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发自西柏坡的电报，令宋庆龄心绪难平
时间到了1949年，窗外的雾气尚未散尽，天空阴沉沉的。让人欣慰的是，云隙间，已有一缕阳光顽强地透射下来。
宋庆龄站在窗前，凝视着院子里的几株冬青，思绪却早已飞向遥远的北方。
她手里攥着一封发自西柏坡的电报译文：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与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子皓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1月19日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发出的电报。
随着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战事和政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赞同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1月25日，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以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协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新政协无论如何不能缺少一个人，这就是宋庆龄。于是，有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合致宋庆龄的电报。
这封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并要他们设法送给宋庆龄的。指示电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在审定这次发电时，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收到电报后做了认真研究，非常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
四天之后，一位商人模样的年轻人，趁着夜色来到上海腊菲德路上一幢西式房子前。这里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来客头戴礼帽，左手指上的戒指在灯影中闪着金光，一看便是个少年得志的富商。柳无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是中共华南局赫赫有名的地下工作者华克之。
华克之从潘汉年那里接受了护送宋庆龄赴港的任务后，乘上一艘由香港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到达上海。
华克之见到柳无垢，递上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译文，陈述自己的任务及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再三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她既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动，更为中国革命大业终将告成而兴奋。不过，对北上之事，宋庆龄有她自己的考虑。2月20日，她伏案疾书，用英文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华克之如约再次来到柳无垢家。柳无垢向华克之转达了宋庆龄的口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华克之虽然未能接送宋庆龄离沪赴港，但却带回了宋庆龄的亲笔信。
一个多月后，已随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北平西郊香山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传阅了宋庆龄致中共中央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宋庆龄信中所说的“23年前被阻”，指的是1927年，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而今，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历尽风雨的宋庆龄抑制不住欣慰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和祝福，这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杰出的女性，兴奋地交谈着
尽管国内外明眼人都看得出，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但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依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任命亲信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25个军45万人守备湖口以东整个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为了固守上海，在纵深数十里的防御区域内，国民党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地雷，企图负隅顽抗。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整个上海风声鹤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频繁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便就地处决。报上每天都有枪毙所谓要犯的消息。“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也被汤恩伯列入“不择手段，立即逮捕”的名单，她只好东躲西藏。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之子黄竞武，也在他的工作单位中国银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竟然将黄竞武活埋于南市监狱里。
在这极为险恶的日子里，人们有一种误传，说宋庆龄离开了原来的寓所，躲藏在外国友人家里。事实上，宋庆龄一直住在家中。她不仅没有动，而且时刻关心着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工作人员和其他革命者的安全，秘密地为他们安排稳妥可靠的住处，还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物资和部分资金。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国友人的保护，由于宋庆龄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蒋介石最终未敢对宋庆龄下毒手，甚至连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也没有付诸实施。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快，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准确而权威的描述。他说：“目前形势的发展，在最近半年多起了质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去年9月间估计形势的时候，还认为革命战争有可能要在两年半以后胜利。若从1946年7月大打开始算起，就是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垮了蒋介石，得到全国的胜利。可是，在我们估计以后不久，济南就解放了。接着，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东北完全解放。淮海战役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消灭50万敌人的大胜利。以后，平津又解放了。在这五个月当中，整个形势起了质的变化。”
就在周恩来这次讲话的前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在邓小平担任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攻占上海。这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东方名城，终于落入人民的怀抱。
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陈毅，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将她的住处严密警卫起来。随后，陈毅在潘汉年副市长的陪同下，来到林森中路1804号，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
“夫人，您好！”
陈毅行了个标准的军礼，与宋庆龄热烈地握手致意。这位豪爽威猛的名将，一改平日的风趣洒脱之状，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恭敬之情，并诚恳地向她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第二天，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感到格外高兴。
史良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
宋庆龄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她又看着英文秘书卢季卿大声说道：“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就在宋庆龄欢呼上海解放的同时，中共中央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
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
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特使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派谁去最合适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和宋庆龄交谊至深的邓颖超。
毛泽东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铺平信笺，提笔写来，一行行遒劲豪放的字迹跃然纸上：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以及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前往上海。
途中，邓颖超、许广平、罗叔章三人很自然地回忆起与宋庆龄从相识到相交的一些往事。罗叔章动情地谈起1930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情景。
当时学校里有许多女同学十分敬慕宋庆龄的爱国行动，非常想见见她，但为了保密和安全不能大家都去。这时有位教师建议选派一名代表去见宋庆龄，于是大家推举了罗叔章。
罗叔章记得宋庆龄是在上海的住地接待她的。一位工作人员把罗叔章引进客厅，宋庆龄穿着一件蓝色绸旗袍，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与罗叔章握手致意。
宋庆龄第一句话就说：“暨南大学是一个进步的爱国学校，但学校的领导权不完全是进步的人所掌握，反动派势力较强。”并问罗叔章：“你代表的华侨是不是很多？”
“我原是教师，在印尼教书，现在回暨大上学。暨大华侨不少，爱国的也不少，我代表的是爱国华侨，他们都是最尊敬孙中山先生的。”接着，罗叔章转达了同学们对宋庆龄的敬佩心情和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宋庆龄听后满意地笑了。她说：“我们个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主要还是依靠你们这些爱国的学生。”
回忆起这次难忘的会见，罗叔章感慨地说：“谈话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言语不多，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宋庆龄同志是一位对革命群众非常热情而积极的支持者；她有领袖的风度，既严肃、庄重，又活泼、开朗、平易近人。”
次日，邓颖超一行抵达上海。
走出车站，环顾熟悉的上海城，邓颖超百感交集：“我又回来了！”
三年前，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临行前，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肯定语气，对前来送行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说道：“不用多久，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而今，当她真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的时候，内心的激动的确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前两天，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已奉命先到宋庆龄处，向她通报了中共中央再次邀请她北上之意。
宋庆龄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此时此刻，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的悲哀场面，1929年5月从碧云寺“奉移”孙中山灵柩去南京时的凄婉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她劝慰了宋庆龄几句，又说道：“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
“这还用问！我早就想见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