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认为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健全的嬉笑、会心的微笑，是一种美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刻，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是智慧之刀的一晃”，而且具有“化学作用”，可使许多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到如今，幽默已经被认为是人类通过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个性的一种特殊方式。
1979年，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诺曼·卡辛斯还提出了一个“将幽默作为一种疗法，为心理病人减压”的观点，成为首次将“幽默”应用于临床治疗的心理学家。他相信那些压力太大或紧张过度的病人只要时常微笑，就能重新体验到愉悦、希望、自信等积极的情绪。经过十几年的临床研究，卡辛斯发现压力能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比如血压升高、肌肉萎缩、免疫力下降等，而幽默带来的微笑能引起完全相反的变化。
在心理学界，弗洛伊德认为幽默能够让人们用社会许可的方式表达内心中压抑的欲望。人们在讲笑话时，可以无视自我的恐惧和超我的反击，将本我的原始性能量自由地表达出来。笑话就像做梦一样，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因此人们喜欢听笑话、讲笑话。实际上，笑话之所以能够引人发笑，就是因为它缓解了人们内心中的焦虑，让压抑的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发泄。
美国的一次幽默调查表明，性、消灭和死亡是人们最喜欢的幽默题材。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事实上，即使并不了解心理学的人也懂得一个道理：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正在压抑着什么东西，只要测试一下他喜欢什么样的幽默就可以了。
列宁说：“幽默是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从心理学角度看，幽默是一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常是人们处于困难境地时，自我解脱的一种方法。因为人不可能同时快乐又生气，许多心理学家对待生气的人就常使用“幽默疗法”，病人在大声欢笑的时候，愤怒的心情自然就一扫而光了。除此之外，一些身处困境或者被人嘲笑的人，往往也能借助幽默感化解尴尬的气氛，同时让自己的内心获得认知上的平衡。
俄国幽默寓言家克雷洛夫向他的房东租赁公寓时，贪婪的房东在契约上写道：“如果房租逾期不交，就要罚款××。”房东在上面填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克雷洛夫看了租约，提笔在数字后面又加了一个零。房东惊呼道：“这么多？”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反正一样赔不起！”
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或悲愤万分，或愁云满腹。如果能像克雷洛夫这般化忧愁为幽默，也不失为苦闷生活中的调剂。这种自我解嘲的精神，让克雷洛夫道破了房东的贪婪，也体现出他本身乐观、积极的心理态度。
有一次愚人节，马克·吐温被人愚弄了。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说：“马克·吐温死了。”马克·吐温的亲友们信以为真，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吊唁。当他们见到这位刚刚发过讣告的作家正在写作时，异口同声地谴责那家造谣的报纸。马克·吐温却毫无怒色，他幽默地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他们把日期提前了些。”
幽默实在是一种丰富的养料，它能让经历坎坷的人忘却痛苦，也能让深陷纷扰的人找到欢乐，善用幽默的人会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不过，善用幽默需要技巧，也需要一定的智慧，一个才疏学浅的人定是无法生出幽默感来的，而滥用幽默的人也只会招人反感，让人避之不及。
据说，萧伯纳少年时就非常聪明，并且很懂幽默。可惜，他总是出言刻薄，用看似幽默的语言挖苦别人。人们每次听到萧伯纳的笑话，都好像自己从头到脚被别人嘲笑了一番一样，深感不快。
有一次，萧伯纳的朋友对他说：“你的笑话的确不错，非常风趣，充满智慧，也足够表现你的才华。可是，当你说笑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不自在。或许你的才华的确胜过很多人，你的笑话也逗笑了很多人，但事实却是，所有人都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出现，大家会更快乐。”
朋友的话让萧伯纳如梦初醒。他一直沉溺在自我赏识之中，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幽默感会给人带来负担。从此，他改掉了滥用幽默的坏习惯，将更多的才华发挥到了文学上。
谢里夫的个体受暗示性研究
谢里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他创造了一个实验室的环境，想要观察社会规范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实验室环境是与外界隔离的，自然也会同时隔离掉被试身上的社会规范。因此，处在实验室中的被试会根据实验室内具体情景的安排，形成一种新的行为标准。
谢里夫将自愿参与实验的被试A安排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然后在他对面4.5米处会呈现一个光点。一开始，光点没有任何变化，几秒钟之后，光点开始不规则地移动，直到最后消失。谢里夫向被试A提出的问题是：“你猜测光点移动了多长的距离？”被试A回答说：“15厘米。”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下，被试A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光点移动的距离，因此谢里夫将刚才的过程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被试A回答说：“25厘米。”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被试A的回答渐渐接近一个平均值，即20厘米。
