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惧，确定不移
【原典】
沅、季弟左右：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译文】
沅、季弟左右：
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成为圣贤的，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为仇，也没有一开始就挺然独立不畏强暴。
关键时刻要忍匹夫之勇
曾国藩认为，作为统兵打仗的一方主帅，能够成就大事的重要一点，就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
湘军这个曾一度上不了台面的临时群体，之所以能够“滚雪球”般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就是因为曾国藩在越是困难的时刻，越是忍得住。
同治八年(1869年)闰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再破清江南大营，解除金陵之围，和春自杀，张国梁战死。随后，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分兵四路，进攻苏州、常州。从闰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几天之内太平军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并在四月十三日攻克苏州。一时间江南富有之地进入太平军之手。
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江南大营完全是清政府的八旗正规军，长期以来咸丰皇帝一直将其倚为长城，用来威胁和窥视金陵。清政府并不放心曾国藩，原指望用湘军与太平军进行剿杀，而由江南大营坐享其成。然而，天命无常，咸丰皇帝原以为将大营扎在金陵东郊，既可以威胁金陵，又可以护住苏、常财源之地，没想到江南大营如此不堪一击，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为了催促曾国藩尽快收复苏、常两地，破例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之职，就连曾国藩的同僚及部下，在闻知曾国藩被授以署理两江总督后，也都劝他放手大干，进军东南。
曾国藩却一直坚定地认为，只有将战略重心放在安庆，才能掌握以上制下、反客为主的军事主动权，并最终达到围攻金陵，铲除太平军的目的，因而仍然坚持围攻安庆之兵不能撤。当然，曾国藩为了向朝廷有个交代，同时还决定驻守祁门，在表面上摆出一副援苏、常的态势。
祁门是一座小县城，位于浙赣边界，四面环山，它的东部与徽州府的黔县、休宁、歙县毗邻。这里虽然交通闭塞，但却是太平军西向征伐中原及长江南岸的必经之地。驻守祁门，表面上是对援苏、常做出姿态，以慰藉咸丰皇帝和江南士绅，实际上是要争夺皖南，以达到西屏江西后方，东阻江浙太平军西向，北作为安庆的南翼，危急时即可上援安庆的目的。为此，曾国藩抽调鲍超六千人、朱品隆和唐义训两千人、杨镇魁一千人，并将张运兰的人由湖南调回，预计集中一万三千余人渡江南下，进驻祁门。
然而，曾国藩于六月初十日到达祁门时，随从他一起来到祁门的部队，只有朱品隆和唐义训的两千人、杨镇魁的一千人，张运兰于七月才到达祁门，而鲍超回家探亲迟迟未归。
曾国藩抵达祁门以后，由于江浙地区相继被太平军占领，当地官僚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派湘军前去援助，李秀成进出嘉兴府、瑞昌，王有龄请其援浙；陈玉成进攻上海，薛焕请求派兵支援上海和苏州。适逢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不知所措，只好命曾国藩“分路进兵，规复苏、常”。三天后，又改命“保全浙省，再图规复江苏”。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的水陆各军悉归其调遣。
此时，曾国藩虽至祁门，但兵将不齐，身边能征善战的兵力并不多，进援江浙是根本不现实的。目前，只能立足皖南，争取迅速攻克安庆。但为了应付咸丰皇帝，曾国藩只好对咸丰皇帝开空头支票：“皖南进兵，必须能保宁国、能复广德，乃有进兵东下之路。”因为此时太平军已占领广德，而军事重镇宁国正处于被太平军包围之中。所以，曾国藩的当务之急是先解宁国之围，保住祁门东向的门户。谁知，八月十二日，清军在损失了近六千人之后，宁国府被攻陷。这就迫使曾国藩只能改攻为守，令张运兰驻防旌德，鲍超坚守太平、李元度防御徽州，以阻止太平军的进一步深入。
由于徽州战略地位重要，所以临行前曾国藩不放心地对李元度说：“徽州乃皖南大城，又是祁门的屏障，长毛打徽州，是想冲破这道门，蹿进祁门来，守住徽州意义重大。你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李元度毫不在乎地拍着胸脯说道：“大帅请放心，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绝不会缺一个角。”然而，李元度到达徽州后，并没能守住这座门，很快便在太平军九万大军的围攻下弃城而逃。
徽州失守，祁门变成了前线。当时，曾国藩身边仅有张运兰的老湘营一部分及亲兵营，合起来不足三千人，情形十分危急。再加上此时李秀成正率领第二次西征的南路大军进入皖南，并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八日击败了张运兰一部，刘官芳所率大军攻入安徽黔县羊栈岭，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而李世贤部则从东面逼近祁门，黄义金部也扎在祁门西。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实际上已处于太平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当时，曾国藩的身边只有不到三千人，而张运兰被李秀成打败之后，处境也是岌岌可危，此时已处于无暇旁顾的境地，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前来援助。曾国藩在家信中，描述了此一窘境：“十九日来刻，石棣之贼，破羊栈岭而入，新岭、洞林岭同时被破，张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曾国藩觉得此次祁门被围，肯定是凶多吉少，便事先写好了遗嘱，祁门大营的众幕僚也都是心慌意乱，纷纷有撤退的意思。欧阳兆雄曾描绘说：“(湘军)至徽一战大败，叶小鹤副将阵亡。文正驻休宁城，羞愤不肯回答，已书遗嘱，部署后事，军中皇皇，莫知为计。”曾国藩见人心涣散，强留必定适得其反，遂声称愿走者大营发给路费，待渡过难关后仍可回来。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秀成却匆匆撤兵。原来，李秀成只是借道羊栈岭，并非想进入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
李秀成虽然离开了祁门，但太平军仍有人马停留在皖南，太平军占领徽州，随时还有进攻祁门的可能。所以，曾国藩命令鲍超仍然驻扎渔亭，张运兰驻扎黪县，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但一时间曾国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兵力上的劣势。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二十八日，李世贤由休宁进占江西婺源，一举攻占了景德镇，刘官芳则开始进攻榉根岭、禾成岭、历口等地。历口是祁门大营出入的通道，距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特别是景德镇的失守，更是切断了祁门大营的所有对外通道，曾国藩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军十倍以上，湘军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但是，湘勇的人数却在一天天减少，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破岭而入。看来，祁门老营的覆没是在所难免了。
曾国藩此次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再次写好遗嘱，并在床头放一把剑，随时准备兵败自杀。祁门大营的幕僚们更是惊慌失措，整个大营到处弥漫着惊恐慌乱的气氛。那些纸上谈兵的军机参赞们，舞文弄墨的书记文案们以及记账算数的小吏们，乱成一团，纷纷暗中寻找生路。许多人暗暗后悔没有早点离开。
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曾国藩尽管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他充分发挥了“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的忍道之功，表面上仍镇定自若。
他亲拟一个告示：“当此危急之秋，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路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并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外。众幕僚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如此镇定，大受感动，纷纷表示愿生死与共，老营“人心遂固”。正是曾国藩在生死关头的“不惧”和“坚忍”，才激起了部属同仇敌忾、拼死报效的决心，从而渡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