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在法国犯下的许多心理学错误中，对和平的幻觉是最严重之一。所以，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对战争的准备，甚至反对通过三年制兵役的法案。在此期间，德国持续上升的威胁态势使得危险慢慢地向我们靠近。尽管这样，还没能引起我们大多数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他们坚信战火绝不会在欧洲的这一文明时期燃起，甚至到了宣战的紧要关头，多数内阁大臣还对三年制兵役法案投反对票。当德国的战备巩固得越来越强大时，法国人还在幻想着世界和平。
此外，法国统治者还坚信，即使战争爆发，战火也会很快熄灭，因为那些先进的现代武器——机关枪、大炮、炸弹——能够迅速地决出胜败。他们认为，征兵制会将18-46岁的健全男子全部抽调出来，这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经济造成大大的损害，贫困将会威胁各个交战国。
历史事实表明，以上的推断是丝毫不切合实际的。战争往往不能迅速终结，而是更可能持续很久——就像英国外交大臣克松（Lord Curzon）对英国的志愿兵们说的：他们还要在祖国外边过很多个圣诞节，尽管预测与现实有诸多的不符，人们也早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老人、妇女和儿童勇敢地挑起了男人的担子，积极劳动为国家制造生存资料，尽管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但却并没有停止。
另外，法国统治者还普遍认为，仅仅通过一两场大的战役就能决定交战双方的命运，因为那将牵涉大量作战人员。然而恰恰相反，这一场战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很少有大规模的战役，只有非常频繁的小规模冲突。
战争中的种种暴行很少被学者们预见，但在我看来，这些并非难以预料。很久之前，我已经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就这场正在迫近且避免不了的战争写道：
“我们不要忘记，这和许多载入史册的战争一样，是终极的斗争。同样，它也会使得交战国中的一方永远地消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涌现许多可怕、残酷的行径，整座整座的村落都将被彻底毁灭，不会剩下一幢房子、一棵树乃至一个人。”
我坚信当时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在那本书中写道：
“让我们铭记这一切，以此教育子女、训练士兵，让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和平、博爱和其他废话——当穆罕默德二世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那些拜占庭人正是那么夸夸其谈的。”
法国前外交大臣阿诺托（M.Hanotanx）也指出了数量众多的统治阶级自战争爆发以来犯下的心理学错误：
“列强有重要理由介入巴尔干局势。列强早在土耳其控制巴尔干之际，就对其进行削弱和牵制。土耳其从南部对俄国实施了陆海双重封锁，并威胁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领地。非常奇怪的是，法国在外交上未对此表示警惕，也毫不掌握有关土耳其最终立场的准确信息，因此在开战数日之前还贷给土耳其两千万英镑。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法国在之后显然必须有所行动时，却并未采取任何及时有效的措施。我们在此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的局势。”
3.德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人的心理学错误非常严重，他们遇到事情常常会心理准备不足，从而导致灾难的发生。德国人也会犯许多错误，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厉害，但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的发生。
由几年前对一位德国人的采访可以看出，德国人能够征服法国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纠纷。
（2）法国国内反军事化倾向。
（3）法国已形成普遍的劳动者联盟并常常宣布大罢工，因此当战争爆发时，也可能出现军队“罢工”。
（4）法国人身体和精神的衰颓。
（5）法国陆海军组织混乱。
（6）法国人天性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事实已经表明，上面的推断是很荒谬的，这点毋庸置疑。他们可以做出这些推测只是转述了其本国内部的普遍想法，却忘记了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人们在关键时刻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还有另一件事德国人不理解：在对中立的比利时进行侵犯时，为什么会惹恼了英国人，并且英国国内长期对立的党派也因此而和解？不管怎样，德国人都预见不了破坏条约的后果，因为德国教科书中关于国际法的说法就与法国的完全不同。此外，弱小的比利时竟然会奋起反抗武装侵略，也是德国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德国此时又忽略了心理因素的巨大作用。
以上的各种事例都显示了德国缺乏远见，正因为这样，德国计划好的迅速进军巴黎的好事最终泡汤。
我们早就说过，诱导战争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错误地认为俄、英、法都不会介入。所以德国建议奥地利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且支持其对塞尔维亚进行侵占。这也是本章提出的范畴涉及的方面。
德国对于意大利的心理学错误也相当严重，因为对这个盟友的态度太过傲慢，最终成了新的敌人。
德国人最严重的心理学错误之一就是：每侵占一个国家便对其进行没有任何必要的野蛮暴行。这使得所有中立国包括美国都与其保持距离，这个后果显然不是德国想要的，所以随后在美国斥资百万买断报纸、印发宣传册、四处演说，为的只是改变美国公众对其的态度。白里欧（M.BRIENX）清楚地描述了美国国内感情发展过程：
一个对我而言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亲眼目睹了美国民众民意逐渐向法国倾斜。在此我将以哥伦比亚校长巴特勒（BUELER）为例：在战争初期，他非常支持德国，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随着事态的发展，真相渐渐变得无比清晰，如今他已经开始坦率地表达对法国的同情了。三个月后我回去时，他对我的态度比之前热情得多。
我演讲的结尾，经常有年轻人冲到我面前对我说：“我们是德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与您握手。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做任何解释。”——我很清楚，他们那是表示对德国在各地暴行的愤慨。我在艺术学校甚至会受到学习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年轻人们交给我的五百多人的签名，用来抗议德军的暴行。
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持续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学者们为否定一切显而易见的事实，签订了那份臭名昭着的宣言；教授们向中立公民鼓吹，征服并进一步治理那些小国是德国的目标；电报、小册子、宣传品全都是夸张与谎言，试图愚弄全世界，德国首相更是编造出十分无耻的理由，为自己的“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的言论进行辩护。
