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是德国对自身“上帝所赋予的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超自然力、热爱神秘、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尽管心理误判和情感力量使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他认为：“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神秘主义。”德国的神秘主义已经有一些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过上帝的精心挑选，注定以后将要统治整个欧洲。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希特（Lamprecht）的推崇，这一套信仰似乎已经得到证实——在德国工业的军事扩张和惊人发展。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鼓励人民群众相信上帝选了德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德国人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且全力追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就如同受到催眠一样。
在当代德国神秘主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无论学术领袖还是政治家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中。勒庞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非常愤恨于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为德国的暴行找借口的错误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扞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正当化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为何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能够全然不顾事实，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力争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也在激烈进行。布莱斯委员在英国议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过程如此可怕，甚至导致一部分读者认为其是否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通过重新研究这些事实，终于找出一切原因和证据，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得到了证明，关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的。德军的士兵们因为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这是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的。所以，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才杀死了许多乡村牧师和村民的，而是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上面的这些分析是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从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法国学者们因为受到《93宣言》的刺激为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而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并极力证明：那些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虽然可怕，但却是真实的。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15年，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这些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在之后又发表了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的宣传册《德国人之暴行》。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是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所反映的。德国学者对于这些证据坚称德军未犯任何暴行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勒庞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就此而言，勒庞希望基于非本土的资料来源建立论据的可信度和公正性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在整本书中，勒庞便以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将很大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此外，关于德军行为是否暴行的争论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此次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勒庞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来说明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性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是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尽管任何国家中，“种族天性”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最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尽管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
勒庞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这个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虽然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也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合而成的。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的行为深深地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所以在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这仅仅是伪装并不能隐藏一些民族的野蛮本性，这些本性会随着约束的小事而重现。”勒庞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因为他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
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让人更加惊讶于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嘲笑过去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经历过1871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1914年8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年头中，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来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以此来鼓励生育者们，他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一国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从而成为了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
关于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勒庞本人是非常关心的。虽然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这一主张他并不赞同，但是和很多保守派评论家相同，他也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弱。1895年，他曾写道：“我们无望地看到，当今这代人所受教育的结果——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由学校培养出，未来法国衰落的道路已经铺就。”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于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又该怎么解释呢？
就这问题而言，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勒庞给予了解释。在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为什么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响应号召参战？就此，他引用了《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原理：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