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隐晦地说，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女儿。
女儿理科极好，阴差阳错，大学毕业后却在一家国有企业做机关工作。
女儿不懂公文，经常打来电话问《通知》怎样写呀？《报告》和《请示》有啥区别呢？员工培训方案又如何制定呀？我让她到书店买本公文写作书看看，可女儿说读后仍不得要领，我只好在长途电话里不厌其烦地给女儿补习公文拟写课。
一天深夜，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吵醒。
原来，女儿为公司一位领导起草的会议交流材料稿，领导不满意，急得哭了。
在女儿断断续续的叙说中，我终于明白了原因。我说：“你是在为领导拟稿，而不是你自己在写作，明白吗？”
女儿刚参加工作，第一次为领导起草交流材料，得有一个好印象。我打开了微机，准备帮助女儿。
天亮的时候，我和女儿通过MSN对话，终于完成了交流材料稿。
熬过漫长的一天，晚饭时女儿打来电话了。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女儿兴奋的声音。“老爸，你施了什么魔法，领导对稿子非常满意。”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半年后，年末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女儿从大连打来的电话。“老爸，我给您买了部手机，彩屏的呢！”我说：“太奢侈了吧，乱花钱”。“哪呀！是我为公司拟写工作报告得的奖励。”女儿骄傲地说。
工作报告在公文中属于重要文件，一般资深的拟稿人也难以胜任。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就能完成如此重要的文件稿，我真为女儿感到高兴和自豪。
这些年公文研究方面的书越来越多，但真正适合企事业单位公文拟稿的书还是难找。在女儿和朋友的鼓励下，我想，写一本适合基层公文拟稿方面的书，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拓说：“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
浩如烟海的公文图书资料，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丝希望。
我该从哪里入手呢？这么多大师级的著作，碑高仰止，我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感觉自己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不经意闯进了贾府的大观园。
初夏的太白山，在阳光下郁郁葱葱。我漫无目地走在树林里，参天大树下无数棵树苗透过密林的阳光摇曳着鲜活的枝叶，这使我非常感动。
大树已成材，小苗尚可追。
拟稿，这个在公文处理中使用频率最高、应用最广泛的领域，被林立的各种公文写作书籍挤压得见不到阳光。
我不知道这棵沾满泥土的小树苗能否木秀于林，也许它永远都是大树背荫处的小树，难见天日。
公文拟稿，本身就带有中间态性质，至今公文学界没有定论。公文拟稿的概念，也许不会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但是，拟稿确实是现实客观存在，并且是公文处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在企业，在单位，甚至在国家机关，“拟稿”、“拟稿人”赫然出现在各种公文签发、审核和承办单上，没有一家企业、单位或机关把起草公文稿称为写作，或是把执笔人称为作者。相反，一致而普遍的称谓都是拟稿。公文拟稿作为写作的概念，恐怕是文人学者给予拟稿的华丽饰物。
不妨，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写作。《现代汉语辞海》这样解释：写作就是“写文章，有时专指创作。”可以说，凡是以书面或微机屏幕语言为工具表达的精神产品都是写作，如散文写作、论文写作、书信写作等。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在《鲁迅谈写作》中说：“写作就是通过语言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就是说写作是以表达作者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感受的复杂创作，是以主观愿望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是以我为主的创作过程。
从广义看，公文也属于写作范畴。但从狭义看，公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
公文拟稿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是通过语言表达制文机关或领导意图的拟制过程，是“表达别人的思想”。
写作与拟稿的本质区别是，写作在于“作文章”，而拟稿则在于“拟文章”。“作文章”的实质具有自我性的特征，而“拟文章”却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点，其根本是为“他人做嫁衣”，合不合身，拟稿人作不了主，得由授文者说了算。所以，有人把公文拟稿称为“奉命为文”。奉命为文只能是拟稿，而不是写作。
拟稿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据《论语·宪问》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孔子说，郑国制定外交文书，由裨谌拟稿。到了唐代拟稿有了专门职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唐朝皇帝下诏，都由中书省拟定，中书舍人拟稿，此所谓“定旨出命”。清代咸丰十年（ 1860 年）秋，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弹劾李元度。学者冯佐哲在《和坤评传》记载：“李鸿章不愿拟稿，愤而离营。”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说：20世纪40年代初，苏德战争爆发，《解放日报》著名的《苏必胜，德必败》社论，“就是胡乔木拟稿”。《毛泽东选集》中绝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为中央的代拟稿。
新中国成立后，拟稿在公文处理中相当普遍。1981 年中共中央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明确把起草公文稿定义为“拟稿”。
拟稿的不确定性，给拟稿人平添了很多苦恼和困惑。替人代笔，难就难在“你不是领导肚里的蛔虫”，拟稿自然就有许多说不明道不白的苦恼。“不怕腿跑断，就怕领导让我拟文件”。
多少拟稿人埋在文字堆里，孤影青灯，头悬梁，锥刺股，“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代学者注释《论语》“颜苦孔之卓也”时说：“颜之所以苦无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远耳。”公文拟稿惟苦与领导思想“卓远耳”。这是拟稿“定旨出命”的必然现象。
公文作法公文学界竞相探索。鲁迅就从来不相信作法，他说：“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他认为：“创作并没有什么秘诀。”（茅盾《鲁迅谈写作》）。
拟稿的作法很难说清楚，往往说不清楚的却是可以领悟的东西。陶渊明写作全凭领悟，“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公文拟稿全在于会意，冥思苦想得一悟，这大概就是公文拟稿的作法。
《公文拟稿》就是我在长期拟稿实践中的一点感悟，是对拟稿常识的解构。
认识常识乃是知识、智慧和人格诸多因素综合才可实现的一种感悟，正是因为这样，认识常识并且有所感悟，才是精神的最高境界。著名作家余杰说：“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公文拟稿》是对拟制公文过程的重新审视，其显著特色在于深层探讨公文拟稿现象的实质，指出拟稿同构因素的联系。意图领会、管理决策、文化表现力以及纠差控制等内容在其他公文写作中鲜有涉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正是影响公文拟稿最为关键的因素，却被人们忽视了。《公文拟稿》试图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探讨，更多地认真吸收了公文研究成果和结论，更注重实践经验，尽量使用恰当的事例，使拟稿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着生活，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感悟。我们所处的时代，绝不是坐在书斋中便可洞悉其规律的时代。在瞬息万变的伟大时代，在创造未来的艰难跋涉中，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显得那么微弱。正是这些微弱的、肤浅的，甚至是偏执的感悟，却催生出一个茁壮的沾满泥土的小苗。
能追无尽景，始是平凡人。几十年来，我默默地耕种，而田野里丰硕的果实，收获者永远都不会是我。我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了坚强，不需要从虚妄的观念中打捞一点自我。我无怨无悔。也许正是在开拓荒野的过程中，我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寻找到了自己生存与进步的价值，寻找到了付出与收获的平衡。
前方永远是一片未开垦的田野，身后是我栽下的一行行生机蓬勃的秧苗。
赵占春
2006年10月1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