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山沟里没有糖供应，因为孩子小，一有机会到北京出差，业余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买糖。我记得北京的商店里有一种白糖，一角钱一小包，不要票证，但要排队，限量一人只能买一包。我们去了商店就排队，排到了买一包，再转回队尾接着排。排到第二、第三次，往往会被售货员认出来，厉声训斥，“你刚买过，怎么又来了？下次不许再排了！再排也不卖给你！”我们则只能低头小声表示歉意。之后到另一商店排队，故伎重演。
因为邻居和好朋友家中大都有小孩，所以买回去的白糖，首先要给大伙儿分一点儿，给家里留一点儿，就这样忍辱负重为孩子们买一点儿白糖回去。
在外如此，所内也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当时买副食品等都要票证，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煊赫一时，成了“大爷”。记得那时买肉要肉票。卖肉的售货员见到熟人，一刀下去肥瘦搭配，不认识的人来了，半斤肉中一小半是皮。有的领导去买，基本上是好肉，引起后面排队的群众提意见，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争吵。
在那个山沟里，与大城市相比，条件差得很多。住房面积小，房子质量差；医疗设备水平低，医生专业不齐全；教育水平低，孩子考不上大学；物资供应少，工资比城市低；就业岗位少，孩子没人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为了党的事业，大家都在拼命努力地工作，祖国航空事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些同志的确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苦中也有乐
在624所这块热土上，当时条件确实很艰苦，但大家的思想觉悟还是很高的，工作全力以赴，干劲十足，经常加班加点，有着很多感人的故事。
1970年11月，当我们从沈阳出发的时候，所里给每户做一个大木箱，算是“嫁妆”了。比较细心的同志打听到要去的那个山沟里没有煤，一个箱子不够用，就自己弄些破木箱带些蜂窝煤去。我们多数人没有带煤去，就只能从当地老乡手里买些木柴，星期天也领着小孩子上山拣枯树枝烧。孩子们当然很高兴，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一丝苦中的乐趣。
由于我们所处地区山太高，接收不到信号，所以624所很长时间看不到电视。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里决定自己动手建一个电视转播站。电视转播站需要建在山顶上，大家自觉地参加义务劳动，把砖、石等建筑材料一点点往山上背，苗逢润所长年过半百，身先士卒，带头参加，一次也要背上三五块砖。转播站建起来后，山沟里就有电视可看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彩色电视机非常昂贵，14英寸[1]的要好几千元钱一台，还要凭票，一般职工用五六年的积蓄都难以买得起。因此，所里没有几家能买彩电的。那时看露天电影是一项最重要的群众娱乐活动。当时没有大礼堂，只好在医院旁边的苦竹沟弄出一小块坡地，建了一个像碉堡一样的小屋作为放映室，每到周六或周日晚上就放电影。一到傍晚，放映室外面就聚集起来很多看电影的小孩和大人，自带小板凳，早早等在那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派欢快愉悦的气氛。
1980年，我因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模拟考核试验，在英国待了半年时间，回国时买了一台旧电视机。那个时候出国，生活费一天1元钱人民币，我们把积攒下来的钱换成英镑，临回国时大概有100英镑。有些人买收音机、录音机，我买了一台24英寸的二手黑白电视机，回来请人改装后收视效果还可以。我这台旧电视机可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80年1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周围邻居都拥到我家里来观看电视直播，但我家的屋子太小，坐不开，也没有那么多凳子可坐。于是我就决定将电视机搬到楼下，每天晚上由几个小伙子帮着搬，大家自带板凳坐在露天观看，看完后再帮我搬回家。算是增加了一个大家看电视的场所，周围几十户邻居看审判“四人帮”实况转播，就全靠我那台旧电视机了。
