子的闷郁之气,全都驱赶了出来。由不得再想向那个戴着毡帽头的店老板,讨了一壶酒。——莲莲,给我再倒半盅茅台,丫头,我一直支持你做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敢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研究人的灵魂,我坦率地对你讲,我在渡江的时候,心情是并不平静的,我痛恨,我从心里诅咒那些把革命搞到这步田地的人,同时我也深深谴责那些纵容姑息,包庇支持,使得错误逐步酿成的人,他们都负有责任。江面上惨凄凄的冷风,吹凉了我的心,我觉得那不是风,而是牺牲了的同志的冤魂,也随着我们过江北上了吧?莲莲,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死得屈,死得冤,完全可以活到今天,同我们一起的,然而饮恨九泉,死不瞑目。损失了多少好同志啊?能统计得出来吗?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啊?能计算得出来吗?现实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过烦恼,才有痛快;有过辛酸,才有甜蜜;有过苦痛,才有欢乐。我是一个老兵,难免常人的感情,所以,我要——”他说着,把那半盅酒举起,慢慢地把酒抿完,连最后一滴也滴进了嘴里。

这时,厨师和女服务员,端着香气扑鼻油黄蜡亮的烤好的肥鸭,走进房间。

于而龙在思忖:有什么事使得老头高兴,激动得以致开怀畅饮?他提起了皖南的旧事,莫非他们失踪的小儿子有了音信?那是根本无望的事情,解放后,多次去刀豆山查访过,丢弃孩子的歇脚凉亭还在,但孩子的消息杳如黄鹤,难道现在会找到?!不,不可能。而且,一般地讲,他理解没有一根白发的年老的将军(他女儿那幅遭到灾祸的油画《靶场》,那个老兵的形象里可以看到将军的影子)。属于他个人身边的一切,是很少当回事提起的。“皖南事变”夺走了他的小儿子,路大姐带着大孩子辗转周折,脱险到了江北。谁知解放后,这孩子刚刚学有成就,又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牺牲。那是他陪着周浩去处理善后的,也不曾见他如此情感激动过。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呢?连路大姐也面有春色,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常呢!屋里有点热,周浩又一个劲地劝他多喝。他站起来,推开了沿街的窗户。入夜,马路上静下来了,秋风扫着落叶,他敞开衣襟,任凉风吹着,心里想:也许这也是“将军”所说的带有冤魂的风吧?谁知道,说不定也真是呢!反正,这顿酒喝得有些蹊跷。

“现在画些什么?”周浩转了个话题,问着于莲。

“画花。”谢若萍替女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