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两代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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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在回忆童年的时光中给孩子创造一个“内心成长”的童年时代(1)

120年前是1893年,这一年是中国的癸巳年。

这一年,一个胸怀伟大的理想、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生命降临到人间,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率领共产党人,率领各民族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有了尊严的角色,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上有了话语权。中国在世界上不再是一个地理符号,中国不再是一个任世界列强瓜分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

60年前,是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癸巳年。这一年也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病逝。他的病逝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另一件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了历史上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打击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多国部队侵略者,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第一次以失败者的身份签字,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这一重大胜利鼓舞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013年又是一个癸巳年,这一年60岁的习近平率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追求富强、民主的“中国梦”。中国已经让世界刮目相看,东方的睡狮醒了!21世纪的中国在扬眉吐气地发展,在智慧踏实地创造财富,中国成为世界上不能被忽视的国家。

1953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伴随着深夜十二点的钟声,一个小生命降临世界,这个小生命就是我——马瑞祥。我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枣强县王均乡。枣强县是中国的大儒之县,也是革命老区。小说《平原枪声》就是根据发生在枣强县的人民抗日故事编写而成的。

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讲尊师重教的故事,讲文化名人董仲舒怎样读书的传说,更多的是听母亲讲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因为母亲在那个时候担任过妇救会长,她会唱许多许多的抗日歌曲。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唱的一首歌:“打虎要用枪,打狼要用棒,对付侵略者,人民一定要武装,全民团结、全民团结,军队一定打胜仗,军队一定打胜仗。”

母亲为人热情,敢于担当、无私地为村里父老乡亲做事,在村里威望很高。她对小说《平原枪声》里的故事原型人物如数家珍,每每说起来都滔滔不绝,教育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我的儿童时代就是在母亲的故事和歌声中长大的。

记得20世纪90年代,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村里党支部书记用广播反复向全村父老乡亲喊话,他说:“父老乡亲们!六大娘是我们村的抗日英雄,她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今天六大娘叶落归根回到家乡。我们全村能喘气的都应该来为六大娘送行,送六大娘最后一程……。”

我们兄弟五个跪在母亲的骨灰前,跪在这块英雄洒过热血的土地上,跪在全村父老乡亲面前,跪在马家祖坟面前,泪水模糊了双眼,哽咽着说不出话。吾心自问:“母亲啊,您不仅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好妈妈,您还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榜样!”

我家兄弟五个成长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在商店买的新衣、新鞋、新袜子。我们穿的都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我穿的衣服都是两个哥哥不穿的,经过母亲修补后又传给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戴干净迎新年。”“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好要受穷。”生活中要注意勤俭节约,省一点是一点。

她经常告诉我们吃完饭以后不要东跑西颠到处去玩,那样容易磨损衣服又浪费粮食。不如在家好好做做功课,看看课外书,要求我们去居委会的小书屋学习。那个时候,小书屋叫向阳院,许许多多的孩子在这里呼吸书本的空气,感受书本的阳光普照,感受书中人物带给我们思想的方向,领会知识就是力量。

回忆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幸福、温暖、快乐,心中充满美好。

1957年在我4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降临这个世界,父母及亲朋好友高兴无比。这个女孩是父母所盼望的,他们特别想要一个女孩儿。当年为了能生个女孩儿,在我出生后,曾经找当地算命先生给我算过一次命。先生说如果给你们家三儿子起个女孩儿名字,你们家第四个孩子一定会是个女孩儿。所以,我出生以后,父母给我起的乳名,叫“三妮儿”。后来村里父老乡亲都管我叫“三妮儿”,说大家这样一叫我“三妮儿”,我母亲一定会生个女孩儿。

四年后,母亲果然生了个女孩儿。当时我太小不懂事,看到家里人来人往,就在大人面前跑来跑去、蹦蹦跳跳跟着高兴。

姑姑端着给母亲做的一锅小米粥进屋来,没有注意到我,把刚做的一锅小米粥全浇在了我身上。我的哭声、妹妹的啼哭、母亲的哭喊声、姑姑的哭泣声、街坊四邻的忙碌声交错在一起。

