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永恒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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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报告篇(1)

吴大观:航空人的精神丰碑

中航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谭瑞松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谭瑞松,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吴大观同志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吴老出生于江苏镇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1944年被选送到美国研修航空发动机。1947年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做讲师。1948年,报国无门的吴老在党的召唤下参加了革命,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领导并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工作。从1957年负责组建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开始,在一线厂所奋斗了25年。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2004年离休。

吴老的一生,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他一生相信党、拥护党、热爱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即使在“文革”中含冤受屈也从未动摇。他一生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加强党性修养,撰写心得笔记,定期汇报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留下的56本学习笔记,字字刚劲饱满,篇篇厚重沉实,充满了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和无限信任。他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写道:“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洗雪国耻,才能救中国。”当他走出“牛棚”,有人质疑他的遭遇有悖于他回国的初衷时,他写道:“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这是我的荣耀,投奔共产党,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当航空工业发展遇到低潮时,他写道:“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国的航空工业!”

离开一线后,他仍不放松学习。即使90岁高龄,他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时事政治;坚持阅读《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努力掌握党的理论和政策,关心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去年12月12日,92岁高龄的吴老向组织递交了最后一份数千字的思想汇报,详细阐述了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思考。

为了表达对党的热爱,吴老连续46年交纳大额党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生交纳大额党费超过20万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作为国家二级专家,吴老的工资标准是273元。他十分不安,认为党给予他的太多,他为党做得太少,他多次打报告要求降低工资,一直未获批准。从1963年起,他自己决定每月多交100元党费,当时的100元是个大数字,支部其他同志的党费加起来也远不及他一人交得多。1972年,组织上补发了他因“文革”遭受迫害而停发的6000多元工资,他一次就拿出4000元交了党费。即使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早已不属于高收入阶层了,但他依然如故。而且从1994年起,每年又多交纳党费四五千元,从未间断。临终前他又郑重立下遗嘱,将俭朴积攒下的10万元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

他为什么几十年坚持交纳大额党费?在他给组织的思想汇报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自己的工资高,理应多交党费;改革开放前,是为了支持航空工业建设,满足国防急需;改革开放后,国家还有许多贫困人口,也应该多交党费;进入新世纪,国家长足发展,但仍然底子薄、科技落后,作为党员,还要继续艰苦奋斗……

他月月多交党费,是因为心中时刻有党;他年年多交党费,是因为胸中常怀祖国。他多交纳的何止是党费啊!这是一个大孝之子对母亲的珍爱,是一个拳拳赤子对祖国的真情!

吴老的一生,献身航空、报国有成。航空发动机是一种在高空、高温、高压、高速、非稳态等苛刻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并生成动能的机械装置,是人类历史上技术最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系统之一。航空工业被誉为工业领域的“皇冠”,而航空发动机则被公认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象征,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一生与航空发动机相伴相随,航空发动机构成了他生命的全部,甚至胜过了他的生命。

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屠杀了我们无数的同胞,他深深地感到,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国家就要落后挨打,于是他愤然改学航空专业,做出了航空报国的人生选择。大学毕业后,他义无反顾来到大山深处的航空发动机厂工作。抗战后期,他冒死飞越“驼峰航线”出国研修,学成后迅即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践行他航空报国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吴老把他对党最真切、最朴实的感情融入到祖国的航空事业中,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才华,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航空发动机。

1957年,国家决定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吴老主动请缨举家迁离北京,转战东北、西北、西南等地,投身到了航空发动机研制的第一线。那时的共和国还非常贫弱,吴老率领他的团队在残垣断壁处立块研究所的牌子就搞设计,在野兔出没处搭建个简易厂房就搞试制,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主持了共和国早期几乎所有航空发动机型号的研制,开创和奠定了这一事业的基础。

在他精力鼎盛之时,“文革”的迫害使他左眼完全失明,但在他的感受中,“文革”对他最大的打击不是屈辱,不是伤痛,而是停止了他的科研工作;恢复工作后,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鸣过冤、叫过屈,却时常为延误了航空事业而痛心疾首,从此他办公室的灯熄得更晚了,放大镜的倍数更大了,腰背也更驼了……

退居二线后,他每天仍照常上班,收集资料、分析研究、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在他的概念中,从来没有一线二线之分,甚至他在感叹时间的珍贵时,为了不留遗憾,更加痴迷地投入到他立志奉献终身的事业中,66岁后还发表专业论文60多篇……

他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在他的同事眼里,紧张的工作是他最大的幸福,攻关的胜利是他最大的快乐,研制出高性能的航空发动机是他最大的心愿。

