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病害防治宜早不宜迟，实行“积极防御”的策略。如果能通过精耕细作与田间管理，铲除病害存在土壤、中断病害传播链条，通过相应措施保证苗全苗壮，增强作物抗病害能力，把各种病害消灭在萌芽状态，就能减少甚至避免使用农药。比如有些作物病害在土壤中发育与繁殖有一个温度和湿度的范围，温度大都在10℃—25℃之间，湿度通常在60%—80%之间；在寄主生育期里，病菌喜温湿条件，冬暖或者春寒，冬雨雪较多或者春雨过量，雾大露多天气，均会加重寄主病害，尤其是气温决定病害发生期与传播速度。掌握了这些规律，有助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通过适量喷灌或者深耕晒土，保持有利于种子出苗而不利于病毒存活的土壤温度和湿度范围；借助田间管理，改善田间小气候，营造适宜寄主健康生长而不适宜病毒存活的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用好当地的自然条件，善借现代绿色农技和先进农机，弘扬传统农业生产的精华，投入足够劳动力，悉心做好田间卫生管理，有意识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保证西藏自己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都是天然的优质的特色的农产品，如果能是这样，西藏的农业效益就会因为农产品的绿色性质和有机食品标准身价倍增而得到大幅度提高。只要能生产出这样的农产品，就没有必要计较生产的集中程度，也就没有必要农民或者农民组织被农业生产规划、指标、农资、技术束缚了思路、捆住了手脚，就让农产品市场通过各类不同技术等级农产品的自身价格指针来引导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农业生产的形式。自古好酒卖陋巷。路子走对了，并且付出了，消费者是聪明的，付出者定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农药残留 所谓“农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残，包含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残留；狭义农残，专指农药残留，是指在农田或者森林中喷施农药后微量农药及其有毒代谢物存在植物体内和自然环境中的污染现象。施用于农作物上或者林木的农药，一部分附着于农作物和林木上，一部分则散落在土壤、大气和水等环境里，环境残存的农药一部分又会被植物和动物吸收。环境中残留的农药，最终通过饮水、大气、食物链而传递给人类及禽畜。因此，农药正是食品质量最大的威胁。
农药残留，是随着农药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而产生的，由作物病害和虫害的化学防治直接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主要是含砷或者含硫、铅、铜等的无机物，以及除虫菊酯、鱼藤酮、鱼尼汀等来自植物体的有机物；二战期间，人工合成的有机农药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世界上化学农药年产量近200万吨，约有1000种人工合成化合物被用作杀虫剂、灭菌剂、驱虫剂。化学工业海量生产农药，是造成农药残留的源头；农业和林业大规模地施用农药，则是直接原因。
形成农药残留的直接原因，有农药本身的性质、环境因素、使用方法等。农药本身的原因，比如已经被禁用的有机砷、汞等农药，其代谢产物砷、汞因为无法降解而残存于植物体和环境中；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及其代谢产物化学性质稳定，在植物和环境中消解缓慢，同时容易在人和其他动物体脂肪中贮积；农药的内吸性、挥发性、水溶性、吸附性会直接影响其在植物体、大气、水体、土壤中的残留。环境原因，比如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化学性质不稳定，被施用后受外界条件影响而容易分解，但是其中存在着部分高毒、剧毒品种；甲胺磷、对硫磷、涕灭威、克百威、水胺硫磷等，如果被施用于生长期较短、连续采收的蔬菜，就很难避免人畜中毒现象。
科普读物世界名作《寂静的春天》讲到半个世纪前美国农业生产的情况：农民不能落实用药说明，农田施药呈现滥用之势。农民经常在临近收获期的时候使用超过剂量的农药，并且想在哪儿用就在哪儿用，甚至因为一时兴起，随意在许多农作物上使用杀虫剂，不愿或者懒得去看那些小巧的说明标志。制造农药的工业部门也了解到农民经常滥用杀虫剂，需要进行教育。然而，当公众要求政府对农民施药行为加强监管时，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卷宗中有记载：“一位种莴苣的农民，他在临近莴苣收获时不是施用一种，而是同时使用了八种不同的杀虫剂”；“一位运货者在芹菜上使用了剧毒的对硫磷，其剂量相当于最大容许值的五倍”；“菠菜也在收前获的一星期内被喷洒了滴滴涕”。这种现象在我国当代农村依然存在，相关做法具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只是农药品种和剂型略有不同而已。
