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天良》，我好象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块石头，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举起的。现在，我想说些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作品，最好不要去解释。很多年以前，我在乳山老家插队，听说复员军人枪杀干部的事情。那是兄弟二人，象天良一样，也是为安排工作的问题。最后，他们被包围在一块苞米地里，开枪自杀了。这个故事令我震惊，并久久不能忘怀。可是我写《天良》，不是要写这个故事，而是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框架。我在大青山那样贫穷而美丽的山区生活过，对于那里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有许多感受。今天，当我自我感觉比较成熟了一些，.就企图对山区农民、或者说对生活在山里的人，进行一次深入的心灵探索，毋庸置疑，那是苦难而扭曲的心灵。你只要认真地看一眼，就会被强烈的悲剧感摄住灵魂。于是，我从记忆中找到了《天良》的框架，拖出了这个最强烈、最悲惨的故事。
历史与文化，仿佛存在着一种转换关系。当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发生过后，总有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沉淀下来，这又构成了文化。在沉闷的山村，这种文化气氛特浓，它表现为民俗、迷信、传说、歌谣等等。山村里一代代人，就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中成张起来的。《天良》里有不少神神道道的东西，目的就在于表现这一文化背景。我认为：人的性格形成，除开先天气质，文化环境就是决定因素。人的任何经历，总被这无形的大背景制约着。这种制约的力量无边的大，以致于使人产生宿命的感觉。我在《天良》里强调了“宿命感”，企图表现这种力量。甚至，我就把宿命感当做文化来描写。它是莫大叔的道教、胡婆婆的算命、狐狸精、反骨等东西的总体抽象。
据说，胎儿的生长史，便是人类发展史的缩影。那么，我想，一个人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缩影呢？撇开具体事件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暗中规定着事件的发展方向。这些东西在历史进程中反复显现，使我们惊讶地看到：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比如说，《天良》里那种似乎具有遗传性的仇恨——统治者对人民、人民对统治者，这种不可调和的，残忍的仇恨，不是规定了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大规模的起义和大规模的屠杀吗？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决不在于写了历史，而在于表现出历史感。历史感是有个性的，体现作家主观判断的，因而也是审美的历史感觉。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堆砌。因此，对于历史的思索，我们的出发点也应该是人，通过历史长河的波涛去采撷人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一个人的历史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我在塑造天良这个人物时就抱着这些想法。他生活在现代，他的遭遇具有时代特征，但我希望透过他的遭遇，窥视到中国农民的真实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
在写作《天良》的过程中，我被一种巨大的痛苦压迫着。这不仅仅因为天良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也不仅仅因为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种种不幸，也不仅仅因为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种种丑恶，而在于整个人类的处境。人类陷入一种难以解脱的矛盾中：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约束……一切都构成一个总体的冲突。所谓现代意识，其实就是人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他们已经不是从个人的具体遭遇来解释生活，而是把这种遭遇上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加以理解。他们既作为个体生存着，又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人属”即作为人类全体生存着。这时他们看见了那个总体冲突。说到底，现代意识就是人类意识。科学的发达使人们有可能跳出个人的小圈圈，从人类历史的高度发现生活中种种不合理性。这正如有了显微镜，我们恍然明白日常喝的水中原来竟有那么多细菌。同时，面对茫茫如海的人生，人类意识又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凸显出来——绝望的人们开始追求日益逝去的人的内在价值。可能有人认为天良的不幸在于他的愚昧，而我恰恰认为天良是愚昧中包含着大智慧、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人类本身的不可逾越的矛盾。杀人需要勇气，天良的勇气是绝望的勇气。当他的思辩无法继续下去，他便用最简单的方式结束自己。
关于历史、文化、哲学、美学诸问题，我们现在的思考方式日益欧化。这是当今文坛以及我们这一代作家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次飞跃，它标志着我们摆脱中国式的教条，逐渐与世界文化同步；另一方面，又说明我们正受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弄不好我们将无根无基地飘浮起来。这是步险棋，我心中时常惴惴。我们可能是了不起的一代，我们也可能是最浅薄的一代。全部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摆脱追求时髦的恶习，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与东方贫瘠而博大的土地结合起来。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实验是没有意义的。我时常想：假如我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就好了——它是人人都懂的故事。由一块块泥土，一团团血肉构成；它又是巨大的象征，具体的生活现象背后衬托着抽象的，思辩的现代哲学背景。或者说，它呈现为球状：就传统意义说它是圆的，按现代方式看它也是圆的，内行看是圆的，外行看也是圆的。
《天良》虽然不是这样一部作品。我觉得它的理念成分太强。我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希望以此暗示我的思想。但是整体上看，它们却冲淡了农家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又温馨的气氛，悲剧倒是悲剧，却太戏剧化了。于是我怀疑我选择的故事框架是否太窄，致使我不能从从容容地展开我所要描写的生活。同时，我还十分担心，戏剧性的剧烈冲突使读者把注意力放在杀人故事上，而某些惯用套子的批评家将它仅仅解释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因此，尽管我认为最好不要解释自己的作品，却又匆匆忙忙地解释一番——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大青山其实是我老家的马石山。那里曾发生过著名的“马石山惨案”。我父亲离家南下参加革命到上海，我在上海生，上海长，又被上山下乡的浪潮卷回老家。我总也去不掉上海话特有的唇齿音。我从场院背回我的口粮，同时我总瞪大眼睛注视着四周的群山。乡亲们都是我的叔叔伯伯。但有一回，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喊我“爷爷”，叫我大吃一惊！我们小山村的人却都能排起辈份。我对这个世界又熟悉又陌生。我在那里背了六年口粮，终于知道自己的骨血与那片土地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现在，我满口胶东话。我的父老乡亲生活得很苦，可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总是乐呵呵的，我朦朦胧胧地感到，我可能比他们自己更理解他们的痛苦。于是我便蠢蠢欲动，想按自己的理解，替他们呐喊几声！
我讲这些，是想证明我的真诚。尽管我写得不好，我却真诚。同时，我坚信，只要我真诚，我会慢慢地、慢慢地写得好起来。
矫健
1986年12月13号写于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