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1906年）中讨论了性诱惑这个问题，并在《女性性征》（1931年）中说明这样的幻想实际上与患者的母亲相关，而与他（她）的父亲无关。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如下：
“关于性蕾期的被动冲动，有一点值得重视——女孩经常指控她们的母亲会性诱惑她们。这是因为她们的生殖器第一次产生感觉（或者至少是感觉最强烈的一次）是在母亲（或者其他人，比如护士）擦洗她们的身体或照顾她们上厕所的时候。母亲们经常告诉我，根据观察，她们2—3岁的小女儿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并试图让她们的母亲通过反复触摸和摩擦让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因此，母亲不可避免地引导自己的孩子进入性蕾期。我认为这是在日后的幻想中父亲通常变成性诱者的原因。当小女孩厌烦了自己的母亲，她开始转向父亲，进行性生活启蒙。”（弗洛伊德，1931年）
杰弗里·梅森认为弗洛伊德隐瞒真相
在近几年里，声名狼藉而又心怀怨恨的杰弗里·梅森因为被解雇，试图通过破坏弗洛伊德的形象和迎合公众的喜好来进行报复。我们曾在第一章提到过，他是一名弗洛伊德批评者，曾被安娜·弗洛伊德雇用，后来因为违反公司规定被开除。梅森挖出弗洛伊德在1896年里十八名病人的旧事，宣称弗洛伊德通过支持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深蒂固的医学观点以逃避公众的指责，在儿童性虐问题上误导了全世界。
在《颠覆真相：弗洛伊德在性诱惑理论中的隐瞒》（企鹅出版社，1985年）中，梅森有一段空洞无力的论述，解释了他之所以认为弗洛伊德拒绝公开他的病人中有关儿童虐待的信息的原因。梅森宣称，弗洛伊德隐瞒事实是因为他的朋友威廉·弗莱斯当时卷入了虐待自己儿子罗伯特的风波。至于威廉·弗莱斯这个人，“弗洛伊德只愿意向他讲述自己从临床实践中逐步获取的证据，这些证据支持性诱惑及其心理影响的说法（梅森，前面引用的书）。”因为在梅森看来，弗洛伊德为了保护威廉·弗莱斯而隐瞒了真相。
如果梅森的说法可信，即弗洛伊德站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深蒂固的医学观点这一边，那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医学界的其他人误导了全世界？我认为如果没有真正确凿的证据支持弗洛伊德隐瞒真相这一指控，那么他只会为下面这种情况感到愧疚——如果他的精神分析否认了儿童性虐的存在，就像它否认催眠疗法的功效一样，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性虐不存在。
精神分析理论中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观点。与梅森关于弗洛伊德隐瞒真相以逃避指责的说法相反，弗洛伊德本人和精神分析学说都曾一再遭遇诽谤，只是因为他（它）坚持这样的主要观点——性在神经症中非常重要。弗洛伊德自己坚信的观点成了精神分析学说关于性和神经症最基本的原则。他的观点如下所述：
◆总体而言，性是导致精神神经症和神经症的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人的性生活正常，就不会出现神经症。
◆相信幼儿性欲的存在。
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认同这些关于神经症中性因素的主要观点，那么他（她）就无法理解性在精神神经症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个人经历（曾在第一章提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此外，弗洛伊德还强调，没有什么研究的结果与他的性学观点相抵触，反对的声音只是源于个人不喜欢或不相信。
从本章所论述的内容看出，弗洛伊德将重视性在神经症中的影响视为精神分析的重要基石之一。因为太过强调性在精神神经症病原中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失去了朋友和盟友，这些人为了迎合大众的态度对性避而不谈。
与梅森的说法相反，弗洛伊德丝毫没有迎合医学权威的观点，他愈发强调性在精神神经症病原中的重要性，这让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医学协会十分懊恼。我们曾在第一章中提到，这些协会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与性相关的内容，因而令人讨厌。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梅森的批评之辞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尤其要说明的是，因为弗洛伊德曾谈论过他自己的成年病人以及他（她）们向他讲述的童年记忆里的一些事情，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性诱惑是这些人幻想出来的。在弗洛伊德治疗这些病人，为他（她）们进行疏泄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接触能向他讲述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孩子。在进行心理疏泄的时期，弗洛伊德没有遇上儿童病人。下面的描述确认了这一点。
