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良好过程曲折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航空装备开始更新换代，第三代空中优势战斗机陆续投入使用，其动力装置也从加力涡喷发动机向推重比8一级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过渡，当时美国先进的F404涡扇发动机刚刚投入使用，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
我国航空发动机为什么出不来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技术基础薄弱。我国航空发动机走的是一条“维护修理—测绘仿制—改进改型—型号研制—预先研究”的过程，与国外先进航空国家正好是一条相反的路子，这是由于历史原因所决定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但我们测绘仿制的时间延续太长了，且没有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安排足够的经费和人力去消化吸收。长期的测绘仿制使我们削弱了对自主研制的支持，许多关键技术只能“照猫画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导致自己掌握的技术储备不足，自研型号成了“无米之炊”，往往型号久攻不下而中途下马，形成搞一个丢一个，出现熊瞎子掰苞米的局面。发动机行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引进、测绘、仿制—再引进、再仿制”的怪圈中徘徊不前的局面，严重制约了飞机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
“高推预研”，是高性能推进系统工程预先研究的简称，是我国第一个按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的航空发动机大型预研项目。在第三机械工业部六院领导下，于1976年开始论证。
1978年三机部在天津召开会议，吕东部长特别强调“预研先行”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两分钱，要拿一分钱投入型号、一分钱投入预研，如果只有一分钱，就要先投到预研里面。”吕东部长的话讲得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明当时高层领导对预研工作十分重视。
1979年6月，三机部召开“高推预研选题论证工作会议”，同年8月部以三计字［1979］1276号文下达69项预研课题（后又补充51项，总计为120项课题），明确624所为预研技术抓总单位，任命所总工程师袁美芳同志（注1）兼任高推预研工程项目总师。随后所成立高推预研技术办公室，吕激为办公室主任。为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六院又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由当时分工主管发动机工作的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张池（注2）同志担任组长。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高推预研试行技术经济合同制管理，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关键技术预先研究工作，有全国24个单位、1000多位知名教授、专家参加，是一个既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决策。高推预研的开拓者袁美芳总师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推预研的开题，一般都要经过充分论证、专家评审和友好协商，有些重点课题由相关单位组织“联合预研组”承担，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取得很好的效果，一时形成了十分热烈有序、团结协作的大好研究局面。
1983年1月，高推预研项目领导小组在昆明召开工作会议，第一阶段的技术基础研究课题取得良好进展，许多课题进行了验收，并开始转入第二阶段———先进部件关键技术研究工作，不少人感到发动机这一下有希望了。
但高推预研有点生不逢时，过程十分曲折。立项刚开始不久，就碰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624所高空台被列入“缓建”项目，高推预研经费也大幅调减，按1980年规划时的费用，1981、1982两年科研经费就有大幅减少。为此不得不调整其研究目标和内容，一是缩短战线，以突出三大高压核心部件为主；二是三大高压部件也做了调整，将高压压气机7级减为前4级，短环形燃烧室从气动雾化喷嘴改为蒸发管，高压涡轮全尺寸试验件改为0.8缩尺模型和不带冷却的性能试验件，唯一保留了两个高压涡轮叶片的高效冷却试验研究。
到了1985年8月，航空工业部召开GD－25技术摸底座谈会，决定将GD－25摸底列入高推预研项目，统一规划，分工管理，明确624所为摸底组长单位，606所为副组长单位。这实际上不但挤占了缩减后的高推预研经费，而且以摸底代替了部分原来规划的预研工作。1986年部发动机局任命邵忠甫副总师为GD－25摸底主任工程师，606所李晋年同志为副主任工程师。因经费受到限制，至1991年GD－25原计划开题96个，实际只开题44个，完成20个，验收技术报告180多份。1991年8月部决定将GD－25摸底研究工作纳入“太行”发动机研制计划，并改由606所任组长单位，624所任副组长单位。
由上可以看出，高推预研项目定位准确，起点很高。从1979年8月正式立项开始，到1989年底，大致经历了10年时间。在执行过程中，虽经多次调整，一波三折，但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为后来中推核心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91年10月7—11日，部召开“七五”预研总结表彰和“八五”预研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何文治副部长做了《总结“七五”经验，落实“八五”任务，把航空预研工作向高水平推进》的报告。在随后由部发动机总公司陈浚（注3）总经理主持的会议上，周晓青（注4）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做了《抓住机遇，埋头苦干，夺取航空动力预先研究的新胜利》的报告，我在会上做了《高性能推进系统工程预研“七五”工作总结》的发言。我说，截至1989年底，高推预研累计开题120个，其中“六五”期间完成62个，“七五”期间完成58个。获得国家级和部省级科技成果奖200余项。其中有的部件突破了技术关键，为我国自行研制新发动机奠定了基础，带来了希望。最后我就发动机预研工作提出五点建议：
（1）充分认识预研工作的重要性、先行性和复杂性，应保证必要的投资强度，坚决把高推预研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
（2）正确协调处理好预研与型号的关系，坚持预研先行，走核心机派生发展的道路。
（3）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立足自己的预先研究为主，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努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4）加强和完善系统工程管理，保持高推预研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5）继续开展全行业大协作，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技术经济合同制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在会上，624所荣获“航空航天工业部‘七五预研’先进单位”称号，我与詹寿楠同志等6人荣立高推预研个人一等功。
关键时刻接重担
1986年10月，上级批准陈及恒所长和袁美芳总师调广东省佛山市工作。组织上任命王靖寰接任所长，我接任总工程师，袁总把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中，这是我自己事先没有想到的。因为在众多副总师当中，我是提拔较晚的一个，不少同志的工作能力和经验都比我强。袁总是我国航空工业动力行业的知名专家，在群众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能挑得起她的这副重担吗？我该从何处入手呢？自己既感到突然，更感到茫然。