有人提议赶紧从井里打一桶水浇在我身上,把身上的粥洗干净,姑姑用水一冲洗我身上的粥,一层红肉露了出来。这身上的水泡,这身上的伤痕,遇到冰凉的井水后,使我昏厥过去,只有呼吸的存在。

有的乡亲说,这个孩子活不过今年啊,想想以后吧。他们又把当地的算命先生请来了,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里有这一劫,这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会逃过这一劫的。

那个年代农村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只能按照土办法处理烫伤。大家帮助了我,一连三个月我都是趴在枕头上,不能躺着睡觉,因为身上全是烫伤,全是水泡,有的地方是浓水、血水、汗水相融在一起,但没有更好的办法。

姑姑怕我的伤口一次次感染会有生命危险,天天给我扇扇子驱散蚊蝇,给我喂饭吃、喂水喝、接屎接尿。口中还不断地说:“三妮儿,你受苦啦,苦命的孩子啊……。”同时,还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我。情况稍有好转,最后村里父老乡亲动员家人,让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到北京和父亲团聚。

妹妹不知何种原因,到北京不久,就发高烧不退造成肺部感染,医治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妹妹死了以后母亲大病一场,女儿没保住,三儿子还弄得遍体烫伤,父亲天天唉声叹气、借酒浇愁,家里的气氛好长时间比较沉闷。

此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小男孩儿,我又有了两个弟弟。但父母仍然想念逝去的妹妹。母亲总感觉对不起我,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乐观的母亲经常自责,后来弄得身体一直不好。

父亲是个手艺人,读过私塾三年级,认识点字,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他略知一二,对《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能背诵下来。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七级工,在当时是个高工资的手艺人。他12岁就来到北京跟师傅学做珐琅工艺品。在北京生活工作了72年。2000年,在他84岁的时候,还拿出解放前做的珐琅工艺品给我们看,介绍他的得意作品,从他的笑声中我们感受到他的自豪与骄傲。

父亲勤快、俭朴、手巧、为人正派,从来都不和别人发生矛盾,在家很少和母亲发生争吵。对儿子的教育小错不管,大错绝不轻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父亲说了,我们兄弟五个坚决服从,不敢有半点反抗的意思。

父亲管教我们都是在临睡觉前,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父亲就从屋里出来了,问今天谁惹祸了,没有儿子回答。父亲走到二哥面前,掀开被子就是一顿打。打得二哥第二天屁股坐不了椅子。有了这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做事格外小心,不敢外出淘气,学习也不敢落后。

父亲说,小时候在村里读书,周先生一边诵读一边拿着竹板,谁要是在课上讨人嫌不读书,文章背不下来,就用竹板打谁的手,打得学生有了记性,直到改正为止。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说:“你们的父亲不容易,12岁就跟着哥哥闯天下来到北京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孤苦伶仃、挨打受气,才能养活自己。后来挣了钱就寄回老家,解放初在全村盖了最好的房。你们几个要听话,不要惹他生气,要好好读书为他争点气。”

来到北京后,两个哥哥去上学,母亲去打短工,每天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后来在朝阳区三里屯地区找了一个幼儿园过了一段集体生活。1960年我快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给我办了退幼儿园手续,来到东城区二里庄小学报名上学。

无奈,由于我是阳历11月出生,学校不能接受我上学,只接受8月31日以前出生的。这下父母犯了难,因为幼儿园已经退园回不去了,小学又不收年龄小一点的学生入学,把我这么大的孩子再锁在家里也不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经过商量,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老三送回老家吧,正好我哥哥没有孩子。如果条件不允许,明年再接回来上学也不迟。”1960年8月父亲把我送回了河北老家。

当时,父亲对我大伯千恩万谢,感谢他收留了我,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并商量好每月给他们寄五元钱,作为我的生活费用。伯父伯母当时高兴地答应了。我总算有了一个容身之处。父母可以安心去工作了。父亲在回北京之前,反复教育我要听大人的话,在家多干活,别出去玩,别惹大伯大妈生气,明年这个时候接我回北京上学。

