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统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仅是民办性质，它不归国民政府控制。
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全国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银行业发展还是显得陈旧落后。
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时，就向孙中山提出来要组建中央银行的想法，孙中山曾说：“等到南北统一了，我第一个举手支持。”可见孙大总统就知其重要。
宋子文看准这个问题，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蒋介石讲述了当年他和孙大总统的这番有意思的对话。宋子文以经济博士的口吻给蒋介石上政治课道：“政治的核心是个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作为政治家不掌管银行不行。没有财政的有力支持，我们一天也生存不了！”
在宋子文的建言下，蒋介石要独霸天下，也深知银行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示要支持宋子文有关银行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成立自己的国民银行——中央银行。
1928年夏天，是一个酷燥炎热的夏天。天上有云不落雨，地上无风热死人。
被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热浪烤人。白天无法办公，夜间无法睡眠，人们坐着就出汗。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主持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二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的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人员反复论证了成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组织班子，冒着酷暑，通宵达旦，起草了《中央银行章程》。
章程共分五大部分。其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有：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兑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宋子良任理事会理事长。
宋子文提出的《中央银行章程》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有三天，就被批复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
这是个吉利的日子。
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挂牌成立。
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这时，小弟子安从美学成回国，正好被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做监事会理事兼中央银行棉麦处处长。用弟弟来监督自己的哥哥，一时曾成为人们的笑谈。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不是目的，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他的目的。而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豪夺交通银行
且说宋子文让中国银行改姓了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交通银行了。
交通银行的老板是唐寿民。这唐寿民不像张嘉璈那样傲气十足，可以说他几乎没有后台。此人怕事胆小，有绰号“唐百万”。
宋子文看准了这些，在中国银行1927年由北京迁至上海后的第二年，也即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强行颁布该行条例，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唐寿民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敢不合作。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样，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交通银行”。自然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成为了交通银行的重要董事。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强硬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交通银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对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强行修改“交通银行”条例，分别予以增资。到30年代中期，交通银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宋子良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这样，宋氏三兄弟终于实现了对交通银行的控制。
再说宋子良在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期间，与银行家席德懋的二女儿席子二小姐相爱恨晚，不久就走进了婚姻殿堂。这使宋氏三兄弟控制交通银行的程度更进了一步。
接着，宋子文打着整顿银行秩序的幌子，整合资源，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国货银行，注入资本2000万元，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安任总经理。下面实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孚中公司等。
这样宋氏三兄弟在民国银行的角逐中，各有其位其职其权。在宋子文的所谓银行改革中，真正占便宜的是宋家三兄弟。他们在控制中央银行后，一个独占中国银行，一个独占交通银行，一个独占中国国货银行，使他们三兄弟一时风光无限。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这样称道宋氏三兄弟：
宋家三子三只龙，
民国银行全姓宋。
见了三子喊经理，
保证让你没错称。
应该说这一时期不是“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而是“蒋家王朝宋家财”更为确切，抑或称“蒋宋王朝”。“蒋家王朝孔家财”则是民国后期的事。
发行巨额公债，宋氏三兄弟受益沾光
四大银行都姓宋，为了使银行有利可图，宋子文采取的政策是通过银行发行巨额公债。宋子文采取的方法是“互惠互利”，这样银行通过发行债券也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利润留成。所以银行对这样的好事自然谁也不放过。
宋子文每年发放公债的大小，主要是依据每年财政赤字的大小。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支出都超过收入。如1929年收入3.34亿元，支出4.34亿元，赤字1亿；1930年收入4.84亿元，支出5.85亿元，赤字1.01亿元；1931年收入5.58亿元，支出7.75亿元，赤字2.17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借债。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达48.7%。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于国民党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在国际上没有恢复信誉，举借新外债有阻力，所以贷款主要是发行公债在国内筹借的。南京政府的内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就发行了25种之多，计10.058亿元。这样银行也能得到5亿的利率进账。
