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重点研讨了党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指出，党内一直存在主观主义的传统，而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成为克服主观主义的表率，要“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方法论，并且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任务”。毛泽东发言结束后，共有28人次依次发言。大家结合自身的理解和分析，阐述了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的认识，许多人还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王明也在会上发了言。但他并不像大部分同志一样，诚恳地开展自我批评与检讨，反而极尽所能地试图推卸责任。为了争取王明能够认识错误并转变态度，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与王明交谈，耐心说服。但王明始终不能认识错误，坚持己见。后来，他干脆以身体有病为由，长期拒绝参加整风会议。
九月会议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作出初步结论。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的错误，由于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由毛泽东提议，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以“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结论。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的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九月会议的召开，尤其是对毛泽东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的学习和讨论，使党的领导层在思想上对相关问题基本取得了共识，这为陆续全面展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深入开展
九月会议以后，高级干部整风学习活动深入展开。按照九月会议的决定，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王稼祥为正、副组长的中央研究组（又名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延安及各地方相继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为中央学习组规定了任务：“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
经过多番努力与精心部署，自1942年春起，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国各地党组织中普遍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为全党范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学习运动的任务、内容、方法和意义。这两篇报告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起，成为推动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至此，整风运动明确了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三个批判“靶子”，教育全党要不断谋求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检讨错误，统一思想，团结队伍，提高战斗力，以最终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
为了让整风运动落到实处，中央严密部署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和努力推动下，全党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主要任务，以反复精读学习材料、认真书写读书笔记、充分讨论领会精神、深刻反思自身问题为主要方法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青春寄语
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上下开始切实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含义，把党内思想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就不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中央高层领导到普通党员，都以深刻的自我批评和积极的学习实践活动，做好自我反省与自我教育工作，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推动了个人思想进步。
改造我们的学习，采取这个方法，既有利于真正统一党内思想，又能在党内营造一个融洽祥和、团结奋进的氛围，还能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优良品格，这是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4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学习中探索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浴血奋斗，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坚持武装斗争，终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要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党员干部加强学习，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管理城市、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
再次站在新的学习起点上，又一次面临未知的前路。但相比从前，周遭不再一片漆黑，共产党人依托过往学习经验，在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借鉴学习先进国家的建设经验、以实践促进学习的活动。
学会打赢经济战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中国历史画卷中书写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新篇章，华夏神州一片喜气洋洋。与此同时，国内各个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物资市场供不应求。10月中旬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物价飞涨的浪潮席卷全国。
管理城市、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迫切任务迅速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要想稳定国家经济，共产党人原来熟悉的革命战争和农村工作的经验显然已经不足以完成使命，必须尽快熟悉和学会经济管理的规律和知识。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当前具体情况后，找出造成全国物价上涨的两大因素：一是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争带来的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纸币发行量大增；二是当时的中国已在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的混乱治理下千疮百孔，许多城市物价飞涨，众多不法商人只重利益，趁机投机倒把，发社会混乱之财，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为了应对危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于1949年11月1日至5日紧急召开了两次常务会议，集中讨论了抛售物资、收缩通货、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
粮稳天下定，要控制飞涨的物价，必须先稳定粮食价格。解决了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平抑粮价需要保障市场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为此中央主要从东北老解放区调运粮食。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粮食供应比较平稳。中财委主任陈云委派曹菊如前往东北调运粮食。行前，他就此行的重要意义叮嘱再三，要求力保东北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运到北京，要用如山的粮食给粮贩子有力的冲击，使奸商无所适从。
衣食住行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吃饭问题有了对策，中央便着手解决服装供应问题。服装生产的关键是棉花、纱布等原材料的供应。陈云派人到上海、汉口等地调整纱布存量，并调集华中地区棉花运往上海。此外，中财委命令西北财经委员会派人把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库存的纱布火速运往西安。
当这些措施准备妥当，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13日向全国各地下发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令，包含12条细则：第1条以稳定物价为目标，要求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2条至第5条涉及调运粮棉物资的指令，对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沿线和德石路北及平原省等地区粮棉纱布等物资的调配作出了具体指示；第6条至第12条是关于全国范围紧缩银根的具体指令，要求银行贷款、税收、工矿投资、军费、地方经费等领域相应收紧银根，各地统一控制物资，准备集中投放市场。至此，这场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的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市场秩序的战斗，在全国顺利打响。
11月20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国营公司，有计划地逐步提高了商品牌价并向市场供应物资，持续到11月24日时，国营公司的商品牌价已经与黑市价格基本持平。看到市场有物资供应，投机分子纷纷跟进，大批买入，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来疯狂进货。
11月25日，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全国各地大量纱布同时向市场抛售。得益于前期周密的筹备，各大城市的国营公司此时资金雄厚、物资充足，步调一致、源源不断地抛售，同时，陆续降低商品牌价。各地的投机分子们刚开始时还想照单全收，硬撑着买进物资，但是很快他们便发现形势不对，国营公司抛售的物资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至此，投机分子们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纷纷出卖自己囤积的纱布以求自保。可是，为时已晚，他们的抛售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行情的下跌。仅上海市场的纱布牌价，一天之内就疯狂下跌了一半，令投机分子们苦不堪言。
中财委乘胜追击，下令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不得借贷给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必须全部存入国家银行。而且规定，私营工厂要照发工人工资，不得关门停业，国家从严征税，各企业不准迟缴。同时，全国各地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阻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这场经济金融战线的特殊战役，在中财委的周密安排和有力领导下，以干净利落的举措，狠狠打击了投机资本的猖狂气焰，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拉开了管理经济、建设国家的序幕。
探索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的成立，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28年艰苦奋斗的完美标注。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新中国将如何建设发展，中华民族何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对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的最大考验。
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此刻神圣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英勇的共产党人满怀憧憬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毛泽东睿智的目光逐渐聚焦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上。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对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
毛泽东以他在视察湖北时与孝感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切入，向与会人员形象地阐述了他的想法：“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要想科学规划，就得先摸清家底。1953年初，中共中央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以了解新中国成立至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调查活动主要由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人员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负责实施，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开展抽样调查与统计。
中央工作组广泛听取当地党委和财政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并与有关同志深入探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细致深入地开展考察调研工作。
1953年5月，调查组负责人李维汉汇总所有调研资料，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题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研究汇报材料，以及有关这份报告的说明信。
调查研究报告和说明信以大量的事实数据为支撑，肯定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提出了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向社会主义企业过渡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6月15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李维汉提交的调查报告，对调查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报告澄清了认识，拓展了思路。
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3年12月拟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经毛泽东修改后，宣传提纲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
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规划与战略部署。
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四年后终于清晰地看到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巨大热情。
打造新中国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和人民，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基础，党中央急切盼望早日恢复经济，振兴工业，改善人民生活。
在综合分析了形势与任务以后，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新中国低下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和人民的期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要想建设新中国，必须尽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而当时最好的学习对象自然是苏联了。
刘少奇说：“我们要建国，同样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