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公文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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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想要说的话

不隐晦地说,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女儿。

女儿理科极好,阴差阳错,大学毕业后却在一家国有企业做机关工作。

女儿不懂公文,经常打来电话问《通知》怎样写呀?《报告》和《请示》有啥区别呢?员工培训方案又如何制定呀?我让她到书店买本公文写作书看看,可女儿说读后仍不得要领,我只好在长途电话里不厌其烦地给女儿补习公文拟写课。

一天深夜,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吵醒。

原来,女儿为公司一位领导起草的会议交流材料稿,领导不满意,急得哭了。

在女儿断断续续的叙说中,我终于明白了原因。我说:“你是在为领导拟稿,而不是你自己在写作,明白吗?”

女儿刚参加工作,第一次为领导起草交流材料,得有一个好印象。我打开了微机,准备帮助女儿。

天亮的时候,我和女儿通过MSN对话,终于完成了交流材料稿。

熬过漫长的一天,晚饭时女儿打来电话了。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女儿兴奋的声音。“老爸,你施了什么魔法,领导对稿子非常满意。”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半年后,年末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女儿从大连打来的电话。“老爸,我给您买了部手机,彩屏的呢!”我说:“太奢侈了吧,乱花钱”。“哪呀!是我为公司拟写工作报告得的奖励。”女儿骄傲地说。

工作报告在公文中属于重要文件,一般资深的拟稿人也难以胜任。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就能完成如此重要的文件稿,我真为女儿感到高兴和自豪。

这些年公文研究方面的书越来越多,但真正适合企事业单位公文拟稿的书还是难找。在女儿和朋友的鼓励下,我想,写一本适合基层公文拟稿方面的书,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拓说:“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

浩如烟海的公文图书资料,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丝希望。

我该从哪里入手呢?这么多大师级的著作,碑高仰止,我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感觉自己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不经意闯进了贾府的大观园。

初夏的太白山,在阳光下郁郁葱葱。我漫无目地走在树林里,参天大树下无数棵树苗透过密林的阳光摇曳着鲜活的枝叶,这使我非常感动。

大树已成材,小苗尚可追。

拟稿,这个在公文处理中使用频率最高、应用最广泛的领域,被林立的各种公文写作书籍挤压得见不到阳光。

我不知道这棵沾满泥土的小树苗能否木秀于林,也许它永远都是大树背荫处的小树,难见天日。

公文拟稿,本身就带有中间态性质,至今公文学界没有定论。公文拟稿的概念,也许不会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但是,拟稿确实是现实客观存在,并且是公文处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在企业,在单位,甚至在国家机关,“拟稿”、“拟稿人”赫然出现在各种公文签发、审核和承办单上,没有一家企业、单位或机关把起草公文稿称为写作,或是把执笔人称为作者。相反,一致而普遍的称谓都是拟稿。公文拟稿作为写作的概念,恐怕是文人学者给予拟稿的华丽饰物。

不妨,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写作。《现代汉语辞海》这样解释:写作就是“写文章,有时专指创作。”可以说,凡是以书面或微机屏幕语言为工具表达的精神产品都是写作,如散文写作、论文写作、书信写作等。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在《鲁迅谈写作》中说:“写作就是通过语言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就是说写作是以表达作者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感受的复杂创作,是以主观愿望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是以我为主的创作过程。

从广义看,公文也属于写作范畴。但从狭义看,公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

公文拟稿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是通过语言表达制文机关或领导意图的拟制过程,是“表达别人的思想”。

写作与拟稿的本质区别是,写作在于“作文章”,而拟稿则在于“拟文章”。“作文章”的实质具有自我性的特征,而“拟文章”却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点,其根本是为“他人做嫁衣”,合不合身,拟稿人作不了主,得由授文者说了算。所以,有人把公文拟稿称为“奉命为文”。奉命为文只能是拟稿,而不是写作。

拟稿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据《论语·宪问》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孔子说,郑国制定外交文书,由裨谌拟稿。到了唐代拟稿有了专门职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唐朝皇帝下诏,都由中书省拟定,中书舍人拟稿,此所谓“定旨出命”。清代咸丰十年( 1860 年)秋,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弹劾李元度。学者冯佐哲在《和坤评传》记载:“李鸿章不愿拟稿,愤而离营。”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说:20世纪40年代初,苏德战争爆发,《解放日报》著名的《苏必胜,德必败》社论,“就是胡乔木拟稿”。《毛泽东选集》中绝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为中央的代拟稿。

新中国成立后,拟稿在公文处理中相当普遍。1981 年中共中央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明确把起草公文稿定义为“拟稿”。

拟稿的不确定性,给拟稿人平添了很多苦恼和困惑。替人代笔,难就难在“你不是领导肚里的蛔虫”,拟稿自然就有许多说不明道不白的苦恼。“不怕腿跑断,就怕领导让我拟文件”。

多少拟稿人埋在文字堆里,孤影青灯,头悬梁,锥刺股,“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代学者注释《论语》“颜苦孔之卓也”时说:“颜之所以苦无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远耳。”公文拟稿惟苦与领导思想“卓远耳”。这是拟稿“定旨出命”的必然现象。

公文作法公文学界竞相探索。鲁迅就从来不相信作法,他说:“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他认为:“创作并没有什么秘诀。”(茅盾《鲁迅谈写作》)。

拟稿的作法很难说清楚,往往说不清楚的却是可以领悟的东西。陶渊明写作全凭领悟,“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公文拟稿全在于会意,冥思苦想得一悟,这大概就是公文拟稿的作法。

《公文拟稿》就是我在长期拟稿实践中的一点感悟,是对拟稿常识的解构。

认识常识乃是知识、智慧和人格诸多因素综合才可实现的一种感悟,正是因为这样,认识常识并且有所感悟,才是精神的最高境界。著名作家余杰说:“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公文拟稿》是对拟制公文过程的重新审视,其显著特色在于深层探讨公文拟稿现象的实质,指出拟稿同构因素的联系。意图领会、管理决策、文化表现力以及纠差控制等内容在其他公文写作中鲜有涉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正是影响公文拟稿最为关键的因素,却被人们忽视了。《公文拟稿》试图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探讨,更多地认真吸收了公文研究成果和结论,更注重实践经验,尽量使用恰当的事例,使拟稿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着生活,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感悟。我们所处的时代,绝不是坐在书斋中便可洞悉其规律的时代。在瞬息万变的伟大时代,在创造未来的艰难跋涉中,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显得那么微弱。正是这些微弱的、肤浅的,甚至是偏执的感悟,却催生出一个茁壮的沾满泥土的小苗。

能追无尽景,始是平凡人。几十年来,我默默地耕种,而田野里丰硕的果实,收获者永远都不会是我。我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了坚强,不需要从虚妄的观念中打捞一点自我。我无怨无悔。也许正是在开拓荒野的过程中,我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寻找到了自己生存与进步的价值,寻找到了付出与收获的平衡。

前方永远是一片未开垦的田野,身后是我栽下的一行行生机蓬勃的秧苗。

赵占春

2006年10月1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