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1900．12—1987．12），湖南华容人，原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并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在湖南南县、华容县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校长、校中共党委书记，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等。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32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9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曾率赤卫军等坚持井冈山斗争，后任红五军五纵队党代表；1930年后任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13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何长工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长征初期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长兼政委、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初期，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1947年起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并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5年10月任军政大学副校长；1977年12月任军事学院副院长。1980年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顾委常委。1987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土地革命初期，何长工积极投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经组织安排，他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武汉。为了隐蔽身份，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他的名字何坤改为何长工，派他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工作。不久，他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由他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为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委派他到农民武装王佐部执行团结改造任务，使之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2团，他任党代表。接着，何长工奉命率领这支部队南下，策应、迎接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民军。朱德、毛泽东两支红军会师于宁冈砻市，他参与主持了两军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并担任红四军28团党代表。1930年反动军阀残忍地杀害了他妻子儿女等一家30余口人，何长工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于1949年10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生产指示，重点抓了航空、钢铁、造船、电机和动力等重工业的建设，为我国重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何长工在主持重工业部工作期间，投入很大精力创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他认为发展航空工业离不开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及制造工业的支持，同时航空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因此，在组建重工业部的同时，就把航空工业和其他工业纳入重工业的整体规划之中。
发展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他提出技术上争取苏联援助，资金则尽可能地“挤”。这个想法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950年12月，周总理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确定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要与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新中国的航空工业。
1951年1月1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联，就争取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与苏联进行谈判。苏方组成了以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为首的7人代表团进行谈判。中苏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18天的艰苦谈判，于2月19日在3个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一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中国的方针就是周总理提出的“先修理后制造”。苏方对这个方针不很理解，他们提出，中国不需要搞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向苏联订货就行了。何长工等一再说明我国建设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最后使苏方同意了中方的主张，并决定待双方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100名专家来华帮助建设。二是关于修理的规模。双方议定，修理规模为年修500架飞机，2000台发动机；建设规模为年修3000台发动机、600架飞机，先改扩建6个工厂。何长工等提出请苏联派修理列车来华，苏方同意这一要求。三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苏方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样送到中国施工。何长工等坚持的观点是：在哪国施工理应在哪国设计，紧密结合该国实际。何长工据理力争，使苏方同意了中方的要求。最后议定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进行设计。
谈判结束回国后，何长工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集中精力抓航空工业筹建。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宣布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为委员。4月18日，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地点设在沈阳市民生路上。7月16日，政务院任命何长工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维修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个协定包括援建6个修理厂及所需的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等。不久，苏联派来了设计人员和专家，送来了设计器材、资料，并开来了修理列车。
