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鹰形凤鸟
就是仔细听其言观其行，也还未必能够得到全面了解，更何况现在的千万候选人，仅仅只是凭着偶尔一面的印象便决定命运，百官僚属，仅仅只是通过吏部这一个部门的专断便决定任用呢？
“于是不正之风发展起来，无法遏制。为了能够加官晋爵，官吏迎合上司，不惜渎职。廉耻之风荡然无存，没有谁再坚守谨慎宽厚的操行。官吏的邪恶，国家的败亡，已经无从挽救。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让古代的龙来做纳言，由舜来主政，要想达到太平盛世，也未必能够实现，更何况后代那些官吏呢！西晋孝武帝尽管打算采用分权的办法，使人才的选拔任用由吏部和常侍共同负责，但也不可能回到周朝和汉朝在人才上的成功，就别说孝武帝所做的仅仅只是朝三暮四般的名称变换，不是更加说明了他的平
庸吗！”（《资治通鉴》卷128）
考绩权
南北朝孝文帝时，北魏录尚书事拓跋羽上奏说：“按照制度，每年的年终，各州镇都要列出下属官员的政绩状况，经过考察核对，决定罢黜或调迁。自从太和十五年京官考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我准备参照州镇考官的办法，来评定京官的政绩。”孝文帝说：“考核政绩事关重大，应该听从我的安排，不可轻率从事，
等到秋天再说吧。”（《资治通鉴》卷139）
驾驭将领的关键
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书说：“战胜敌人的要旨，在于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将领；驾驭将领的关键，在于掌握操控将领的权柄。（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担任将领的人不合适，尽管兵马众多，也不足以依靠；操纵将领的权柄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将领才能出众，也不能为朝廷所用。”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所造成的岂止仅仅是耗费资财、玩忽职守的弊端，而且还会导致自焚于
兵火的灾难。”（《资治通鉴》卷228）
制度缺陷
唐代宗时，协律郎沈既济上书说：“如今地方上的官职并不由本地人担任，因此用人不应该以本地评议为依据。一个部门单独审查官员做不到明察，因此不应该只由吏部专断。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司长官，应当由宰相提出晋升和奖励的建议，吏部和兵部参加意见。六品以下的官员以及幕僚佐吏之类的属员，应当由州、府自行任用，如果州府牧守、军队将帅选拔任用这些官吏不公正，吏部和兵部可以检察并且向朝廷进行举报，对私自用人和造假者予以治罪。推举人才不慎重的，轻者贬官降职，重者依法惩处。按各自责任进行授官委职，谁还敢掉以轻心！
“如今的选任办法不是这样，而是由吏部选择人才，在州郡试任职务。要是出现才能与职务不相称的情况，责问刺史，刺史会说，此人是吏部委任的官员，我可不敢废黜；责问吏部侍郎，侍郎会说，这是通过考核获得官位的，我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会说，按察百官，是按照资历、升降等规定来进行的，别的事情我一概不知。结果黎民百姓只能白白承受不合格官吏带来的麻烦，却无人承担责任！造成这种弊端的是制度，而不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资治通鉴》
卷226）
从纲纪入手
唐朝中后期，藩镇势力膨胀，威胁朝廷。唐宪宗与太常卿杜黄裳议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皇帝自从经过乱局的侵扰，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不愿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遇到节度使去世，他先派人到军中了解兵情，掌握人心归属，然后将节度使一职授予将士拥戴的人。派到军中观测的人，有的接受将领的贿赂，回来后盛赞此人，德宗便立即任命这个将领为节度使。
在德宗时代，对节度使的任用就不曾有过出自朝廷本意的例子。当前陛下一定要振兴纲纪，应当依据法度逐步削弱抑制藩镇，这样天下便可以得到治理了。（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
宪宗深以为然，采取措施，使朝廷的威严遍及黄河南北，这都是由杜黄裳的建议所启动的。（《资治通鉴》卷237）
治吏上的虚浮
唐宣宗时，宰相们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
崔慎由主张：“应该甄别百官，划分品流类别，朝廷据此授予职位。”
刘瑑（zhuàn）反对，说：“过去西晋宰相王衍追求浮华，轻率地把官吏分为清流和浊品，结果酿成大乱，使中原变成废墟。（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如今是盛明的朝代，应当根据官职的要求来考核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使百官做到各称其职。如果以划分品流为首要，我不知道何时才能看见朝政理顺的那一天！”
崔慎由无言以对。（《资治通鉴》卷249）
宰相的汗
唐朝宣宗时，诏令规定，州刺史调任，必须先到京师长安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考查，作出评估，然后再委以官职。宰相令狐绹（táo）将他的一个故旧调到邻州任刺史，没有按照规定办理，直接前往任所上任。直到宣宗见到了这位刺史所上的谢恩文表，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宣宗就这件事询问令狐绹。回答是由于路途遥远，直接上任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宣宗说：“鉴于各州刺史大多不合格，危害民众，所以我才要一一召见他们，当面询问他们的施政方略，以辨优劣，从而对他们进行升降黜陟。我的诏令早已颁发，你却置之不理，看来最可怕的就是宰相有权了！”当时天气还很寒冷，令狐绹吓得浑身冒汗，几层衣服都湿透了。
宣宗与大臣议政，神态威严，令人不敢仰视。宰相们奏完事后，宣宗会忽然放下面孔，轻松地说：“我们可以谈些闲话了！”便问些街坊里巷中发生的俗事，有时也说说宫中游宴的事，什么都聊。一刻钟左右，宣宗又收起面孔，训诫宰相们说：“你们几个人应当好自为之，我经常忧虑你们会辜负我，致使我们君臣之间不再能相见。”言罢，立即起身回内廷。
令狐绹对人说：“我当宰相秉政10年，得到皇帝的恩遇最重；然而每次延英殿奏事，没有不汗流沾衣的！”（《资治通鉴》卷249）
小结
用今天的话说，《考课法》属于运用制度管理官吏的范畴，这样的法在古代不多，也不够“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两点理由。一点是，与思想道德相比，《考课法》之类的法永远是第二位的，人们更喜欢、更习惯以官德、舆论来进行约束。另一点是，这类法不仅官员，就是皇帝、朝廷也不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故事中蒋济的态度，没有这样的法照样出优秀官员，由此也就造成了这类法时有时无，时强时弱。由于法的缺失和薄弱，另一种制约官吏的方式便发达起来，这就是具有“术”的性质的威慑，包括公开的杀戮，以故事中的姜太公、汉武帝为代表，力图达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还有庞敬式的故弄玄虚、刘秀式的有意透露、唐宣宗式的张弛交错、汉武帝式的拿短，等等，哪一种手法不让人胆战心惊，记一辈子？与威慑形成互补的是利益牵制，故事中关于养鹰的比喻就是一例。
这并不是说古人不依靠制度，其实中国早就开始运用制度治政、治吏了，这种制度就是礼制。说礼也是一种法未尝不可，但它的道德性更强。礼制的最大功能就是约束，正由于此，孔子一再强调学礼、用礼、守礼。蒋济一类官员之所以敢于否定《考课法》，也是因为有礼打底。当然，礼与法还是有区别的，其针对性、权威性、准确性、执行性都要逊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