为了钟爱的事业,他几乎穷尽一生,他在寂寞中开拓,在坚韧中前行,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多个“第一”:

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发动机专业研究队伍;

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他领导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第一个试验基地;

他主持研制的发动机,把新中国第一型国产歼教机送上了蓝天;

他主持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家军用标准……

他的贡献还在于,由于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坚持和操守,才开辟了中国航空工业今天崭新的局面,才拥有了今天这样一支以航空报国为己任的产业大军,才拥有了从建国之初的“一张白纸”到现在门类齐全、专业配套、具有创新能力的民族航空工业,实现了在赶超西方列强的拼搏中,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的历史跨越。

他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新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规划了高远的未来,根植了报国的信念,铸就了强国的灵魂——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燃尽生命为报国,铁血丹心铸航空。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装备了强劲“中国心”的战鹰,正雄视于祖国的蓝天白云之上;强大的军队,已经为共和国铸就了空中钢铁长城;四十万航空人,正秉承吴老的报国志向,阔步奋进在建设航空工业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贡献!

谢谢大家!

深切怀念我永远的导师——吴大观

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刘大响,是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1962年以来,我与吴老相处了近半个世纪,他的崇高思想和道德风范令人敬仰,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我今天能够为国家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一点贡献,能够成长为一名院士,与吴老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怀、指导和培养是分不开的。他是我一生中最敬仰、最亲近、最知心的导师!他的谆谆教诲和革命精神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永远指引着我不断前进。

1962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到沈阳606所工作。当时吴老担任技术副所长,他代表所领导和我谈话,安排我到总体室工作。谈话中,当他得知我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得不中断研究生的学习时,就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千万不要把身体搞垮了,航空发动机事业将来还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挑重担呢。如果有可能,争取安排你出去疗养一下。”

后来,所里果真安排我到大连小平岛军队疗养院疗养。经过1个多月的休息和治疗,困扰我多年的严重胃病得到了根治。在那个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对于一个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来说,出去“疗养”可是享受了“破格”的待遇。仅仅是第一次见面,吴老就记住了我这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并给予我莫大的关心。我心潮澎湃,仿佛遇到了自己的亲人。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对那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吴老就永久地进驻了我的心田,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吴老对青年一代技术人员的关爱。其实,吴老关心的何止是我一个人呢?

记得在606所建所初期,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粮食都是定量发放,少得可怜,副食供应严重不足。许多科技人员营养不良,发生浮肿。吴老对科研人员的生活十分牵挂。他和其他领导一起积极想办法,从黑龙江的部队搞了些黄豆,以补充大家的营养。因为这件事,很多同志称技术干部为“黄豆干部”。还有一次,所党委为了表达对科研人员的关心,专门搞了一个“尖子宴会”。吴老亲自点了32名技术骨干,用猪肉炖土豆等简单的四个菜来犒劳大家。这要是在现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让广大科技人员深切地感受到所领导对大家的关心。自那以后,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总是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投入到航空发动机事业的研制中。

吴老关心和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把育才举贤、培养人才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一生提携后人,桃李天下。他潜心研究国外发动机前沿技术资料,亲自翻译和编辑,提供给研发人员学习参考。他经常亲自为技术人员教授英语和业务知识。他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时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吴老一生,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物,许多人已成为发动机厂所的技术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有的已成长为“院士”。他对同志的关爱、对年轻人的提携、处处为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未来着想,让我由衷敬佩,一直教育和激励着我也要像他那样关心和支持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后来人”。

1965年初,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所里决定派一个四人小组到空军某师“蹲点”,帮助歼7飞机改装,由我担任组长。当时我还不到28岁,参加工作才刚满3年。得知所里的这个决定后,我坐卧不安,感到压力很大,担心完成不好任务。正在我顾虑重重时,吴老主动找到我说:“大响啊,这次所里派你带队去部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这次任务很重,但所里相信你们能干好。你们要虚心向部队同志学习,多了解他们对发动机的改进建议,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吴老的热情鼓励打消了我的顾虑,增强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

在部队7个月的工作中,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就想到了吴老的鼓励,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就想到了吴老的嘱托。在“蹲点”期间,我们与部队指战员一起摸爬滚打,并写出13份调研报告,全面汇报了我们的学习心得和部队对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建议。吴老看了这些调研报告后非常高兴,他夸奖我们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看来,这7个月的苦你们没有白吃。”并叫机关安排我在全所大会上作报告。于是,在1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报告。在部队锻炼的这7个月,培养了我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在实践中学习的良好作风,成为我几十年科研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