航空工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修理前线急需飞机的同时，何长工和航空工业其他领导积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实施目标和具体方案。1951年12月，经过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确定，航空工业开始执行3~5年内试制成功苏联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比斯喷气式歼击机，并投入成批生产的计划。1952年春夏之际，周恩来、陈云、聂荣臻、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航空工业建设的部署问题。李富春强调，要积极创造从修理过渡到制造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陈云指出，飞机工厂严格地说就是精密机器的制造厂。由落后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才合乎客观规律，急躁是不行的。他还特别强调，把航空工业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不会犯原则性错误。1952年5月，由聂荣臻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做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对创建时期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7月，周总理对航空工业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重申了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原则和基本建设规划，并进一步做出轻型轰炸机工厂建设的安排。8月，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国防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同时任命王西萍为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分党组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精心筹划，构成了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大纲，揭开了航空工业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序幕。
何长工和航空工业局的其他领导认为，修理和制造在技术与管理上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是按照大修、中修、小修的不同规定和要求，进行例行修理，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飞机（包括发动机和机载设备）存在的故障和问题，只有大修才在专门的修理工厂进行，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问题，一般都是单机进行。后者则是按照定型的技术图样、资料、设备、工具，严密组织多工种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从零件、组合件的制造直到装配、试验，协调地进行优质成批生产。从低层次的修理过渡到高层次的制造，对航空工业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只有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把原有的修理厂改扩建为制造厂，并按配套要求，增建若干新的制造厂，才能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所以一切工作的安排都要按照这一规律去办。
整个建设是按照确保飞机制造的进度、尽快发挥投资效果的要求，分梯次展开的。所有接受和转到航空工业来的企业及新建的企业，都要逐步达到技术先进、设备精良，成为当时国内高级精密的机械加工企业。其投资和建设难度都比较大，因此国家特别给予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重视与支持，是航空工业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何长工等部局领导在航空工业创建初期就为今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这批骨干企业在建设中，充分利用多数厂址坐落在大、中城市，地质、水文情况清楚，交通运输便利，以及生产产品对象明确，并有定型的图样技术资料等有利条件，果断地采用一边设计、一边建设、一边生产的做法。厂房建成一部分，就验收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设备也是一面安装、一面验收、一面投入生产。差不多所有大型厂房，都是土建、安装和生产交错进行。施工队伍和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协同，日夜奋战。加以当时又实行以老带新、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有效地缩短了建设周期，提高了投资效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不只是主机工厂如此，一些机载设备厂的建设也都得益于这种做法。沈阳航空仪表厂、宝鸡航空仪表厂和陕西兴平航空电器厂、西安飞机附件厂等，都是从沈阳、天津、太原、新乡等老的工厂中孕育、分离出来的。这对于缓解当时机载设备落后于飞机、发动机的突出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航空工厂设计和施工，也是第一批航空工厂得以迅速建成的重要因素。采取这种做法，比之先在苏联进行图样设计然后拿到中国施工有许多优越性：大大减少了现场勘察、资料收集和图样设计的往返周转时间，有利于分批发出设计文件，设计与施工交叉进行，以及深入现场解决问题，从而使建设工期一般缩短一年以上。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中方配备相关技术人员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迅速掌握设计和施工技术。到“一五”末期，中国航空工业基本建设设计队伍就初步具备了独立工作能力。从1958年1月起，设计工作即由原来的苏联专家负责制改变为苏联专家顾问制了。
1958年，遵照周总理关于“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的指示，何长工和段子俊等通讨调研，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拟定出航空工业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于同年8月上报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批示：“即照计划执行。”与此同时，聂荣臻、李富春写报告给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提出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及厂址选定等原则。此报告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核准，毛主席于8月21日批示“照办”。随之，航空工业局展开了紧张的工厂调整和改造建设工作。到1952年，航空工厂已调整为13家，初步组建基本建设设计院一所，学校12所，职工增加到3万余人，金属切削机床增加到2000多台，厂房面积扩大到16万米2，6个重点工厂都已具有新型大修理厂的规模。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从此起步。
在航空工业起步之时，人才的培养成了发展的关键，何长工与航空工业局领导一方面调入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和技术工人，一方面大力兴办航空院校。为了配备和加强航空工业的领导力量，国家还从全国各条战线调集精兵强将。大批经过战争锻炼和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航空工业部门。早在1951年1月，中国赴苏谈判援建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出发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即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拟调大连建新公司（军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工作骨干，着手组建航空工业局机关。1952年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成立后，由王西萍、段子俊、王弼、油江、范铭、陈一民、徐昌裕、陈少中、方致远和李兆翔等组成的航空工业局的领导班子，就是从建新公司、中南军区以及空军等单位选调来的。这个班子，肩负着航空工业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重任，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技术工人的调集，国家也十分关切。周总理曾亲自交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从兵器工业局及汽车装配厂抽调2500名技术工人支援航空工业。1952年3月，政务院又专门指令，从铁道、交通、电信部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地区，以及天津市，抽调1000多名技术工人到航空工业，而且要求劳动模范占2%，他们大多是政治觉悟高、吃苦耐劳、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
1952年，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同李四光部长一起开创和长期从事我国地质事业。“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为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付出了心血。
何长工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7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