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表面上是产品的竞争，而实际上是企业素质的竞争。在当今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上，高素质企业与低素质企业的竞争几乎是一边倒，同样原材料、同样外部条件、干同一种产品，高素质企业就能把握竞争的主动权，占领市场，而低素质企业则迟早被市场淘汰。同理，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发言权，必须在增强高素质企业上下功夫，因此，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提出“抓大放小”的产品结构调整思路时，应当把“抓高放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
所谓“抓高放低”，即国有经济进入高素质、高技术的产业，同时逐渐从素质较差、技术水平低的产业中退出。我国现有已被开发、可经营的国有资产近5万亿元，占全社会可经营资产总量的60％左右，其比重之高为市场经济国家所罕见。但是由于布局分散，主导产业中的竞争力不突出，高素质企业太少，高新技术实力太弱。在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中80％为中小企业，而20％的大企业，由于国家新增加的投资数量有限，很难集中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企业素质提高缓慢，理论上主导产业和部门不仅难以得到扶持，而且成了国有经济的薄弱环节。如航天、核工业、兵器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都陷入了亏损的局面，航空工业也近乎到了亏损的边缘。整个中国的军工产业，应该说是中国的高新产业部门，但却成了国有经济的薄弱环节。与世界上的大企业相比，我们更是差距太远。1996年，美国通用电气的销售额为1549.5亿美元，比我国工业500强总和还多；从单个行业比，美国波音公司销售额219亿美元，而中国航空工业的销售额只有300多亿人民币。
面对如此大的差距，如果单纯从量的积累上来考虑，通过兼并、合并、重组资产，使企业规模扩大，但不从质的提高上下功夫，则规模越大问题越多，发展下去将会变成一个巨大包袱。为此，要反对那种简单化地把企业规模搞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把功夫真正下到在高新技术等领域，寻找新增长点。
思考之一，要把具有现代高精尖技术（如航空、航天、核工业技术、生物技术、精密机床仪器、电子技术等）和在21世纪将出现的尖端技术作为国家研究与开发的重点。
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在解困，先是煤炭，后是纺织，从行业上来说，这两个行业都不是高新技术产业，每年注入几百亿元资金无可非议，但军工等高新技术产业部门虽然能勉强维持生计，但国家对此投入不大，排不到重点上，从短期上来看无可非议，但如果长期按此思路来考虑问题，就可能丧失良机，拉大中国与世界高新技术的差距，也就是拉大经济实力的差距。
当前，知识经济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正在蓬勃兴起。这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过程看，知识经济是信息化的经济。比尔·盖茨描述的信息化时代，是国际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他预言5年以内，电子信箱将和通信地址一起被广泛印在个人名片上，以创新的速度、方向决定经济的成败。知识经济是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日益深化，科学与经济日益复杂化、高级化的结果。知识经济的到来，给我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应对之策，就应当在战略思路上把发展高新技术，发展高素质企业放在首位来抓。
思考之二，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行业的投入，采取一定的保护政策。
一提到投入，就提出一个资金不足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三个办法：
———国家要加大投入，我国产业分类有39个工业行业，有限的资金不能都下“毛毛雨”，应当集中财力重点扶植，扶高扶强，从长远来说才能救贫救弱；扶贫扶弱，拖下去大家都垮，强的高的发展不了，也要变成弱穷企业。据1998年5月25日美国《商业周刊》指出，美国高技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30％来自高新技术部门，这种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使通货膨胀率下降1.5％或更多，而这种推动力是来自信息技术的投资。笔者1998年4月曾考察过日本富士通，富士通每年拿出总销售额的10％用于研究开发技术（约每年1500亿日元）。没有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不可能有大发展，也就不可能带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要改革资本体制。抓高放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完全依靠国家投资，财力有限，国家的总盘子只有这么大，不可能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为此，应当在改革资本体制上做文章，走企业资本社会化的路子。世界500强中几乎没有单纯的资本结构———纯粹的公有、个人或家庭资本，全部吸纳多种多样的资本———国内国外、公有私有、个人家族、股民等，连一向注重家族荣誉的日本企业也不例外，松下家族正是以2％的股金控制着庞大的企业集团。我们居民储蓄7万亿元，比整个国有资产5万亿元还多2万亿元，应当说，调整资本结构大有出路，国家采取一定政策，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吸引个人资本、国外资本、股民资本投到高新技术产业上，是大有可能和大有可为的。
———发展风险投资业。风险投资国际上称之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是由专业化人才管理的投资主体向那些特别有潜能和希望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国家一方面要建立扶植、鼓励风险投资的相应机制；另一方面是要培养一支素质高的风险投资家队伍。发展风险投资业，在国外由来已久，早在194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多罗特就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公司）。今天世界上2000多家科技成果孵化器，80％靠风险投资支持。美国有675个风险资本投资基金，1996年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了大约98亿美元。法国现有200家风险投资公司，1997年4月，法国财政部宣布，为了扶植高新技术企业，设立“风险资本国家基金”，总额达6亿法郎，将这6亿法郎投入到那些新成立的“风险资本共同投资基金”中去，所占比例将达到10％至20％。通过这一措施能够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办方面增加30亿法郎的投入。
思考之三，强化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一方面，专门的研究机构应当与企业走共同开发之路，现在我们有很多研究部门开发出来的科技成果一旦鉴定了就算完事，没有下功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批的科技成果在睡大觉。我国每年验收科技成果与专利10万多项，只有15％～20％转化形成生产规模，而发达国家转化率达到60％～80％。另一方面，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的建设。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如何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是高新技术企业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和研究开发人员应当和专门的研究开发机构及人员享有同等的竞争地位和权力，享有同样的政策。
思考之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
在当前，人力资源或知识积累已成为改变经济系统产出的显著变量，经济系统的知识水平和人力素质已成为生产函数的内在部分，成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经济越是高级化，劳动者素质的作用价值就越大。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教育及文化的进步，物质文明的文化含量、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是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那么，战后到1957年内，智力投资获取效益的比例已从战前的32％上升到68％；而从1957年以来，智力投资比例则更加突出。为此，国际上各发达国家都加大智力投资，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将投入3亿到4亿美元用于工作人员通过“六西格玛”培训计划，这个质量培训计划带来的累计净利到2000年底可能达到50亿美元。日本富士通、德国西门子都建有专门的职工培训中心，用于对员工的各类技术培训。我们要加大人力智力的投资，就应该从教育抓起，下决心每年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5％办教育，令每位国人都有书可读。教育是国家的大事，依靠社会捐资办“希望小学”不能作为国策。
“抓高放低”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事，要作为一个战略思路来办，就应当站在跨世纪的高度，站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挑战的高度来运作，常抓不懈，我们的企业就会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国家也会真正强大起来。
（本文刊于1999年第2期《航空工业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