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确定的皆是否定
这句话出自于荷兰著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之口。从字面上看，斯宾诺莎是从一种限制说起，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如果给它确定了某种具体形状，那么它就不能具有这个形状之外的其他形状，因此这种形状对于这个东西来说就是一种限制，限制它具有其他的多种多样的形状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种事物来说，这种限制就是一种否定。斯宾诺莎说：“规定给予事物，不是就事物的存在而言，而是正相反，规定是事物的不存在。”由此斯宾诺莎得出“一切确定皆是否定”的结论。
这种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它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任何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事物一方面的确定，就意味着它另一方的否定。这就好比人类的性别一样，一个人出生时确定为女性，那么男性就是她的否定。确实“确定”和“否定”在常人的思维之中是一组反义词，但是如果放在哲学的领域之中，运用辩证法和运动的思维方式这两个词就可以相互转化。确定的事物只存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特定的环境之中。世事无绝对，即使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也在另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就变得相反了，就是错误的了。
哲学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确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一切认知中确定的事物，都有可能在绝对运动过程之中向着它的否定方向发展。正确的可以变成错误的，真理可以变成谬论。“一切确定的皆是否定”被黑格尔称为“伟大的命题”，恩格斯也曾经高度评价过这句话，他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因此，人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确定即否定”的思想的提出，是运动和发展观念的体现。
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自己
“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自己”这句话出自于丹麦著名宗教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他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人，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自己”，集中地体现他所提倡的存在主义的内涵。
所谓的存在主义，就是强调哲学家应探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全新的理念是与之前的理性主义相对的。反对专门讲理性的东西，用更加人性的、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感知来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的存在，来代替纯思维的、理性的和逻辑的研究。因此，索伦·克尔凯郭尔用自己的“孤独”“例外”的感受，创造出他所认同的，能体现他所关心的哲学，也就是存在主义。
索伦认为，“在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另一个人可以是助产士，但是分娩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事情。”理性主义的作用如同人们手中的工具，工具发展得再先进，再实用，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一个死物，最后价值的实现还是要靠人们自己。人们总是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自己本身。如果人们自己忘记了自己内心，忘记自己的所需，那么给他世上最先进的“工具”，他也无法造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人生是只能够经由自身的喜怒哀乐才能体验得出，理性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对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做出评判，并不能代替人们自己做出选择。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语言、逻辑和理性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整地揭示出人性。
在一个充满客观物质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就迷失了自己。理性主义对种种行为规范，使人们渐渐失去自己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失去了自己做出决定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从而也忘记了自己对整个事件发生的责任，取消了人们在伦理上与整个世界取得平等地位的机会。用纯粹的理性主义哲学来控制人类，是对人类地位的威胁以及对人性尊严的蔑视。
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自己，很容易就会陷入宿命论与怀疑论之中。索伦·克尔凯郭尔终生反对怀疑论，也反对宿命论的超然旁观。人生中一定会产生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对事实规则的不解，更多的人在处于这种情况时，会选择“忘记”，将自己融入社会的既定的规范里面，承认其存在，但是不深究不解决，用宿命来对其定义，然后将其抛之脑后，随后获得短期的豁然，以为自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果世上的每个人都这样寻求自我安慰之道，不向内心问道。那么随着更多问题的累积最终就会失去所谓的“理性通法”，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混沌之中。所以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自己，但是最不能忘记的也是自己。
政治无道德
“政治无道德”是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名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规则中无善恶对错，有的只是野心、阴谋、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而历史一向是野心家继而是胜利者来改写的。为了认出那些陷阱，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同时又是一头狮子，要能应付对于豺狼的恐惧。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西方第一次提出“政治无道德”，让他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利以非常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
马基雅维利提出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流动着两种血脉：一种是要求人们维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行事要合乎规范；另一种则要求凡事以利益为先，在现实的各种限制下行使权益。马基雅维利毫不留情地打碎当时人们的梦想，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能力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自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此而分为两类：一类人充满热情的追求理想，一类人苦苦思索，想要探索现实世界的来龙去脉。
