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响把自己的喜好、愿望和追求与航空发动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怀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心，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号召，投身到火热的艰苦创业大潮中，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完全置身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境界之中。1970年10月，他毫不犹豫地携带全家大小，分迁到四川江油624所，从繁华的大都市走进了大西南的深山老林中，虽然那里山清水秀，小路幽静，地里成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盛开，但工作和生活条件却相当艰苦，创业要从头开始。他在偏僻、艰苦的深山沟里，与全所广大干部职工并肩战斗，摸爬滚打在一起，建厂房、装设备、搞研究、做试验……一干就是30年。刘大响坚定的航空报国理想和顽强奋斗的品格，成为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路在脚下延伸，事业在这片热土上壮大、成长、蓬勃发展。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进入新世纪，已成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大响调到集团公司科技委，担任科技委副主任。他的站位更高，发展目光更长远，时刻思索着我国怎样才能走出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道路。他以几十年精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认真分析比较国内外发动机的发展史，找出存在的差距，分析落后的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为航空发动机的可持续发展谋划方略、献计献策。
刘大响院士对航空发动机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航空工业和部队装备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内心感到非常着急。他认为，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没有好的发动机，不可能有好的飞机。动力强则航空强，航空强则军力强，军力强才能国家强。航空动力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要想加快航空工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动力先行、预研先行、材料工艺先行”的原则。美、英、法、俄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技术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不针对某一具体型号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预先研究，为新型号发动机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是一条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经验。刘院士一贯主张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演示验证，进一步加强材料、工艺研究及其工程化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试验设备和信息化平台建设，以突破和掌握主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掌握新一代先进军民用发动机的自主知识产权，不断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体系，逐步提升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研制能力，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真正实现“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这些源自实践的真知灼见，作为发动机行业的第一位院士和知名专家，刘大响联合行业内外的院士和专家一起，多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咨询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得到总装备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先后实施了三项重要的预先研究和技术验证计划。
在这些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刘大响院士分别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总师组组长，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重大计划的立项和实施，606所获益良多，对加快型号研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对整个航空动力行业的科研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刘大响院士十分重视航空发动机的人才培养。他常常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才是航空工业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动力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他亲自培养研究生，为厂所院校研究生的课题进行指导，多次到全国各地为青年学子做报告、讲学。在航空发动机三项技术计划实施过程中，他多次指导606所青年人进行专题研究，鼓励他们大胆实践，自主创新，完成了多项多专业协同设计的技术验证，取得一批发动机技术创新成果，一支充满活力的青年科技骨干队伍已经茁壮成长起来。
“一个人一生中，执着地为祖国人民做一件大事，该是多么幸福！”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做到了，作为他的学生和接班人刘大响也做到了！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充分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为攀登科学高峰顽强拼搏、不懈探索的奋斗精神。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们写尽了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思考和建议，他们写尽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写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与厚爱。从刘大响院士的人生追求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了他的“心系动力、航空报国”这一人生价值的千斤分量。
景仰化作行动，精神变成动力。让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不断创新，实现“两融、三新、五化、万亿”战略目标，振兴航空动力事业，推动发动机产业加速发展，早日跻身于世界航空强国之林，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多更大的新贡献！
动力求索路航空报国情
———记刘大响院士在624所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简称涡轮院，代号624所），创建于1965年4月，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我国航空发动机预研、设计和大型试验研究基地。
624所创建40多年来，建成了航空发动机大型连续气源高空模拟试验台（简称高空台），在航空发动机研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突破了系列航空动力关键技术，先后完成多项航空发动机高新工程研究；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中等推力涡扇发动机核心机（简称中推核心机）、高性能核心机；取得了系列核心机研制和向型号派生发展的重大成果。从而，形成了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航空动力预研、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研发核心能力。