在当代中国的广大农区，每年春夏季节，农作物生长旺盛，正逢大田农药使用的高潮期，品种剂型多种多样，原始的现代的施用方式五花八门，但是普遍存在违规用药现象。施药者缺乏农药常识以及正确用药方法固然可怕，漫不经意乃至故意为之令人惊骇。为了图省事、获得高产量，有人指望一劳永逸地根治作物病虫害，竞相选用剧毒农药，超大剂量用药，且怎么方便就怎么干。他们不会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因为农残检测在广大农村市场上几乎流于形式，对特定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损害仅凭肉眼也看不出来，事实上无人问津。媒体曝光，有些地方使用剧毒农药种植生姜，这种生姜农残超标情况及危害程度，生产者表现出“概不负责”的蛮横态度，消费者通常表现出“人家能吃咱也能吃”的认命态度。类似现象比比皆是，多得让人见怪不怪。令人诧异的是，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有专家优雅做客权威媒体的演播室，信誓旦旦地表示：“严格按照标准用药，采用正确用药方法施药，不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
农药退出农业领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世界近代化以来，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和物理物质，这些人造物质于人类自身利害参半，却日益危害着地球环境。比如农业上普遍使用的化学农药，由科研部门和化工企业联合研制出来，通过灭虫（灭草）运动而遍布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角落，已经威胁到了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以及自然生态平衡。
目前，我国在化学农药使用方面似乎重复美国曾经的做法。农业领域作物防虫、农田除莠，农民机械式重复喷施着农药。剧毒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农资，而且是家庭常备的杀虫灭蚊的日用品。“普通居民很少觉察到他们正在用这些剧毒的物质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确实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使用这样的物质。”尽管经常看到禾苗被农药“烧死”的惨象，耳闻喷药的农民中毒身亡的悲剧，明显感觉到树上的鸟雀少了，河流和湖泊中的鱼虾少了……但是，因为暂时没有危及自身生命，便对剧毒农药的滥用现象习以为常。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化学农药基本成分依然主要包括有机硫、有机磷、有机砷、有机氯等化合物，其毒性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只是种类和剂型及特性略有变化。故此，根据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梳理美国半个世纪前化学农药的使用情况及危害现象，以资借鉴。
只有让农药退出农业领域，才能保持农业生态环境的天然纯洁，才能保证农产品品质的天然纯洁，从而在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因此，作物虫害的化学防治法必须让位于生物防治法，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时间长短取决于公众的自觉程度和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程度。作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的西藏，规避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被化学农药污染和毒害，既是世人的殷切期待，又是西藏当地公众的自保之策。
杀虫剂的副作用。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评估这个问题，似乎都很困难，结论会很乏力。如果去接触足量的事实，就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感性认识。新的认识可以开启新的应对行动。
