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的低调，与一度侧重发展航天工业的历史有关，与航空工业在军事上的机密性质有关，也与人们的直觉有关——看得见的飞机，比起看不见的飞船，少了神秘。
如今，经过重新认识和战略调整，航空与航天早已并驾齐驱，在大气层内外各司其职。但我们对航空的了解依旧停留在表层：知道机翼的重要，却不知道飞机里包着的“心脏”更关键。
航空发动机——飞机的“心脏”，让吴大观耗尽了一生心血。“发动机太难了！”临终前，他长长叹息。
航空发动机到底有多难？我们可以把它和航天发动机进行最直观的比较：前者必须灵活帮助飞机起降、变速、翻转，后者的运转状态则相对单一；前者必须反复使用且性能稳定，后者基本上执行一次性任务。从这两点来看，航空发动机比航天发动机更难。一款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年。
其中的艰辛，唯有航空人才能历数。目前，能独立研制军用航空发动机的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发动机技术是绝密，是暗中的较劲，是保家卫国的底气。为了让底气足一些，再足一些，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以苦行僧般的执著，投身于这一孤独而神圣的事业。
吴大观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支辛劳队伍中的其中一帧背影：20世纪60年代，他因为高强度工作而导致视网膜脱落；70年代，他同时担任沈阳410厂和606所要职，两头奔忙，突发心脏病，连打9个月的丹参酮才调理过来；1979年，他主持试制的斯贝发动机在英国进行150小时的持续定型试车，英国专家两班倒，他发着39℃高烧，一人顶两班，昏倒在车间；2006年春天，他90岁，200米的上班路由保姆搀扶也得歇上4次，他不得不宣布以后在家里办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与其说凭借的是毅力，不如说是价值观使然，他说：“紧张工作是最大幸福，攻关胜利是最大快乐。”
可那一帧背影，却也与众不同：不仅埋头拉车，而且抬头看路。那是实干家的背影，也是战略家的背影。
作为学科带头人，吴大观拥有众多让人羡慕的特质：深厚的学术功底、娴熟的外语、国外留学考察的经历、敢想敢闯的魄力、判断学术方向的眼光、务实严谨的科研态度、善于吸收善于推新的创造力……这使得他在新中国航空动力研制队伍刚刚组建、有热情但没有经验、想往前冲但方向不甚明晰的时候，能够登高望远，屡屡发出在当时听来振聋发聩的声音：“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必须建设试验基地。”“科技档案、科技信息和科技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粮食，必须要加强知识管理。”“发动机研制必须‘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靠仿制没有出路。”……在随后的实践中，这些声音被证明是真知灼见。
如今，那一帧背影渐行渐远，融入天边的云彩。而在历史的天空里，他早已被定格成展翅翱翔的领头雁，带领新中国的航空动力事业飞过艰难、完成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育人不倦铺路不怠
共和国为吴大观骄傲；吴大观为他的学生骄傲。
他自谦“智力平平”，但是，“带学生还是可以的”。早年跟着他在沈阳、西安打拼的“孩子们”都很争气，已成长为航空动力人才队伍的中流砥柱。
2003年9月，以“请老师诊断斯贝发动机故障”的名义，学生们将吴大观邀至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你们比我强，还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出山？我知道你们想我了，我也想你们。”吴大观和学生们其乐融融。
这次出行，以及次年出行沈阳，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前些年，他在某次出差途中病倒了，他是航空航天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为了不让这个“国宝”有一丁点儿闪失，部里立即为他制订了特殊的“出差条例”：要到外地去，必须提前申请，确保万无一失才能放行。他87岁去西安、88岁去沈阳，都是经过特批的。
他心里清楚，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机会——以一个航空战线老兵的身份，对那片曾经奋战的热土作最庄重的巡礼，对魂牵梦绕的科研前线作最不舍的挥别，对年轻时的梦想作百感交集的重温。
他看到了他在沈阳606所工作笔记本扉页写下的“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他看到了陈列室里一排排见证了每一步跨越的发动机实物模型；他看到了装着“中国心”的“飞豹”战机在西安阎良飞机城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忍不住流泪。那是喜悦的泪、激动的泪，冲刷了当年流亡生涯的所有耻辱、悲凉和无助。他拉起学生的手，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对他们，他有舐犊之情，更有敬意和谢意，正是他们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才华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冲劲，为祖国实现了强军的梦想。
