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显碧的病情恶化,癌细胞扩散,她又被送进了积水潭医院。开始她单位轮流来人与我一道照顾,后来她就只要我一人在她身旁了。其实她早就清楚自己的病情了,看我一直瞒着她,她也就装着自己被瞒住了,为的是不让我担心。她疼的时候从不哼一声,实在不行就找医生打一针,到最后一天都要打两三次。我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要去部里一趟,把要事办了后,立即回医院。晚上也在医院病房里睡觉,虽然在显碧病床旁边临时搭了一张床铺,但是基本上没有躺上去睡过,差不多都是坐在显碧的病床边。我想要多陪陪她,多看看她。如果实在太困了,就趴在病床的床沿儿打个盹儿。每天送、喂三顿饭,喂水、喂药,量血压,换、洗衣服,忙个不停。还要四处求医,想办法。虽然做了这一切,可我总觉得还是不够。我欠显碧的太多太多了,她跟着我从没有享过一天福,过过一天安稳日子。而显碧对我、对母亲、对三个孩子都太好太好了。对显碧的病,我们双方单位都做了多方的努力,但癌症毕竟是不治之症,终究是无力回天了。
1975年5月23日凌晨,显碧与世长辞。显碧年轻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留恋了,深爱的丈夫、可爱的孩子、慈祥的婆婆……哪一样她都不愿意丢下。但厄运降临,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她只想多看一眼丈夫坚毅的脸庞、孩子稚气的面孔,她要把他们烙印在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中。那一眼,那绝望却从容的一眼,那充满爱恋的一眼,我已经把它深深地定格在自己的眸子里、脑海中。我多么希望时间就停止在那一刻,就在显碧还没有离开的那一刻,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亲爱的妻子了。
四天后开追悼会,我和母亲及三个孩子,双方单位的同志一道来送显碧了。那时三个孩子最大的才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这一幕谁看了都会潸然泪下。
显碧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骨灰堂。除逢年过节,我和孩子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三年后存期满了,我干脆就把它放在身边。一是无钱买墓地,二是我也想多陪陪她。一直陪了12年,直到1990年,显碧的骨灰盒才正式安葬在居庸关公墓,总算有她自己的一块安身之处了。
显碧单位对孩子们非常照顾,负责抚恤最小的两个孩子直到长大独立生活,当时每人每月16元。这让我感恩莫及。之后的十多年里,抚恤费还不断增长,当涨到每月32元时,不管生活多么困难,我都每月省下10元钱把它存起来,到最后抚恤结束时,一共积攒了300多元,我把这些钱平均分给了三个孩子。我这样做只希望孩子记住,一是要感谢301所,二是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显碧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我出差在外,母亲收到了显碧娘家来的一封信。左等右等我都未回,由于母亲识字不多,又急于想知道信的内容,只好找邻居给她读一下。原来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显碧去世后,给我续弦的问题。他们考虑到三个孩子还小,怕受后妈的欺负,也考虑到我这个女婿对她家不错。所以建议我就娶显碧的亲妹妹显荣。显荣从江津一中初中毕业后到农村当了两年知青,后被招到江津某国营厂当电工,当时她20多岁,还没有对象,客观上是允许的。等我回到家时,要娶小姨子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我问母亲的意见,母亲欣然赞同,我也就同意了。
多年后,才知此事过程。一是显碧在临终前先后给她父母和妹妹写了一封信。二是江津油溪的叔父、叔母专程到江津与显碧的父母和妹妹商议此事,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这样做是最妥善的。对此,我十分感激。
但是大家在安排这件事情的时候,却忽略了我们两人分居北京与江津两地的现实。于是,我向组织说明情况。组织上对此事非常关心,对这一决定表示赞同。并告诉我组织上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争取早日把显荣调到北京。主管领导立即联系420厂,要求先把她从江津调到420厂。当时的工人是无法调动的,只有干部才能调动。工厂很重视,交张秀琴处长和黄祝华主任办理。工厂请示了四川省国防工办,国防工办李天明主任亲自批示,说我是发动机专家,理应照顾。由于张黄二位积极办理,于是,显荣很快调到了420厂,并安排在设计所试验科当电工。但要调到北京还是很困难,组织上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之间的对调,看看北京有没有人想回成都的。经过一番努力,组织终于找到了东城区主管工人对调的单位,寻求有对调意向的人,后来正好遇上有调回成都的,还是得益于张黄二位的帮助,此事就办成了。显荣被调到部第二招待所当电工。就这样我再婚的事解决了,之后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取名段津京。一家三代,子亲媳孝,欢乐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1975年年底,我们一家搬到三座桥胡同18号。此处属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在北海公园后门,什刹海西边,到恭亲王府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东面是郭沫若大院,南面是王稼祥大院。那时郭委员长还健在,10米一岗,警备森严。