当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大搞“军转民”之际，外界“诱惑”很多，对三线地区“冲击”很大，可以说所内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孔雀东南飞”，人心思走，不少人都希望冲出山沟，到大城市中去，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二是高推预研经费只剩下几百万元了，其中近200万元还要用于90年代发动机预研的论证和开题，新的预研计划能否获批立项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三是外界对高推预研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些人甚至认为高推预研只是“毫无用处的一堆废纸”“对型号没有任何应用价值”，所内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相当混乱；四是高空台刚从“缓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费较以前仍有明显减少，认为高空台最终可能用不上，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的观点也大有人在；五是为了生存和创收，所里不得不将部分军品科研骨干分流出去，开发与发动机毫不相干的民品项目，军品科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所里的几位大领导都调走了，群众中有点儿“人心惶惶”。
624所的前景如何？出路在哪里？当时恐怕谁也想不明白，说不清楚。
所长王靖寰为人正直，聪明睿智，善解人意，有号召力。1962年我到606所报到时他在干部科工作，第一个同我谈话的就是他，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有些好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和王靖寰早就是一对难兄难弟，这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大家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灵丹妙药’？”我也只能苦涩地一笑了之。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不知道该烧什么火，从哪里烧起？烧的结果如何？会不会引火烧身呢？当了总工程师后，开始一段时间内，我好像没有找到感觉，自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感到的都是压力和忧虑。
记得当时搞民品开发，厂家付不起款，就用一台日本原装的皇冠3.0轿车作价抵账，这是当时624所最好的一辆轿车，坐起来肯定既舒服又神气。但所里经费紧张，开支已十分困难，在征得其他所领导同意后，我打电话向在外地出差的王所长汇报，建议卖车解困，以应一时之急，他表示同意。我就同主管后勤的冯金贵副所长拍板把车给卖了。好在我们是事业单位，大家的工资还能照常发出去。
当上总工程师之后，我面临的第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高推预研要不要继续搞下去？能不能搞下去？怎样搞下去？某一天，我到王靖寰所长家里做了一次较深入的长谈，我们都认为高空台正处于二期工程建设安装阶段，经费投资和安装队伍都比较落实，矛盾不很突出，关键在于高推预研怎么办？他希望我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我答应先找一些骨干谈一谈，再开一些座谈会，也到部机关和兄弟厂所、院校去做些调研工作，然后才能提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他同意我的观点。
于是，我首先分别找邵忠甫、吕激、钱笃元、冯心海等副总师交谈，找科技办左臣富、刘俊波、周巽一和高推办斯永华、陈爱华等同志交谈，找二区各个研究室主任和朱鸿义、张国政、詹寿楠、周拜豪、胡正义、邓化愚、程信华等一批老同志交谈，找工厂的厂长熊应祥、潘泽清等同志交谈。
根据这些调研，经过反复考虑，我逐步形成了搞中推核心机和验证机的想法，提出了“在高推预研基础上开展三大高压性能部件和核心机、验证机预研”的设想和建议。我请高推办主任斯永华同志按照这个思路，整理出一份资料，提出《开展三大高压性能部件和中推核心机、验证机研究》的初步设想，召开两次总师办公会进行讨论，得到了王靖寰所长、谢士玉书记和其他所领导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也想谈谈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投石问路，我向王所长建议一起召开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座谈会，围绕高推预研成果的应用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请大家帮着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座谈会上的发言很踊跃，当然也免不了有个别同志发发牢骚、说说怪话。但主流的、一致的观点认为：高推预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继续往前走。624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否则，高推预研真的会成为“一堆废纸”，有可能将前功尽弃。
不少同志建议要想办法恢复高推预研的“原貌”，即将压气机后三级搞出来，恢复到七级；将主燃烧室继续推进到带气动雾化喷嘴的全尺寸短环形燃烧室，涡轮要恢复到带气冷叶片的全尺寸高压涡轮部件试验件。座谈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这些骨干的信心很足、决心很大。我的眼前一亮，一条中推核心机和验证机的金光大道显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些技术骨干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事情就好办了。
当时我认为：继续加强和推进“高推预研”是我国自主发展航空发动机的迫切需要，是势在必行的事情。经过前6年的努力，“高推预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其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争取将“高推预研”恢复到原来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在部领导层中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在座谈会上我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抛出了个人不成熟的设想和建议，提出在高推预研成果的基础上，以恢复“三大高压性能部件研制”为突破口，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即：第一步，恢复被砍掉的三大高压性能部件研制，包括七级高压压气机，带气动雾化喷嘴的短环形燃烧室和带气冷叶片的全尺寸高压涡轮部件；第二步，在三大高压性能部件的基础上完成中等推力涡扇发动机核心机研制（简称中推核心机）；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完成中推验证机研制，走出我国自行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的道路来。
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参加座谈会的技术骨干们的同意和认可，有的人说我想得比他们要更加深刻、更加长远、更具可操作性。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交心会，不但我了解和摸清了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的想法，他们也了解了我这位新上任总师的想法。最后王所长又做了慷慨激昂的总结发言，座谈会又变成了搞三大部件和中推核心机的动员大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初步找到了624所的问题和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