“一开始，我完全是根据对成年人的过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得出有关幼儿性欲的观点的。我没有机会直接对孩子进行观察。”（弗洛伊德，1914年）
任何一个真正为病人进行全程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幻想在神经症和癔病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弗劳伦·安娜·O的病例非常有名，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这个病例同时也开启了精神分析治疗的先河。在弗洛伊德有关性诱惑的报告中，十八位病人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
在心理治疗的分析过程中，总是很难辨别病人是基于他（她）们身为成年人的常识对童年往事给出的解读，还是对真正发生的童年往事进行的真实描述。下面，我们将用一个例子对此进行说明。
一个顽皮的两岁男孩无意中走进父母的卧室，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却看到在被子底下一个人正压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在被子底下玩游戏还是在打架。如果父母中的一方当时叫出声来，这个孩子可能会认为他们在打架。根据叫声的音调，他还可能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在玩游戏（因为一个人会在玩游戏时尖叫，就像孩子们经常做的那样），他可能也会叫出声来表示声援。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两岁的孩子，他无法确认在自己进入卧室闯进父母的私密空间时，他们到底在被子下面干什么。
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在成年之后再回忆这一幕时，他可能运用到理性和成年人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两岁的他走进父母的卧室时，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在被子下面，一个人压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当时他的父母正在性交。他们躺在被子下面，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们在玩游戏甚或是在打架，当然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当年的小孩虽然长成为成年人，但当时以他对父母躺在被子上方或下方，一个人压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会做什么的了解来看，他认为这两者有所不同。
请将这个例子与著名的《狼人》（弗洛伊德，1918年）中的原始场面进行比较。狼人声称自己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性交。事实可能是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后来在成人之后又以成年人的经验加入了他们性交的幻想。弗洛伊德曾就这到底是对真实事件的回忆还是幻想进行过论述。
从这两个童年偷窥的例子以及常见的心理治疗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让分析师或心理医生充分解读真实性虐的重要回忆只有一个，伴随着这个回忆的情绪或感受会首先导致对它的压抑。如果一个孩子曾遭遇性虐，他（她）会产生一种情感，引发某种症状。当与性虐相关的回忆被压制，这种情感会与之相伴，那种症状也会消失。
现在，当这些回忆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与它们相伴的情感也会同时显现。这种情感理论在精神分析中非常重要，它是从疏泄时期中发展出来的，当时弗洛伊德正在同约瑟夫·布洛伊尔合作。根据这条理论，回忆起已经忘掉或被压抑的创伤，会导致压抑之前生出的所有情感都被清除。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有一点相当明确——任何经历都不是病人的发病原因，除非这种经历超出病人自我的忍耐范围，并且引发病人采用心理防御机制。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心理防御机制采用的是压抑这种形式。
接受精神分析的成年人会在治疗过程中回忆起童年时代被性虐的经历，但他（她）们不会表现出任何与这一经历相关的情绪，因此分析师或心理医生永远都无法知道这一经历的真假，但他能够断定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致病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病人的回忆可能只是幻想。
对于一名分析师或心理医生而言，他（她）应该小心谨慎，不要得出一些没有确实依据的结论，这样做更安全，在道德上也不容易受到批判。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她）不得采用恐吓策略，而是应该耐心等待，直到有证据证明病人解读的真实性（在稍后论述儿童性虐待的时候，我们会更详细地进行说明）。如弗洛伊德所说，那些事件可能是他的病人自己幻想出来的。既然他（她）们讲述的是童年时代与性相关的事情，他（她）们的讲述有可能只是幻想。