在这项前赴后继、类似“长跑接力”的事业中，吴大观传好了“接力棒”。
他对学生极其严格：沈阳工作期间，晚上在家里开办英语班，组织员工学习；西安工作期间，他把国外的技术资料让大家分头“消化”并突击抽查，设计员周芹生当年就领到厚厚一叠资料，为了“消化”它们，他一个月用坏10支蘸水笔；吴大观最看不惯偷懒的行为，一旦发现，不管你是小年轻还是老资格，他一律狠狠指责，把“偷懒”定义为“对人民的犯罪”；他还规定，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同志都必须书面汇报出差心得，否则不给报销差旅费。
当时，确有一部分人叫苦不迭。但就像“棍棒出孝子”一样，经过淬炼的学生们最后对他都心存感佩——因为他没有私心，只怕年轻人成长不起来、超不过他；因为他充满人情味，学生每出一点成绩，他就买来烟酒糖果，学生每遇到麻烦事，不管分内分外他都张罗；因为他对自己更苛刻，我曾来到西航公司资料室，想要翻找过去的那些资料，问：“哪一卷有吴老的批语？”答：“随便哪一卷都有。”
吴大观1982年回京担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之后退居二线，但他对年轻人的关照并没有随之“退居二线”，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制订发动机研制通用规范，使航空动力发展有章可循；他到北航考评研究生论文，参与选拔好苗子；1985年底，由他领衔的9位发动机专家联名呈送《关于加速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建议书》，小平同志批阅通过，自主研制“太行”发动机的计划得以立项……
2004年，吴大观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他依旧拄着拐杖去办公室上班。隔壁是他的两位院士学生——顾诵芬和刘大响，师生们经常唠唠嗑，他总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发动机研制的新动向，一有好消息，他就会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
如今，恩师已去，师恩常留。想念得厉害，顾诵芬便会来到老师的办公室，静静坐在那张已经空着的办公椅的对面。他说：“我总习惯拨耳听听楼道里的动静，真想再听一遍远远传来、越传越近的《毕业歌》，一边哼一边用拐杖打着拍子——那是老师上班来了。”
信仰不移学习不厌
“乌鸦洞”归属国民党，大学毕业之后在那里工作的吴大观顺理成章当了国民党军官；1948年，他来到解放区，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刚开始采访吴大观先进事迹的时候，很多记者问到了转变的动因，吴大观的老伴华国告诉我们：“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了，欺负老百姓。”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豁然开朗——吴大观从来都不是“家丁”、“仆人”，更不是一个静观棋局的“执棋手”。他是“主人”，中国的“主人”，他要以主人翁的姿态，通过拥有的学识来改变脚下这块土地的命运，他的这一追求，和共产党人改写中国历史的使命是一致的。所以，当胡适鼓动他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时，他一口回绝：“我爱我的祖国，我要留下来。”
经常参加进步运动的他在地下党的秘密安排下来到解放区。聂荣臻用羊肉火锅招待他，“你要造发动机，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建国以后，共产党果真把资金交给了他，把队伍交给了他，让他放手去干。这是怎样的信任和期望！他心存感念，立下誓言：“祖国的航空事业、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献身！”
喷发1A发动机装配歼教1飞机试飞成功、“红旗”2号试车成功、涡扇6进入攻坚阶段……吴大观恨不得拥有三头六臂。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当他因左眼视网膜脱落而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竟被人带到了批斗台上。
那时，刚刚开始的“文革”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吴大观没能躲过这场浩劫。在那个精神错乱的年代，把他关进“牛棚”的理由很荒谬：眼睛里装着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家里的收音机能接听特务暗号；他每个月多交的100元党费，是特务活动经费。
