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嵇康看来，“自然”是宇宙原本的状态，是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没有矛盾和冲突。而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本也是无利害矛盾的和谐整体。在他看来，是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之态，当时的礼教崇尚“孝”道，一些父母去世后的烦琐礼仪，诸如三年服丧、三年寡欢、三年素食，甚至是三年守墓，这让活着与死了的都长期遭罪，在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肆虚假着。所以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嵇康所处的时代，被后世学者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嵇康反对现实名教的异化，追求超越于普通“名教”之上的更高目标，超越儒家，归于道家，崇尚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肉体的长生。嵇康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很明确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听从自己内心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唤，他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自己的乐论与养生论，他的作品也深刻表现出魏晋一代士人人性的觉醒和对自由的渴望与不懈追求。在魏晋的隐逸文学、游仙诗与山水诗里，我们都能看到嵇康以“自然”为核心的艺术观。嵇康是诗化庄子的第一人，他把玄学的命题转化成时代的审美思维，形成了一代清峻、幽远的玄学风貌——嵇康风貌。
少年奇才王弼
王弼，字辅嗣，生于魏黄初七年，卒于魏正始十年，年仅24岁，虽然王弼的人生过于短暂，可是他却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王弼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受到知识的熏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祖辈们研究古文经学，还兼治《老子》。因此，王弼受其影响，也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还包容了老子学说。
少年王弼不但自幼学习，研习儒道，常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思想敏锐且深刻，能说会道，知识丰富；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他自十多岁起，便特别喜欢老庄学说。因此，他时常游乐于山水间，从中增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大自然的美、现实的复杂和残酷、老庄的思想、儒家的学说，在少年王弼的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应，认识现象、探究问题、寻求根本，让年少的他很快便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且深刻的问题。
未满20岁的王弼，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一日，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一见到王弼，就将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提了出来，是有关无和有、道和儒、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而王弼的回答是既明确又简洁，说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为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这个回答，不仅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还妥善地摆正了孔子和老子的地位，将儒道融为一体。此后，又得到了吏部尚书赏识，并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更有意提拔他为黄门侍郎，可最后只补上一个台郎的职位。做官并非王弼的长处，他不擅做官之道，最后将台郎之位也弄丢了。魏正始十年，仅24岁的王弼因时疫被夺走了生命。一代少年奇才、一颗智慧之星就此陨落了。
虽然王弼已死，可是他在有限的时间里，撰写了许多着作。包括：《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所创立的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哲学、经学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范缜反佛
范缜，南朝齐梁时期的思想家。他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着有《神灭论》，宣扬“形神相即”的无神论思想，认为“形质神用”，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佛教空前盛行，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针对这一情况，地主阶级内部就有人进行过反佛斗争，但是在理论方面给佛学致命打击的却是范缜。
范缜反对佛学的斗争，开始于抨击因果报应论。他继承了东汉王充的天道自然论，并且做了进一步发展，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论的偶然论学说，在同萧子良的论辩过程中，用它坚决地驳斥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打败了论敌。
神不灭论作为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理论基石，它的观点是形神相异，形神相离，形神非一。范缜在《神灭论》里，继承了自己之前的反佛教的无神论的传统，克服了将神看成是某种特殊物质的缺陷，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观点，而且用刀刃与锋利的比喻，通过刀的锋利对刃的依赖关系，说明神又属于一种特殊物质，神对形有着依赖关系，进而将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提到一个新水平。范缜的反佛，将中国古代无神论者反对佛教有神论的斗争推向了新高峰，有着重要意义。
慧能大师为什么成为禅宗六祖
慧能大师，唐代的一名高僧，唐宪宗追谥大鉴禅师。生于岭南新州，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陈寅恪曾称赞慧能：“特指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烦锁章句之学，推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慧能自幼生活艰苦，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有一天送柴途中偶然听闻禅宗五祖的消息，决定去拜见禅宗五祖弘忍，被禅宗五祖收为弟子，一直砍柴踏舂米碓。当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钵，于是召唤所有的徒众，让他们各自观照自己的智慧，看清本心，然后做一首偈颂。如果能悟得大意，将会把衣钵传付给他，作为第六代的祖师。徒众听完吩咐退下，都认为大弟子神秀必定会得到祖位，所以都打消了做偈颂的念头。神秀做完偈颂后，将偈颂写在了南墙上。偈颂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第二天，五祖看到后，认为神秀尚未见性，不能觅得无上菩提。过了几天，不识字的慧能请人帮他在墙上也写下一首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治，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第二天，禅宗五祖当着慧能的面，用锡杖敲击石碓三下，长叹了一口气，然后离开了。慧能立刻就明白五祖的心意，在深夜三更时分来到禅宗五祖的禅房，禅宗五祖用袈裟遮围住，不让其他人知道，为慧能讲解《金刚经》，讲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豁然大悟，明白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禅宗五祖知道慧能已经开悟，见到自性，因此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了慧能，继承东山法门，成为了禅宗第六祖，称为禅宗六祖。而慧能为了防止神秀对他的嫉妒和扑杀，逃到广东躲藏了多年，最终在南方建立禅宗正宗，而神秀在北方建立了禅宗门派，南北禅宗从此分立。