为了发行内债，宋子文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从1928年起，宋子文开始采取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过强迫的手段发行公债。具体办法是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即他给银行二元债券，银行要给他一元现币。利率达到50%），出售给银行家，即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例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了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所以银行家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因为民国银行被宋氏三兄弟控制，宋氏三兄弟和宋氏家族手下的人要参与债券投机活动，他们通常是先将债券转到银行，再由银行转到自己所控制的公司。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姐姐宋霭龄以及财政部徐堪、陈行等创办的。这个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关系，既可预测市场动态，又拥有大量资金，所以在公债投机中相当活跃，经常在上海市场价格上兴风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中原大战，双方投入一百多万兵力，历时七个月，波及20余省。宋子文不得不将军事费用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财政年度的3.12亿元。同时期的全部支出从4.34亿增至7.14亿元。1931年债券的发行总数为4.16亿元，超过1929年和1930年度相加的总数。
宋子文不但未能实现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计划，军费总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这时公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推销公债难度越来越大。但宋子文仍在尽最大努力，如在推销公债会议上，以辞职相威胁和鼓励上海银行家进行疏通工作，并检讨自己未能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公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1931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蒋介石为制宪问题发生争执，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出于报复，软禁了胡汉民，从而激起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官员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同广州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联合起来，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反对蒋介石。广州政府扣留了两广的关税，宋子文的财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债的可靠性。向来易于受政治风向影响而发生反应的上海公债交易的市价开始下跌。
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成为南京和广州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广州政府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广州方面还攻击宋使用公债的隐秘，认为他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入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时，与广州方面有联系的《民众论坛》也对宋进行人身攻击，称宋子文掌管财政是“南京政府恶政的例证”。该杂志说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发行公债，以超过9.55亿元的政府债券只换取4亿元的收入，至少有5亿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南京集团一步一步地破坏了财政系统的基础。
南京政府和广州派关系的继续恶化，使中国重新处于一场内战的边缘。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双方不得不以和解结束。
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公债行情急剧下跌。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天之内，上海五种主要公债的行情平均下跌至不足票面价值的66%，到1931年底跌至票面价值的一半。日本侵略东北，不仅给南京政府提出了军事和政治问题，也同时损害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原来由东北供给的张学良军队，撤退至河北、山东后，成为南京政府和宋子文的负担，为了摆脱困境，1932年2月，宋子文致电各省军事长官不得截留税收，严令各项费用由中央政府发放。他又公布了一个厉行节约的计划：全体政府人员的薪水，从部长到士兵，大事削减，各级政府禁止浪费。但这些也不过是空喊喊口号而已。2月18日，宋又在上海和五十多家银行界头面人物讨论整理公债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几乎所有公债的利率均减至年息六厘。各地持券人虽然不满，但出于压力，最后只得表示接受。
整理公债是宋子文的一大胜利。南京政府在第一年就省下近1亿元的公债利率付款，但持券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海公债市场于1932年1月25日关闭，直到5月2日才重新开市。公债市场重新开市时，重要公债仍在票面价值的40%—55%之间进行交易。
1932年7月，宋子文曾以自己的信誉向银行界担保，四年内不再发行公债，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改为直接向银行借款。1933年年度贷款总值约为9000万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过去四年的数目。宋子文所以能够借到这些款数，是因为他手中所握有的一张王牌。一年前，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种新税制，即征收银行发行准备金的税制这个税法规定，银行发行钞票，60%为现金准备，40%为保证。保证准备金要抽收2.5%的税，等于所有的钞票每年要抽1%的税。这种税制遭到银行家的强烈反对，加上政局不稳，在1931年拖延下来。1932年8月，宋子文再次提出钞票发行税，并和银行家商定为300万元。《上海晚报》报道说，宋提出发行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300万元，而是用来压迫银行家给政府更多的贷款。所以，宋子文答应四年内不再发行公债。
宋子文讲的仍是一句空头支票。1933年，由于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军费猛增。1932年7月开始，军费每月平均2670万元；到1933年7月，平均月需3100万元。1933年度政府赤字每月增至1000万元。所以，从1933年2月起，宋子文又开始重新发行公债。王松、蒋仕民、饶方虎等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4—47页。
他原保证四年内不发行公债，实际上只不过一年时间。宋子文企图通过滥发公债，解救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于是蒋、宋间的矛盾开始激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