农药进入农产品中，污染食品 作物活体具有直接吸收农药的能力，并通过生物浓缩和生物放大作用让农药剂量迅速增加，聚集在包括植物果实在内的植物体内。当然，蔬菜和水果中农残要少一些，蔬菜经过清洗可以起一点作用，水果可以削了皮后再食用，但是蔬菜和水果依然含有大量农残，烹饪不能除掉农药残毒。农民在防治蔬菜和果树虫害的时候，有人选用内吸杀虫剂。所谓“内吸杀虫剂”，是指把药剂注入动植物全身的组织里以使昆虫等外界接触物中毒的一类杀虫药物。调查实验证实：果园里的昆虫因为咀嚼一片染毒的树叶而中毒身亡，花丛中的蜜蜂因为把有毒的花蜜带回蜂房，最终酿造出含有毒质的蜂蜜来。在农业生产中，内吸杀虫剂主要用于种子包衣。包衣的种子把药物效用扩展到植物后代体内，长出对蚜虫及其他吮吸类昆虫有毒害作用的幼苗来。一些蔬菜，比如豌豆、菜豆、甜菜等就是这样被保护的，更有谷物、棉籽等。同时，许多蔬菜、水果被涂上各种“催生”“膨大”的药物，以达到尽快成熟并有一个漂亮“外表”的目的。如果经常食用这样的蔬菜和水果，就可能导致孩子过早发育、影响生育等。用于给动物治病的氯霉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类药如果残留在动物体中，人吃后就相当于是在滥用抗生素，长期食用就会对药物敏感性降低，产生耐药性。“在一般家庭食物中，肉和任何由动物脂肪制成的食品都含有氯化烃的大量残毒，这是因为这类化学物质可以溶解于脂肪。”农药残留，还存在于水产品等动物性农产品中。
土壤里农药残毒的存在，是造成产品农药残留的重要原因。作物除了直接吸收喷施在植物体上的杀虫剂外，还从土壤里吸收那里存储的杀虫剂。从后者吸收了多少剂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作物的类型，以及自然条件和杀虫剂的浓度。通常，含有较多有机物的土壤比其他土壤释放的毒素剂量要少一些。胡萝卜比其他研究过的农作物能吸收更多的杀虫剂；轮作的作物，比如棉花和花生轮流种植，即使在花生生长期内不施用杀虫剂，花生也会从土壤里吸收到一定剂量的杀虫剂，因为在棉花生长期间被广泛施用的某些杀虫剂，仍然在土壤中顽固地存在较长时间，药物渗进花生的果核里，形成花生仁的农药残留。只要土壤中有杀虫剂污染存在，农药残留对农产品的威胁就不能解除。
农药残留，污染水体 环境中地表水和地下水被来自农田的农药所污染，被污染的水源源不断进入公共用水领域。灌溉农田的水被农药污染，成为农产品农药残留的主要原因；河流、水塘和浅海被农药污染，水生植物和动物含有不同剂量的农药，直接导致一些鱼类灭绝，某些以鱼为食的水禽因为体内农药储集至一定限度，或者死亡，或者奄奄一息。人体内所发现的致癌的环境物质“砷”，既来自含砷的杀虫剂，又来自含砷的除草剂。携带着砷的水流，进入溪流、河流和水库，最终汇集进入大江和海洋。
打破自然生态平衡，恶化了农业生态环境 农药烈性及其施用剂量不断升级，造成的结果是：在杀死作物害虫之时也杀死了益虫（或者微生物），干扰了生态系统结构平衡和自然动态过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通过营养关系而密切地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一旦某个环节发生异变，就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化学防治最大的问题是：设计和使用化学控制时，主要没有考虑到复杂的生态系统，只想急功近利地灭掉某个（些）作物害虫。然而，昆虫世界是大自然中最惊人的现象，人们可以预测化学药物对付少数个别种类昆虫的效果，却无法预测化学物质破坏整个生物群落的后果。很多杀虫剂的毒效不具有选择性，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人们希望去除的某个特定种类昆虫；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选用，是因为它是一种致死毒物。出于省钱和多用途的考虑，使用者希望一种杀虫剂具有普遍性的杀伤力，一次用药可以同时剿灭多种“害虫”，追求一箭双雕、立竿见影的治虫效果。因此，农田生态系统中更多的无辜者成了杀虫剂的牺牲品。
比如土壤环境遭受农药污染，土壤生态系统随之被破坏。土壤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是植物生长的场所和物质供应地，因此土壤不仅是自然环境的一个有机组分，而且是人类食物的一个主要来源。土壤中的生命是指从细菌到哺乳动物的全部生物，它们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初级生产者。其中，“土壤中最小的生物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生物，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真菌。它们的数量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一茶匙的表层土可以含有亿万个细菌。纵然这些细菌形体细微，但是在一英亩肥沃土壤的一英尺厚的表土中，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一千磅之多。长得像长线似的放线菌，其数目比细菌稍微少一些，然而因为它们形体较大，所以在一定数量土壤中的总重量仍和细菌差不多。被称为藻类的微小绿色细胞体组成了土壤的极细小的植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