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病情恶化，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庆龄。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庆龄托付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份力量，必定尽力宣传。”此时，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任何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无可估量的精神财产，使庆龄终身受之不尽。
面对现实，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
英年逝夫，当时庆龄还只有32岁。这对庆龄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但同时庆龄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悲痛延续十多周后，她决定面对现实，继承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京西香山碧云寺之后，庆龄便回到上海寓所居住，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庆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插曲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是孙中山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击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这时孙中山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儿，他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当年随口一说竟变成现实。1929年6月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为中山陵工程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庆龄对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特别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两千多人在租界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斗争风潮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她号召群众把这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被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又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些更激起了宋庆龄的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他们举行了游行。这是自五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集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