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即是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经纪律，纳入法制管理；
苛，即是苛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严格执法；
监，即为监督体制，所有财经公开，即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杜绝贪污。
殊不知理论与实践执行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与大哥唱着“双簧”，为此洒下了血汗，同时在复杂的实践中也显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为了落实财政厅的一批筹款，宋子良着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当年大哥为孙大总统筹措的那500万的经过，想来可以借鉴这个经验，如法炮制。于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当年商海中的至交，没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样的豪爽，当场就答应了他300万的借贷。于是二人签下了合同。合同上写道：“如果革命胜利，广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偿还；如果革命失败，宋家愿以本家财产偿还。”
签订合同后，宋子良设宴答谢了那位叔叔，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会喝酒的子良照样端起了酒杯，酒过三巡，叔叔没有什么不适，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说了一句开心的话：“和你爸一样实在厚道！”
子良回到广州，向子文汇报了借贷300万的经过，子文甚为高兴：“拿酒来，为二弟接风！”他像当年孙中山为自己设宴庆功一样，同时他还请来了二姐庆龄和一些财政官员。
席间，大家把子良鼓励了一番。尤其是庆龄更为兴奋：“当年大弟筹款500万，乐坏了孙先生。今天，二弟筹款300万，实为不易，如果孙先生还活着，他一定像我一样高兴。”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为子良庆贺。子良喝得满脸通红，表示他要忠于广州政府，竭尽全力。
宋氏兄弟的“钱袋”
在当年的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宋氏兄弟的钱袋”内容主要来源大洋彼岸，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内容有三：
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洋博士的才能。这些条令是：
——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四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司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公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级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多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录，占筑沙坦，查催补价”。1925年9月、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做正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1908年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与1924年全年库收789.6万元比较，增加三倍。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页。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长。且看这组数字：
1923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1031.6万余元。
1924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798.6万余元。
1925年增至2518.2万元，为前年三倍多。
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万余元，为前年近四倍。
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
1927年扶摇直上，达到10876.8万余元。《广东财政纪实》，1934年第1期，第110页。
庞大的数字令人难以想象。
庞大的数字殊不知投入了宋家兄弟的多少智力和心血！
庞大的数字证明了宋家人才的难得！
宋家兄弟经济建设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亲属关系，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凭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绚丽，但也掩盖不了“三兄弟”的功绩。
应该说，宋氏三姐妹的辉煌在政治，而宋氏三兄弟的辉煌在经济。
政治并不等于经济，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经济发展与衰退会影响政权巩固。成绩使人欢欣鼓舞，宋子文也颇为满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半年历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支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明确系统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正是宋子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取得突破性的长足进展。如果中山先生有灵，也会倍加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