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你在来信说：“先生曾说：‘《系辞》中说“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只有天理，而没有其他的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思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能够思虑得到呢？学者下工夫，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并非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天理。如果安排思索，就属于自私耍小聪明了。’学者的弊病，大概不是陷入空洞枯燥，就是刻意去安排思索天理。我在辛巳到壬午期间，犯过前一个错误，近来又犯了后一个错误。只是，思索也是良知的运用，它和私意安排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担心自己就像认了贼做儿子，受了他的迷惑还不知道呢！”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难道可以缺少吗？死守沉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耍小聪明，这也是丧失了自己心中的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所以良知即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端和运用。如果是良知运用时的思索，那么思索的就只有天理。良知运用的思索，自然明白简单，良知自然也能够知道。如果是凭私意安排的思索，自然是纷纷扰扰，千头万绪，良知也自然能够分辨得出。大概思索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还没有弄明白致良知的学问，不知道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①。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①持志以帅气可矣：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译文】
你在来信又说：“先生您曾经说：‘为学，终生只是一件事，不管有事没事，也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愿做不完事情，也不能不培养良知，就是把致良知和做学问当成两回事了。’我私下以为，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完成事情，就是良知。宁愿不做事，也要修养本心，就是致良知。怎么能成了两回事呢？如果遇到了事情发生，不能不处理，即使精力衰弱，只需稍加勉励，也是能坚持下来的。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然而，这个时候，言行始终是没有气力的，等事情完成了就会十分疲惫，这和滥用气力不是几乎相当吗？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知道，但是有时为形势所迫，怎么能顾及得到精力？有时则被精力所困，又怎么能顾及得到形势？这究竟怎么办呢？”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对初学的人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但是它把做事情与存养良知分为两件事，本身就有毛病。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终身做学问要做的就只有“集义”一件事了。义，就是宜，心做到它应该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便能做到它应该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应酬多变，该行则行，该止则止，该生则生，该死则死，这样斟酌协调，也无非都是致良知，以求得自我满足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强迫自己懂得自己不能懂的事情，都不是致良知。但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都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也是因为先有了一份功利的心思，在此过程中计较成败得失，从而做出爱恨取舍。因此把做事情当成了一回事，把存养良知又当作另外一回事，这样就有了是非内外的区分，就是自私耍小聪明，就是把义当作是外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再是致良知以求得自己内心满足的功夫了。
你所说的“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说“迫于形势，困于精力”，都是把做事情和存养良知当作两件事看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凡是做学问的功夫，一心一意就是真诚，三心二意就是虚伪。你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致良知的心缺少真切的缘故。《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什么时候见过讨厌恶臭、喜欢美色还需要鼓舞支持才能做下去的人吗？你什么时候见过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会觉得筋疲力尽的人呢？曾有被事势所逼而精力不够用的人吗？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病根是从何而来的了。
【原文】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臆①。夫逆诈，即诈也；臆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臆而常先觉，其唯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臆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臆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臆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唯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②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自欺也；虽不臆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臆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学以为己③，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虑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注释】
①逆、臆：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诈，预先怀疑别人欺诈。臆不信，猜想别人不诚信。
②“先天而不违”四句：语出《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为掌握了天道的人，在天象出现之前行事，天不会违背他；在天象出现之后行事，则能够遵奉天时。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和鬼神呢？
③君子学以为己：语出《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意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为人，意为想获得别人的好感。
【译文】
你在来信中又说：“人情机诈无穷，如果以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它，往往会被它所欺骗。要想觉察人情的诡诈，就会事先揣测别人会欺诈我，就会臆想别人不相信我。揣测别人会欺诈本身就是欺诈；臆想别人不相信自己就是不诚信；而被别人欺骗了，又是没有提前察觉。不怀疑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而且能事先察觉，难道只有那些良知晶莹透彻的人才能做到吗？但是，看起来其间差距很小，背离知觉暗合欺诈的人却太多了。”
不事先揣测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而能够事先察觉，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的。当时人们专门把欺诈、不诚信当作自己的本心，反而把自己深陷进欺诈和不诚信的境地，还有不欺诈、诚信的人，他们因为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常常被别人欺诈，所以孔子才有这样的说法。孔子并非是教人们事先存这样的心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存这种心态，是后世刻薄、猜忌、险恶的人做的事。而只要有了这个念头，就已经和尧、舜的圣道背道而驰了。不事先揣测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而被别人欺骗的人，虽然还没有丧失他善良的本性，但还是不如那些能致其良知、先知先觉的人更加贤明。你所说的“只有那些良知晶莹透彻”的人才能做到，大概你已经领悟到孔子的宗旨了。但你的聪颖所领悟到的，恐怕还没有落实到实践当中。
大概良知存在于人心里，亘通万古、充塞宇宙，无不相同。正是古人所谓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那些“背觉合诈”的人，虽然不揣测别人，但他恐怕没有不自欺的；虽然不主观臆断怀疑别人，但却不能真的做到自信。他们虽然有时常探寻先觉的心，却不能时常做到自觉。时常希望能够先觉，这样就已陷入了逆诈和不臆信的境地，已足够使他的良知受到蒙蔽了。这就是他难免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缘由。
君子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未尝会担心别人欺骗自己，只是永远不自己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未尝担心别人不相信自己，只是永远相信自己的良知罢了；未尝希望可以事先察觉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只是永远地体察自己的良知罢了。所以，君子不欺骗，良知就不会虚伪而能真诚，“真诚则良知晶莹明亮”了；君子自信，良知就不会迷惑而能明澈，“良心晶莹明亮就会真诚“了。明彻和真诚相辅相成，所以良知能时常觉悟、经常澄澈。经常觉悟、经常澄澈的良知就像明镜高高悬挂起来，映照在他里面的万事万物都不能隐藏它美丑的原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良知没有欺骗就会诚信，也就不能容忍别人的欺骗，如果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明澈，就没有地方容忍不诚信，如果有不诚信，马上就能察觉。所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说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子思所说的“如神”“可以前知”，还是分两回事来说了。因为他是从推究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也是对那些不能觉悟的人说的。如果从至诚来说，至诚的妙用叫作“神”，不用说“如神”；至诚就能无知而又无所不知，就没有必要说“可以前知”了。
答罗整庵①少宰书
【原文】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唯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②，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哽，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着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