在上面的这些活动中，德国人很少有所收获。他们最大的成果也只不过是驱使土耳其对他的协约国开战，但那太简单了，因为对待土耳其政府只需亮出金钱和权威——这两样东西对土耳其统治者同样都很有效。现在人们都普遍认为，如果协约国在1941年12月初被允许一切利益，土耳其将会保持中立，协约国的舰队也不会被阻止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只要用几百万，就足以保证土耳其不会再制造任何的麻烦。
德国不仅仅在有关心理的问题上很少获得成功，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会犯错，这证明了冯布罗关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言论。这种无能也来自于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心理的不了解，因为德国人总喜欢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任何人。
下面的段落是摘自德国的一份报纸，1951年3月29日的《泰晤士报》也进行了转载，其中也表明，德国人自己曾承认犯下了许多心理学错误：
我们这么多的计算都错了！我们原以为整个印度都会在欧洲第一声枪响时群起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但是看看，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却和英国人一起与我们斗争。我们以为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会分崩离析，但这些殖民地却与英国空前地保持一致。我们期望南非针对英国的起义获得成功，却只看到了惨败。我们期望爱尔兰发生骚乱，但爱尔兰却把一些最好的部队派来对抗我们。我们原以为主和派将在英国占据绝对上风，但是英国全民都狂热地支持对德开战，包括那些主和派。我们认为英国已经堕落了，不可能认真地涉入战争，但英国却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法国和俄国也同样如此。我们认为法国已经堕落，早已失去全民团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法国也是强大的对手。我们认为俄国将不会有所举动，因为俄国人对政府深深失望，不可能愿意为政府出战。因此，我们指望着俄国迅速崩溃。但是俄国的动作非常迅速，并成功地动员数百万臣民，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些诱使我们犯下以上所有错误和误解的人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对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印象深刻。一个意大利学者帕累托在1915年3月1日接受《科学评论》采访时指出：
由于奥地利的残暴和德奥想将意大利置于其附属地位，意大利与同盟国的关系已经疏远。
在另一方面，德法之间不可能形成同盟或持久和平，因为德国不仅占据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对其居民进行了残酷迫害，通过不断动作想要抢夺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过于激进，未有足够耐心去采取渗透与瓦解手段。如果再等待一段时间，英法两国国内的反战派或许会占据上风。
……英国和古代罗马一样，能够获得所占领国家人民的友谊，或将其完全囊括于势力范围之内。这便是罗马能够成功抵抗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也是英国在当前保持凝聚力的原因。但是德国却不具备这种统治艺术，看看今天德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洛林、波兰……
4.俄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俄国人与德国或法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远见是完全不同的。那并非缺乏远见的，是源自俄国统治者神秘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心理学错误。在俄国加利西亚等地区这些错误非常不受欢迎：当这些地方被俄国征服时，由于宗教原因这些新臣民受到迫害，忘记了宗教信仰其实是一国最神圣的财富，武力手段永远都无法剥夺。对于俄国在加利西亚疯狂打压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没有具体资料证实，只能从一些国外报纸中取得，当时那大部分是客观的，因为他们都偏向于俄国。以下这段摘自1915年2月16日的《日内瓦日报》：
“根据1914年9月30日发布的法令，所有关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语书籍，甚至包括祷告手册都将被警察收缴并销毁。假如有不遵守者，将被判处3个月监禁或罚款3000卢布。并且禁止使用一切乌克兰语的通信，包括私人信件在内。邮局、铁路等在奥地利管辖的两万名加利西亚员工统统失业，一下子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尽管俄国人不懂当地方言，这些空缺也全部由他们来填补。”
乌克兰议会代表主席在1915年4月28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加利西亚被俄国入侵这件事一举破坏了我们多年的努力，乌克兰语不仅禁止在官方使用，同时在学校和教堂内也不能使用。所有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报纸都受到镇压，图书馆被毁坏，俄国也运走了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解散了所有乌克兰社团，还有数百名重要人士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在两百年前所有的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加入“乌克兰的国教东仪天主教（在战前几乎没有人信仰东正教），如今却受尽各种镇压。被流放至俄国内陆的库尔斯克的教区总主教，还有许多教士被驱逐出境，在惊恐和饥饿中的教徒们被迫皈依东正教。开始将天主教堂改造成东正教堂的俄国人声称‘它们在两三百年前就是东正教的，现在理应回归东正教。’”
俄国的一家报纸报道，一位委员已经被教廷枢机议会认命，来监督俄国人在东加利西亚的宗教生活。沙皇的一份宣言也称：
“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和波兰人在经历一个世纪的统治后，终于回到了俄国神圣母亲的怀抱。”
因此，在俄国撤出受着残酷镇压的加利西亚人的国家时，加利西亚人是如此的欣喜若狂。
《一个法国人在德国的日记》在1915年的《巴黎评论》上发表，其中讲道：
“引起波兰人怀疑的唯一原因是俄国的迫害，这导致他们进一步地向德国和奥地利靠近。”
另一位该时刊的通讯员也在同年3月23日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到俄国严酷手段对波兰人情感的影响：
“就我所看到的波兰人非常消沉……他们中有人跟我说：‘看看人民的所有自由是如何被俄国在东加利西亚的总督剥夺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怀念奥地利的统治，包括那些原本非常想要成为俄国人的罗塞尼亚人。无可厚非，这让人丧气。此外，德裔俄国人在新政府中占了一半成员，沙俄内阁还掌控在一群前普鲁士密党手里。他们在1905年曾违背过沙皇的诺言，如今还会再次这么做的。’
“……甚至在华沙也有许多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禁令刚刚发到学校，迫害还将继续。任何有关沙俄王储的事报纸甚至都不被允许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