我大伯大妈由于没有孩子,在农村叫“绝户头”。他们老两口儿,平时过日子非常节省,舍不得花一分钱,对人比较刻薄,与乡亲很少往来。他的本意是希望父母能把大哥过继给他,大哥年龄大一点,又能给他们干活儿。

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对伯父伯母就有不好印象,见到他们没有亲切感。由于他们俩不能生养孩子,见到我们哥儿三个不是责骂就是唠叨。我们哥儿三个没有在他家吃过一口粮。

这次把我送回家,他们欢迎吗?但是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忍受他们的白眼、要忍受他们的责骂、一定要忍受他们的吝啬……只要我听他俩的话,父母会把我接回北京去读书的。

没想到父亲把我送回老家,大伯带有一丝抵触情绪。表面答应,实际上不欢迎我。家里突然来个小孩儿吃闲饭,自然不太乐意,待父亲回北京以后,他们平时让我在家吃剩菜剩饭,晚上睡在麦秸堆的小房子里。

因为在回老家前,父亲已经有言在先,要听话、要勤快,不许惹你伯父伯母生气,不然你就不要回北京啦。耳边响起父亲的话,心里就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听伯父伯母的话,要帮他们多干活儿,明年就能回北京上学。

来到老家后,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让我每天早上,天刚刚蒙蒙亮时,听到鸡鸣狗叫声后,就背着小筐赶着羊去拾柴捡粪,小筐没有捡满柴,回家就听到老两口儿唠唠叨叨没完,说什么家里养闲人啦,你娘跟下猪一样下了你们几个,不好好养送到我们这儿,给我们添麻烦啦。听完唠叨训斥,我还经常要到三里地之外的于胜屯村,给大妈姐姐家的孩子去送大饼和馒头。

伯父伯母认为,他们老了就只能靠伯母的家人照顾,所以有点好吃好喝的就赶紧让我给他们家送去。那段时间我没有在伯父伯母家吃过一粒麦子,每天都是吃红薯和红薯叶做的粥,或者是和野菜一起做成的窝窝头。直到现在,一看到红薯就胃酸,形成了条件反射。

在那一年多寂寞如昼的夜里:

我只是看到“萤火虫”闪烁的亮光让我充满回北京的希望,

蚊虫的叮咬让我感觉到全身难以忍受的瘙痒,

我只是听到老鼠的牙齿声,让我心惊肉跳想起爹和娘。

黄鼠狼的奔跑让我把衣服紧紧裹住告诉自己不要惊慌,

只盼着来个亲人给我一床被子抵挡秋天的寒凉。

我只有把思念北京的泪水在心中珍藏。无处诉说,也不敢诉说,诉说只能带来家庭矛盾,回北京的希望会更加渺茫。

记得多少次,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我穿的是大妈穿破的旧衣服,脚上穿的是大妈穿破的旧鞋,也不管大小穿戴在身上,是否合适都得穿,不穿就只能赤裸身体。七岁的男孩已经懂得害羞了,衣服虽破旧但能遮羞就凑合着穿了。

村里人知道伯父伯母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就经常偷着给我块干粮吃,有的还托人给我母亲往北京带话,说你们家老三在徐庄受苦了,赶紧接回北京上学吧。

我表哥回老家探亲,回到北京后对我父母讲了我在老家过的日子,希望父母把我接回北京来,不然会影响学业和前途。

父亲还是没有说话,母亲气急了,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没有经过父亲同意,抱着我一岁多的四弟,乘火车回到老家来接我回北京。这是我所知道的父母唯一的一次吵架而且还是因为我。

母亲看到我穿了一身老太太衣服,面黄肌瘦的样子,就哭成了泪人儿,说道:“三妮儿,你受苦啦,跟妈回家,跟妈回家……”母亲一连说了好几遍。50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然历历在目让我终生不忘。

因为我母亲在村里威望非常高,父老乡亲们热情地迎接了我的母亲,许多人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腊肉招待我的母亲,我和过年一样兴奋无比,当时忘掉了所有的苦难和委屈,跟着母亲串亲戚会朋友,那几天还吃上了村里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吃上了有肉的饺子。

离开村子的时候,父老乡亲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给了一包又一包的土特产。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家乡,直至她90年代去世,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