爱莲君子——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北宋五子之一，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理学家，学界所公认的理学鼻祖，被称作“周子”。周敦颐虽然生前官位不高，可是所到之地，深孚众望，颇有政绩。黄庭坚曾这样评价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由此能够看出，周敦颐的对世态度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他的这种品格无可质疑。
周敦颐之所以独爱莲，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莲本身带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清新脱俗且大度圣洁之美。可是究其实质，是因为周敦颐和佛教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思想渊源，而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之一。周敦颐所生活的时期，禅学盛行，深深地影响了这代文人的文风与思想，他常常和苏轼、黄庭坚等人一同参禅问道，并乐此不疲。众所周知，莲和佛教的关系密切，佛界中有“莲”即是“佛”的说法，比如佛教把佛座称之为“莲台”，把庙宇称为“莲刹”等。
由于周敦颐也是著名理学家之一，因此他爱莲是受到儒释两家共同的影响，体现了对社会污浊面的积极面对，也体现了佛教“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在佛教影响之下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所以更带有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劲和勇敢。在周敦颐的心中，莲才属于真正的儒者，真正的仁者、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勇者。
着书不如抄书
明末清初的遗民顾炎武作为一位大学者，一生中撰写了许多着作，但他却立下一个著名的家训，即“着书不如抄书”。这与孔子当年所说的“述而不作”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同样的思想。
孔子的“述而不作”不是真的不作，而是将“作”寓于“述”当中。孔子在春秋末年删定六经，将自己的思想和学问全都灌输于六经之中。而《论语》虽然是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但其中也有很多孔子的“述”，编成《论语》之后，也就成了“作”。
然而学术有源流，孔子所删定的六经多是前代圣贤之作，即便《春秋》为孔子作品，但也是文字简洁的历史记录，与后人的巨幅着述相较甚远。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删定六经，只是将儒家思想精髓通过经典述出来，并不是原始的“作”，孔子是周王朝礼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将以往的儒家思想整合归纳，成为系统的儒家思想的阐述者。
正是因为孔子认识到自己并非儒家经典的始创人，所以不惮于坦言“述而不作”，而顾炎武也是如此，他在前人学者的思想基础上做学问，不怕别人说他是抄书。顾炎武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经据典，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抄书，但他抄书是高水平的抄书，是将古书抄成一部独立的着作，而不是鸡零狗碎的杂烩。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就是两部抄书而得的典范。
顽童哲学家金岳霖
金岳霖，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与逻辑学家。他有一种天生的逻辑感。中国有句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便感觉此谚语存在问题，原因是假如将这两句话当成前提，那么得出的结论应是“朋友如粪土”。这恰好和此谚语的原意相反。
由于长期从事哲学研究与哲学思考，令金岳霖的言行举止带有了一种哲学味。在学术方面，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拥有自己完整学术体系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他的《知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创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他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家。金岳霖不仅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还培养了很多哲学大家，桃李满天下。就是这样一位成就不凡的学术大师，在生活里却犹如天真浪漫的孩童，既洒脱飘逸，又饱含人生激情。他喜爱养犬斗鸡，而且安之若素地看着斗鸡啄食餐桌上的菜肴，和鸡平等进餐。他爱好斗蛐蛐，在他看来，斗蛐蛐需要高超的技术、艺术与科学，他家的屋角摆放着很多蛐蛐缸。他还喜欢上有盘龙图案、下有海水图案的清朝花衣，他对绸缎很有研究，曾建议国家恢复宁绸的生产。
所以，金岳霖在熟人眼中的一致印象是：他是个孩子气非常重的人，是一位顽童哲学家。
朱光潜遭遇“朱光潸”
朱光潜，中国著名的美学家。曾在留学欧洲期间，以书信形式，为开明书店的《一般》与之后的《中学生》杂志撰稿。后来，这些稿件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风靡一时，成为那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没过多久的1936年初，他又撰写出一部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之时，在其封面注上了“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的字样。出版后，广受欢迎。
但是，不久之后，上海书摊上却出现了一本署名“朱光潸”，题为“致青年”的书。书名相近，姓名难辨不说，此书竟然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同朱光潜的着作副题只差一字“第”，至于书的封面设计、书名的字形和位置，还有一些直线中间嵌入的星星都是一样的，因此，朱光潜在收到朋友寄来的书时，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在看清之后，朱光潜居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与这位差不多和自己同名的人谈起心来。首先，他希望得到朱光潸的原谅，说自己误把此书看成是自己的了。接下来说道：“光潸先生，我并不认识你，可是你的面貌、言行、姿态以及性格等，为了以上所讲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发了我非常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却给你写信，貌似有点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读者。假如这个资格不够，那么只能怪你姓朱名光潸，并且写了《给青年的十三封信》！”然后，朱光潜又把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稍作回溯。认为那时“稚气和愚”，因坦坦白白流露，才获得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在意思是告诉那位“朱光潸”，做人要“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否则即便一时得逞，也难免以后不被人拆穿，落下个不道德之名。还有，这封信的落款“差不多与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也很有意思。
当然，这封信是无法寄给那位似有似无、不真不假的“朱光潸”的，所以，最后只能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了。而“朱光潸“的《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不仅在印行，还四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