高空台建设、中推核心机与高性能核心机的研制成功，都与“刘大响”这个响亮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自1970年来624所工作2000年调往北京中航工业科技委，在大西南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为之奋斗了整整30年！
刘大响作为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的杰出专家和该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624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高空台缓建时期，他锲而不舍、坚持不懈。面对西方技术封锁，他睿智决策、集智攻关，为高空台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高空台的建成，使我国有了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试验设备手段；同时奠定了624所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的地位。他是624所科研工作当之无愧的领军人才。他身先士卒、率领团队攻坚，取得了航空发动机预研和核心机研制的丰硕成果，使我国步入了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道路；同时也为624所赢得了中国航空动力预研中心的地位，为624所航空科研事业的长远发展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基础。
历艰奋进建设亚洲第一的高空台
1970年11月，为了建设大三线，606所第七研究室（即涡喷7甲发动机型号设计室）全部人员和其他各室抽调的人员共308人，分迁至位于四川江油县的624所，刘大响与爱人和3个孩子举家从大都市沈阳来到四川江油。时年他33岁，风华正茂，做事干练，踌躇满志。自此，他开始在这崇山峻岭中从事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建设和航空科学研究工作。
1971—1973年，刘大响在624所第一研究室从事高性能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担任某型号发动机研制的总体性能组副组长，该项目因当时形势变化，加上指标过高而中途下马。从606所分迁入川的原七室的70多位科技人员，又奉调返回沈阳工作，刘大响则被624所留了下来。
1974年初，刘大响进入11室工作，这是一个专门承担高空台设计的技术研究室。1974—1983年，他先后担任室副主任、主任，一方面从事具体设计工作，同时担负起了高空台设备调试和发动机试验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那时，作为三线单位的624所，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的家和办公室都在一栋“干打垒”楼房里，上层办公，下层住家。他和其他有家属的职工一样，领着一家人上山拣柴，自己做饭。条件虽然艰苦，他和同事们的工作激情却很高。人们常见他快速摇转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算出一组组数据；与别的技术人员合作，把两米长的钢板尺弯曲过来，在图纸上画出一条条曲线。他和同事们用最简陋的工具，描绘着高空台的壮丽蓝图！
1980年6月，刘大响等6人从英国参加国产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归来，他们正准备大干一场，却赶上国民经济大调整，高空台被列为缓建项目。缓建的那3年，经费锐减，安装队伍撤走，所内人心浮动，那是一段极其困难的日子。不少人感到事业无着落、前途很渺茫。加之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很快，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社会上流行“孔雀东南飞”，大量科技骨干人才陆续离开了。当时刘大响担任高空台试验研究室主任，他也有过很多困惑，思想压力很大。然而，他没有被困难所击倒。在每年仅有国家下拨的数十万元科研和设备维护费的情况下，他首先做好室内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边组织“收尾安装队”，从所里借来几位老技师，自己带头当工人，领着全室同志完成高空台一期工程的安装收尾工作；一边探索研究高空模拟试验技术，主持制定了10多份技术文件和试验规程，将在英国罗·罗公司进行国产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中学到的先进技术和调试经验应用于SB101高空台中，顺利完成了高空台一期工程直接排大气调试，并于1986年完成了“涡喷13AⅡ发动机进口流场畸变模拟鉴定试验”。这不但为我国自行研制的歼8Ⅱ飞机定型做出了贡献，而且使高空台一期工程提前8年投入使用，也为高空台二期工程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上级领导和所内职工对高空台建设的信心。这些工作，对稳定军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来高空台的试验研究工作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
1984年起刘大响担任所副总工程师，协助所领导分工主管高空台建设技术工作。1986年他出任所总工程师，全面主持所的技术领导工作。高空台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是高空台系统设备建设中的一大难点和关键。1988年初他率团访美，与美国一家公司几经洽谈，就成套引进高空台数据采集处理系统事项双方签订了合同；但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由于美国政府无理制裁，美国单方中止合同，成套引进已不可能。消息传来，他感到十分愤慨，经过认真思考和筹备，刘大响提出了“总体自主设计，硬件分散引进，软件自行编制，现场联合调试”的应对方案，获得部领导的支持。1992年初，他又亲自带队到美国，边考察、边谈判、边签合同，将原来“交钥匙工程”的大合同分拆为几个小合同，仍然从美国引进了大部分先进仪器、设备和部件，自己确定总体方案，自行编制软件，自己负责调试，自主研制成功一套当时我国水平最高的高空台数据采集、处理和监控系统，其规模和功能超过了原来的“交钥匙工程”，却为国家节约了25万～30万美元的外汇。1994年中，高空台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完成安装和联合调试。专家评审认为，该系统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同类系统的国际先进水平。
在高空台试验区和零部件试验区的5个加温炉改造过程中，展示了他尊重科学的执着。当时，加温炉已经竣工，但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经调试，炉膛升温需要30多小时才能达到试验所需的温度，试验时要提前一天半先将加温炉烧起来，所加温的空气要排空，要浪费大量的人力、能源和时间。一位技术人员向刘总介绍一种新的保温隔热材料———硅酸铝纤维，可以提高加温速度、减少能源消耗。他通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对加温炉进行改造。当时上级主管人员不同意，认为“刚建好还没有使用就要改造，这是不合适的”，对他提出了批评，并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但刘总仍坚持采用新材料，坚定不移地组织施工改造。改造后的加温炉，加温时间缩短到了5～6小时（现已达到3～4小时），大大节约了试验经费和能源消耗。后来，曾持不同意见的主管领导同志对刘总大加赞扬说：“这个事做得好，搞科学研究就是要讲实事求是。”
1994年11—12月，在刘大响总师的主持下，用815发动机和新引进的数采系统，第一次用供、抽气气源模拟飞行包线的真实高度和速度，完成了SB101高空台的整体联合调试。这次调试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的大型连续式气源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在全飞行包线范围内的总体性能调试顺利完成，具备了中国高空台与俄罗斯高空台进行对比标定的条件。
高空台对比标定，就是用同一台发动机分别在两个高空台上的若干相同的模拟状态下进行对比试验，换言之就是交叉校准，以保证试验数据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这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