院前可以看见两棵参天大树,夏天枝叶茂盛,几乎能挡住所有的阳光,为整个院子留下一片清凉。树下有两间小平房,据说是司机的住房,旁边是停车场。院子大门口有两个石头雕成的小狮子,朱红色的大门显得特别耀眼。院内有东厢、西厢、北厢房。北厢房有三大间,由三机部军管会办公室主任一家居住。旁边还有锅炉房,是供暖设备。东厢房有四间,有两家人居住。西厢房原是生产局一工程师居住的,由于部里给他调了新楼房,搬走了,组织就将这房子给我一家住了。西厢房一共36平方米,有三间半。院子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我就在自己门前种上菜、养兔子。
东厢房后面是花园,院中长满了花草,还有枣树、香椿树等。自来水、厕所是公用的。没有厨房,就靠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夏天在屋外做饭,冬天在屋里做饭,顺便用炉子取暖。墙是泥巴和小石头混合砌成的,大约有40厘米那么厚,屋顶是木结构,顶上是厚厚的一层土,土上再盖瓦。窗户是老式的,封口不严,所以并不保暖,冬天虽然用纸在玻璃上贴了一层,但玻璃窗上经常会结上厚厚一层冰,经常被冻得直跺脚。后来,部里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东直门外为我老母亲借了一间楼房,那里有暖气过冬。
我那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一家七口人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我的肩上。有好吃的当然先是想到母亲,然后是孩子。中午带饭与上小学的孩子一道吃,自己总是吃点剩的。有一次,来部里出差的沈阳606所严成忠副所长看到了,后来我们一见面就会提及此事,说我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心里装着母亲,母亲更爱自己的儿子。一次,同学吕太昌、肖宏迅夫妇来家看望我们,因为是夏天,带来了个西瓜,可不巧我出差了。西瓜在当年可算是稀罕物,在我们这种贫困家庭更是难得吃上一回。母亲为了能让我尝上一口,就把客人送来的西瓜放在床底下,等我回来。并告诉孩子们:“你们三个乖,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孩子们也都懂事地点了点头。半个月以后,当我出差回到家时,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跑向我,喊着:“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有西瓜吃了。”伴随着孩子们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母亲抱着那个西瓜走了过来。由于天气太热,西瓜已经淌水了,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着,这西瓜根本就不能吃了。母亲看着已经淌水的西瓜,露出了满脸心疼的表情,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糟蹋了好东西,都是我的错。孩子们,都是奶奶的错,害你们吃不了西瓜了。”同时,还用愧疚和歉意的眼神望着我。看着母亲的样子,我那个心里可不是滋味儿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让操劳大半生的母亲安心享享清福了,却还让母亲过着这种清苦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想着,等发工资了,一定要给母亲和孩子们买个大西瓜。
生产局对我特别关心,尤其是油江局长和王芝芬协理员。无论从思想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对我关怀备至。知道我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确实困难,常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机关有这种条件,但我从不申请。一是觉得生活虽然十分清贫,但还没有困难到揭不开锅的地步,自己一家艰苦一点就能熬过去,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二是觉得即使自己生活条件比别的同志差些,也是自己没有节制生育所致,理应自己承担;三是觉得吃补助很丢人,自己堂堂七尺男儿,有手有脚,竟然还不能养家糊口,让孩子、母亲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甚是愧疚。尽管我没有写申请,但过年过节组织上还是把补助发到我手里。每当这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自责和对组织的感恩。后来生活稍微好转,我就坚决不接受补助了。