虚假记忆综合征
在梅森的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对弗洛伊德关于自己病人治疗的描述中所涉及的事情进行另一种解读。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梅森为了讨好公众不惜损害弗洛伊德的名誉，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辩驳基本都起到了反作用。他的做法让公众开始关心在心理治疗中被唤醒的回忆的本质，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导致了有关虚假记忆综合征的各种联想。这些基本上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唤醒的有关儿童性虐的回忆是幻想，是对童年时代的归属感、亲密拥抱等等的虚假记忆，在他（她）们长大成人后产生了关于性虐的幻想。
但是，在讨论虚假记忆综合征的过程之中，心理学家似乎也对记忆的本质以及使被唤醒的记忆变得虚假的因素产生了困惑。有些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等等，1995年；卡德威尔等等，1997年）将此主要归因于催眠，并声称因为很难确证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的回忆，这些回忆往往疑点重重，因此很可能属于虚假记忆综合征。英国心理学会关于被唤醒记忆的报告（1995年）提出了两点看法：被唤醒的记忆可能是假的；我们不需要用压抑的概念来解释儿童早期的回忆是无法进入意识的这一事实。
在我们思考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认识到记忆是大脑再现的信息，它是自省的结果，因此它是来自某个源头的间接引语，在回想或再现的时候只有当事人能够了解。只有这个人本身才能读懂他（她）自己脑海中的内容，因为这是属于他（她）们私人所有的，但其他人可能有过同样的经历，从而能够证实这个人的某段特定的回忆。
在特定情况下，有些记忆的准确度取决于它的确证。因此，不论这段回忆是通过什么方法再现的，它的准确度取决于其他人对它的确认或证实，否则这段回忆很可能是假的。一般而言，被唤醒的记忆很可能是假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的，而是因为它们是从大脑中被唤醒的，大脑又是私人信息的数据库，我曾在其他地方将它描述成无意识的集装箱理论（安东尼·莫里斯·尼克，2003年）。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再现的有关儿童性虐待的回忆极有可能是假的，不是因为它没得到确证或它是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的，真正的原因是在记忆被唤醒的过程中没有产生一种情感，它是最初压抑这段记忆所必需的。这个观点再次提出了儿童性虐待到底由什么构成的问题。
在上文所援引的弗洛伊德的文章中，他将儿童性虐待归为以下三个类别。第一种是侵犯，可能是性事或其他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恐惧会导致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会抑制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第二种是孩子在自己认识的成年人的诱导下与之发生性关系，这段关系持续多年。第三种是这个孩子与自己同龄的另一个孩子发生性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类包含了一些事件，因为恐惧和被性虐的孩子身上的某种明显的情感，这些事件容易引起长大成人之后的压抑。第二类不可能被那个孩子忘掉，第三类不太常见，很难将其归类为儿童性虐待。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个孩子做出了儿童性虐待的“犯罪举动”，以及那个孩子是否能够从法律角度理解这一不道德行为的严重性，是否会作为一个儿童性骚扰罪犯接受审判。对儿童而言，这不太好说，毕竟这种行为与一个孩子杀害另一个孩子并不完全一样。
关于在天主教派里发生的性虐待事件的争议
道德败坏的牧师犯下了性虐待的兽行，天主教派被指控掩盖真相。这些牧师实施了粗暴的性虐待行为和不可饶恕的恋童癖行为，无耻地背弃了他们身为信徒的道德卫道士的职责，违背了禁欲的誓言。
但是，掩盖事实并不意味着真相不存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多个主教教区发生了性虐事件，天主教派并没有否认或宽恕那些事实证明是恋童癖的牧师的不道德行为。因为他们这些理应受到谴责的行为，这些牧师曾受到指责，被认为不配担任高级的教士职务，不适合以神职人员的身份身穿法衣。
所谓掩盖真相就是限制公众知道真相的程度或公布真相的时机。根据现有证据，与性虐待相关的事实是所有的教派和一些其他倡导世俗主义的组织都曾掩盖被指控性虐的真相以维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和保护他们的成员。对外公布自己的一些成员性虐待其他人，这对任何组织的形象都是无益的，必定会对一个宗教组织的声誉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