马基雅维利指出，统治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一个“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该表现出爱民如子与仁慈宽厚的样子。而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做，最后还可以嫁祸于人，找到替罪羊，以避免让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则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私行恩惠。如果要给人恩惠就要一点点地来，让他们有盼望；但给人打击就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作为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的样子，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应当了如指掌，随时能够操纵他，并且自由动用杀伐大权。
政治家面对他的臣民，是否该守信义或者应该讲真话，关键在于怎样做对他有利。君主不仅要善于骗人，而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这种蒙蔽视听、谎话连篇、口是心非的本领，可以说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
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政治的唯一目的以及动机就是利益，因此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都势必和利益有关。从这个方面来说，马基雅维利的“独裁”与“民主”名虽相异，实则为一。独裁固然容易导致暴政，但是多数人的暴政却披着民主的外衣，才是更加可怕。这无关道德，这就是政治的本来面目。民主的优越，不是因为它合乎理想，而是因为它危害的可能性最小。
《君主论》是一种完全脱离了伦理道德来独立研究权术，所倡导的价值观有可能使君主不顾一切地撕破人类道貌岸然的外衣，向人们揭示出人类心灵深处最卑鄙、最奸诈、最肮脏以及最残忍的一面。君主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可以奸诈、残忍甚至背信弃义，而最终往往被人奉为英明伟大的领袖。因为政治无道德，以个人道德来约束君主和政治家，将会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社会学认为，权力是一种能力，表现为支配力和影响力；心理学认为，权力是人们在行动和互相作用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动机；经济学认为，资源有稀缺性，权力也不例外；政治学认为，某类主体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影响和制约其他主体的价值观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就是权力。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拥有权力的人往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从而影响利益格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权力就是资源，资源就是利益；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资源，拥有资源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利益。
权力是由人来行使的，要想了解权力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就要分析人性的善恶。人性善恶的问题是世界哲学史的一个重大命题，西方哲学家往往秉承“性恶论”。“性恶论”是源自宗教上的“原罪”论，它提出每个人生来就带有“原罪”，由众多“有罪的恶人”组成的政府一定不会是好政府。因此只有用权力来限制住权力，用强权来对付强权，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
任何事物与现象都有它们发展的源头和本质属性。那么，权力究竟源自何方，又有何本质属性呢？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权力代表着责任，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尽管如此，权力从诞生开始就具有了腐败的潜质。权力能令拥有它的人滋生无尽的欲望、迷失自己的本性。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肯休止。由此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腐败的基因和滥用的倾向。因此，权力必须加以限制。
阿克顿所处的19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在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时期。封建地主阶级被工业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垄断了国家政权，导致权力滥用，腐败滋生，使国家社会生活陷入混乱。腐败的政治必然引发独裁和专制，而专制则是民主政治的敌人，也是社会愚昧倒退的标志。因此，当资产阶级获得绝对的权力，必定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而产生独裁专制，反过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资产阶级自身的灭亡。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出自《易经·系辞》，通常的理解是：“大道于无形，故曰形而上；器用之物当有形，是曰形而下。”“形而上”也作“自上而下”，常用来表述从抽象到具体的、以论辩方式为主的研究思路。“形而下”也称“自下而上”，常用来比喻从具体到抽象的、以举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思路。
“形”的深层意义就是“成”或是“化”，“形”并非指事物自身的变易，而是指人对事物的观点、方法及行为，它的主体便是人的理性。因此，“形”的本义即中国古代理性的体现，“形”便是广义的阐释，而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精粹的学术理性的概括。
“道”的意义则是多样的，把它统一起来便是古代所宣扬的“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而《易经》中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三才之道”的合一。且中国古典哲学谈“天人合一”是先讲统一而后再讲对立，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正是对此的概括。
《易经》上言：“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人的心性，本有真常，且无生无灭，因而此处生两仪生四象中的“生”字，是出现的意思，也有分辨的意思。两仪四象八卦，皆因太极分辨阴阳，而相继生出其形相。这些形相虽出于太极，但实与太极不能两相分离，这便是道器不相离之义。道器虽未相离，但“道”属形而上者，无生无灭者；器乃形而下者，生灭无常者。因而不能说，道即是器，器即是道，这便是道与器相互依附之意。犹如海水起浪，水与浪不曾相离，但是浪起灭无常，水性持平如故，因而水与浪又未尝相即。其中所传达出的人生哲理，即抛开这外在的“器”，通过修“道”而成德。
人生于当世，从宇宙界的角度来说，就人类所能认识与了解的角度来区别这个世界的万物，那最简单明了的归类方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划分为两类世界。一类是存于无形的，不易被人知道被人认识的“道”的世界；一类便是存于有形的，容易被人发现被人认识的“物如器”即“形”的世界。比如老子就是用有与无两种状态，间接直接地把这个世界分为“道”（无）的世界与“物”（有）的世界。当然我们如此体味老子无与有的哲学知识，也只是就此处示意浅层次的谈论。人存于此世界，除非真正能够了然生命、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否则也难能够完全脱去其有形的“物如器”的存在属性，即是《易经》所言“器”的属性。因而孟子云“人异于禽兽者几稀”是其故。所以，在中国儒家有修道之教、修道之德，学者们极力主张人类必须通过内省进而能够反思，求诸己而修养成德，明仁识命且能不持有“物如器”的狭隘的生命观。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此言出自《庄子·知北游》，原句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是庄子关于人生短暂的比喻。意思是说：人生匆匆，如一匹白马跨过地面上的一个小缝一样，只是瞬间，极为短暂。庄子是通过这句话向我们传达他的思想：人生短暂，因而更应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做到真正的“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