第二天，被试A再次参加实验时，又增加了两个被试。这两个被试昨天也参与了相同的实验。当黑暗的房间中再次出现光点时，后加入的两个被试根据前一天的经验，分别说出了自己的最佳估计。其中一个人说“2.5厘米”，另一个人说“5厘米”。这时，轮到被试A发言。被试A充满迷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估计的距离和他估计的距离相差那么多，他不知道是该坚持自己的估计，还是认同他人的判断？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所有的被试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实验，结果显示，参与实验的被试明显地改变了自己原本对光点移动距离的估计。
很明显，群体规范在实验室里产生了。尽管这个规范原本就不存在。因为谢里夫不过是利用了一种视觉上的似动现象。光点根本没有移动过，更不用说估计移动的距离了。
谢里夫用这个实验研究了个体的受暗示性。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受群体暗示的例子也随处可见。当群体里的一个人打呵欠后，周围的人也会相继开始打呵欠，即使他们并没有第一个打呵欠的人那样疲惫。在实验中插入实验助手后，如果实验助手在回答问题前一会儿晃晃腿、一会儿搓搓手，被试就会不自觉地模仿实验助手的动作。
个体的这种受暗示性会在群体中形成一种规范，也会造成错误观念的继续传递。心理学家雅各布森和坎贝尔则针对“错误信息”的传递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谢里夫设计的实验基础上，他们在被试中增加了一个实验助手。实验助手的任务就是夸大光点移动的距离，对真正被试的判断进行干扰。之后，实验助手离开实验室，让真正的被试开始估计光点移动的距离。结果，这种被夸大的距离竟然在被试中一直传递下去。也就是说，这些人时刻都在向他人传递着错误的信息，他们自己却是不自知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这种易受暗示性已经变得不仅仅是传递错误信息这样简单。很多社会名人自杀后，人群中自杀的比例会有小幅攀升；一次汽车抢劫案被大肆的报道后，短时间内各地都会出现汽车抢劫的案件；有人持刀闯入幼儿园杀害儿童，几天之内全国各地都出现儿童被伤事件……当群体暗示波及范围变广之后，往往在不知不觉间造成大面积的传播和伤害。
人格逆战——解读《致命ID》
剧情回顾
电影的第一段对话，来自心理医生与患有多重杀人罪的嫌疑犯麦肯·瑞夫。4年前，瑞夫杀死了6个人。被警方抓捕后，法官判他谋杀罪名成立，第二天即将执行死刑。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瑞夫的心理医生从他小时候的日记中推断出，瑞夫可能一身兼有多重人格，导致他杀人的则是其中的犯罪人格。心理医生为了保住瑞夫的性命，连夜通知法官重新讨论对瑞夫的处置。
画面迅速跳转，来到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妓女帕瑞斯开着一辆敞篷车，在公路上飞快地行驶着。当她想要寻找放在皮包里的打火机时，不小心将行李中的衣服、鞋帽掉落在马路上，其中包括一只高跟鞋。
同时在路上行驶的还有乔治一家。乔治带着妻子艾莉丝和儿子提姆西出行，结果车子压到了帕瑞斯的高跟鞋，车子爆胎了。乔治正在路边更换轮胎，艾莉丝却被艾德驾驶的汽车迎面撞到。艾德带着乔治一家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通知救护车前来救援。然而，当天晚上整个内华达州都在下暴雨，河水挡住了各个方向的去路，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留宿在汽车旅馆中，耐心地等待天亮。
与艾德一行人一同住进汽车旅馆的还有妓女帕瑞斯、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基妮和路易斯、艾德的老板女明星卡洛琳、一位警察罗德斯和他押送的犯人罗伯特。汽车旅馆的老板拉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他形色慌张、举止异常，
好像正在努力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所有人都拿到了房间钥匙，准备休息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女明星卡洛琳意外被杀，她的尸体消失不见，只剩下一颗头颅被放在洗衣机里搅拌。随后，路易斯被人用刀捅死，犯人罗伯特被人打死，乔治意外地死在了拉里的车下，艾莉丝和基妮也相继死去……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汽车旅馆，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害怕下一个死去的就是自己。
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存活下来的人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住在汽车旅馆的每一个人都是5月10日出生，并且他们的姓都是由各个州名命名的。比这些巧合更可怕的是眼前的现实。当帕瑞斯钻进警察的汽车时，偶然地发现罗德斯并非警察，而是和罗伯特一样被警察押解的犯人。随后，艾德和帕瑞斯又得知，汽车旅馆的老板已经死去多时，这现实中的拉里不过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赌徒。后来，想要杀掉帕瑞斯灭口的罗德斯杀死了拉里，打伤了艾德。在最后关头，艾德和罗德斯互相开火，同归于尽。11个人中，只有帕瑞斯幸运地活了下来。
镜头回到正在接受问讯的瑞夫。心理医生正在借助药物，努力地修正瑞夫的人格，想要他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消灭掉内心中代表邪恶的人格。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汽车旅馆里的11个人都是瑞夫的不同人格，每一个死去的人则代表着瑞夫消灭了其中一个人格。
当心理医生确定瑞夫只剩下一个善良的人格时，法官赦免了瑞夫的死罪，改判他到精神病院进行疗养。可是，在瑞夫的人格中，那个隐藏的犯罪人格并没有消失。他赶到帕瑞斯的老家，杀死了帕瑞斯，同时在现实中杀死了心理医生和押送他的司机。
电影赏析
所有听说过《致命ID》的人，看完全片后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导演精心地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被阻断外界联系的汽车旅馆，将所有人物集中在这一环境下，利用杀人的恐怖心理营造出瑞夫真实的内心世界。玩过杀人游戏的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正是这种杀手藏身于无形的恐怖，才给参与者的心理增加了更多的好奇，电影将游戏中的这种好奇心变成了每个人对死亡的恐惧，更加深了影片的悬疑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