从松花岭再往山沟深处走有一个研究所，是搞核工业的。我的一位北航毕业的同班同学在那里当副所长，主管后勤工作。十几年了，我们就在相距不远的两个单位工作，但一直不通音信。我走上624所领导岗位后，他们单位出过几次重大车祸，因为事故地点在我所附近，所里立即派出医护人员前去紧急抢救伤员，他代表单位来所表示感谢。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与他建立了联系。
他们的供应比较好，经常有挂“子9”红牌的车队给他们送东西，肉、蛋、鱼、虾、蔬菜、水果……一车车地往里面拉，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他们那儿的条件比我们还要艰苦，是进洞的，经常要在山洞里面工作。从我们松花岭进去还有几十千米路程，又是搞核工业的，所以国家供应标准高，并且有保障。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们供应这么好，我得留下一点“买路钱”，能不能分给我们一点啊？他很慷慨地说行呀，你就扣下一两车吧。就这样，我们不时也可以分一点紧俏物资了。当然这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供应还是要靠我们管后勤的同志，积极想办法到外面去拉些食品回来卖给职工，逢年过节有时也作为福利按人头儿分配。那个时候很有趣，全所各家的餐桌上几乎都是一样的，要吃鱼就家家都吃鱼，要吃鸡就家家都吃鸡，还有苹果、鸭梨什么的，几乎家家都一样。这固然是由于供应过于单一的原因，但还真有点“有福同享”的味道。
还有的就是要靠当地老百姓了。每到周六，大家就互相问，明天去不去“赶集”？也就是去买鸡蛋、鸭子、天麻之类的东西。约好之后，第二天一早，我们的自行车“远征队”就出发了，人人肩上背一个背篓，到更深的山沟里去买老乡的家禽、土特产，越往深山里面走就越便宜。我们在山路上骑自行车，上坡推着走，下坡就一溜烟“飞”下去，感觉痛快极了，当然刹车不灵会有麻烦。那个时候，我骑自行车的水平比在北航时有了很大提高，但车闸还是需要的。
那时没有自行车，买鸡蛋什么的就没有办法去，走路需要3个多小时，买了东西再走回来，一天时间就没了。
有一次，我们组里有一位姓孙的同志自行车丢了，我是副组长，就发动全组同志帮他找自行车。以前也有丢了自行车后找回来的例子。那天，他也借了别人的自行车一起去，将近20来个人兵分两路去找。我带一队，找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虽然自行车没有找到，却也不虚此行，而且收获蛮大，每人都背了一把藤椅回来。我们到了一处很偏僻的地方，看到老乡家里摆满了藤椅，编得很好，因交通不便，难以运出来，所以价格也就很便宜。于是大家选藤子又好、又便宜的就买了。回来的路上，几乎每个人背上都用绳子捆着一把藤椅。
我们刚去624所时，当地的鸡鸭很便宜，大概2元钱就能买回一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同志，每个星期都可以杀只土鸡吃。有人就编个谜语，说“某某家的鸡，打一地名”，谜底是“长沙”，谐音“常杀”。鸡蛋也很便宜，开始是3分钱一个，后来5分钱一个，但越往后价钱也就越高了。
有一次，一位同志买了一背篓的鸡蛋，已经背到住的大楼里面，背绳突然断了，鸡蛋摔在地上几乎全部打碎，懊丧不已、哭笑不得。
类似这样的趣事还很多。624所人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面对所有的困难，大家都处之泰然。现在一些老朋友相聚在一起，谈到当年的情景，苦中有乐，乐在苦中，总觉得大家在山沟里一起工作是难得的缘分，也是人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回味无穷！
注释：
苗逢润（1920—2009），山西襄垣人，生于1920年2月，1936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沁县决死队班长，山西太岳军区总队侦察连班长、排长、副连长，太岳同蒲游击二支队、太岳三军分区司令部、太岳军区十三旅六十八团参谋，四纵河南军区参谋科副科长、科长，河南军区警二旅六团副团长，独立十六团团长，洛阳军分区副参谋长，空军二十四师副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训练处副处长，北京空军学院训练部教务处处长、支部书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二所副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第十一所（即六二四所）所长、党委书记、顾问等职务。1985年11月离职休养。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0月28日在四川江油逝世，享年89岁。
注 释
[1].1英寸＝25.4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