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暴安良，时势所逼
【原典】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
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乘机作恶为害，稍对待他们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将官长视同无物。
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崇法卫法，礼义并彰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与不肖、功与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方法。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士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士兵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氏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军纪，他对所辖的部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一概禁革。“禁止奸淫”，规定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言邪说，蛊惑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氏为严肃军规，加强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保国安民，“礼”“法”并重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曾国藩的法治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治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
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作“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而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有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
此与律意相违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