1976年唐山地震的前几天,我在420厂出差。当时的成都传说要大地震,人人自危,都搬到户外住。我是身在成都,心在北京啊,担心着家里老母亲和孩子,担心地震来了,他们怎么办。一天早上,我接到处里车建国的电话,说唐山发生大地震,她到我家去看过了。母亲和三个小孩都毫发无损,但是家里北面墙倒了,是往外倒的,把住隔壁的唐阿姨脑袋砸破了。我一听,天呀,三个小孩恰是住在靠北墙的房间,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跑出来的。我马上回北京,赶回家看到了正在收拾屋子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才算是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随即给北面唐阿姨道歉,唐阿姨是讲道理的人,觉得这是天灾,虽然是我家的墙倒了,砸了人,但也不能怪我们。
地震中,房梁出现错位,没法儿住了,大家也担心王稼祥院的高烟囱倒下来会砸到我们住的院子,就到家门口和原北师大操场里面搭棚。后来在办公室孙广运主任的关怀下,在家门口南北两面各建了大概有10平方米的小房间,把地震棚变成了地震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然后南北用墙连在一起,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加上大院子里树荫,还真有庭院深深的意味。
1976年真是国家灾难年。不光是唐山大地震,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接着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也相继去世。三位伟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我都参加了,尤其是向总理告别意义特殊。总理是在处境非常不好时去世的,他的丧事总让人感到不是滋味。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参加的人很少,我是部机关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感到很幸运,还能再见总理一面。总理的遗体躺放在一个约几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面,穿的仍是常见的那套灰白色的中山装,瘦削的双肩已经撑不起衣服的样式了,身上覆盖着党旗,周围摆满了小松柏和鲜花,最前面放着夫人邓颖超送的小花圈,旁边没有家属和亲友。每个人都泣不成声地在总理遗体面前三鞠躬,并绕遗体一圈,好好瞻仰总理仪容后才离去。时间太短了,我真想再看看,再看看总理那亲切而和蔼的容颜。我在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见到总理,他出访回国和迎接外国元首时我就在欢迎群众队伍中;再有就是1963年,总理在彭真市长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为高校毕业生作报告,结束后来到同学们中间,我和总理有过近距离接触。回到机关,大厅已搭上了悼念总理的灵堂。局里支部自发召开悼念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表达了对总理的崇敬和爱戴之心以及对总理去世的沉痛心情。
相互关爱
组织上关爱着我,同样我也关心着大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情况。每当发现员工有困难,我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问题。
我作为部机关分房委员会成员,参与了机关员工住房的分配工作。当时部院合并,有近10位六院职工被分到发动机局。六院那时在北苑,属于郊区。职工也多住在那边,到部里上班,路途较远,费时费力。我利用休息时间,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老爷车跑到北苑去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同时掌握机关房源情况,考虑给他们换房的可能性。我不断地向办公厅领导汇报,并成天游走在分房委员会的人身边。经过不懈努力,大家终于分期分批地全部搬进城区。我的工作给大家生活工作提供了便利,得到大家的认同。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一直住在36平方米的平房里,虽然住得很拥挤,我却从不提自己的住房问题。当时分房委员会的领导石主任提出要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时,我也是坚决拒绝了,认为自己的住房条件虽然艰苦,但还是能够住的,应该分给更需要的人。
离开机关若干年后,部直属单位都在建职工住房,各单位都知道我家的住房情况,当时就有四个单位主动提出来要给我,并把房号都给了房管处。当时,主管住房工作的同志带我在亚运村附近看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我马上就同意了,其他三套未看就婉拒了。在我的观念里,房子嘛,可以住就行了,用不着挑三拣四的。至此,我们一家人的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