“真是一派胡言！我们认定是有人捣乱，想离间我们和党的感情。”吴大观的夫人华国说起当年，提高了音调，“老吴的左眼彻底瞎了，但我们不寻死，党会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日子多么黯淡，心里却是明亮的。吴大观偷偷地在旧报纸上画好发动机图样，压在草垫子底下，盼着走出“牛棚”之后继续为党工作。
1971年，他终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牛棚”中的5年，足以发生太多的昨是今非，但最让吴大观欣慰的是：共产党依旧信任他，他依旧信仰党，专业知识依旧了然于胸，他依旧拥有知识分子最看重的书桌。这种历经患难始终不变的情意和穿透迷雾更加笃信的忠诚让他视若珍宝，感恩于心。
“他是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今天，当我们要去采撷这些感恩，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学生……谁都能不假思索讲出二三事：
——1963～2009年46年间，吴大观共交纳特殊党费21.1万元，包括按照遗言家属代交的最后一笔10万元党费；救灾、济贫、助学、捐款共计9.67万元。两项合计30.77万元，占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同事彭友梅说：“他总说自己贡献不大，但国家给他的待遇、荣誉很高。他认为把自己多下来的钱返还一部分给党、给人民是理所应当的。”
——2006年以后，行动不便的吴老开始在家里办公，每次支部大会，由保姆搀扶着参加。老支书陈一林忍不住说：“您可以请假，有什么精神我给您传达。”吴老生气了：“不参加支部会算什么党员！”陈一林说：“在吴老的心目中，党是最神圣的，他最听党的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几天咽不下饭，他老伴让我劝他吃几口，我就说：‘我以党支部的名义要求您吃饭。’吴老努力吃了几口……”
——数十年间，吴大观留下了56本学习笔记。每天早上7点钟，他就把吃早饭的小方桌收拾干净，摆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中国航空报》，晨光作伴好读书。学习使人坚定、明晰、智慧、快乐、豁达，令他日渐上瘾。华国怀念道：“他睡眠差，半夜老摇醒我，让我背‘八荣八耻’。”他在最后一本学习笔记中，谈到了病中学习的苦乐交织：1月29日，“身体不适，学习无力”；2月2日，“新到《求是》第三期，仍要坚持学习”；2月7日，“还有精力继续学习，心情舒畅”；2月8日，“温家宝总理2月2日在剑桥大学的报告，学习以后，我更加深爱我的祖国，深爱人民”；2月10日，“病发停”。但他真的停得下来吗？3月15日，去世的前3天，他还在医院的小餐桌前看《求是》。
从1949年宣誓入党，这是跨越了一个甲子的信仰，从没怀疑，从没停顿，哪怕是望到了生命的终点。我想起他在临终前的那句叮咛：“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生命如甲子轮回，那么，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也将追随。
给予不吝关爱不尽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悲惨世界》里的这句台词，是吴大观的座右铭。
让我们回望3月20日——吴老遗体告别的这一天，就足以见证他的多予少取。
这天，灵台设在航空中心医院。按照吴大观“后事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的嘱咐，华国是不愿意惊动大家的。无奈要来送别的人太多，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老太太才同意把灵台设在医院。花圈不算多，20多个，但每个花圈上都贴了七八条挽联。老太太说：“节俭一点，他会高兴。”
这天，吴大观安详地穿着一件半新的西装，不是他的，是女婿的。恐怕说出来谁都不信，一件20世纪60年代的蓝色中山装，竟一直是他这几十年来出席活动的正装。2009年1月底，一向不注重穿着的他突然要让女婿贡献一件西装，理由是“胖了，以前的衣服裹不住肚子了”。那个时候，家里人还没有谁意识到他已得绝症，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并早在之前的读书笔记中，就写下了“胃反酸、胃虚、失眠、四肢无力”。他穿上西装照照镜子，用轻松的口气说着隐语：“嗯，以后就穿着它了。”直到他住进医院且病情迅速恶化，女儿吴晓云哭了：“我太粗心了：他不是胖，而是肝腹水啊。”吴大观夫妇一辈子节俭，很多像中山装一样的旧东西都是舍不得扔的宝贝，比如，断了脚之后用砖头垫起、一坐一个坑的布沙发，撇了筋的大蒲扇，从沈阳带到西安又带回北京的火钳……女儿逗父母：“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但保姆知道吴爷爷不抠，她生病住院的7000多元费用就是吴爷爷掏的；科技委的工作人员知道吴老不抠，过年过节他们总收到吴老买的点心，连门卫都有份；医院的护工也知道吴老不抠，老人每次订餐，都坚持给护工订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