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钊
农历2月24日，是父亲80岁寿辰，也是我给父亲过的第一个生日。生日聚会范围小，至亲、至友来了，市上和区里领导也来了。仪式很简单，没有来宾和领导讲话，也没有晚辈献花，我致了欢迎词，父亲便再也不让说了。但是，我很想倾诉……
父亲
父亲赵廷连，四川省盐亭县人。他是1956年新疆石油管理局成立后，第一批招收入企人员。在绵阳地区3个县，共招280人，分配到独山子80人。我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在6岁时。1959年，母亲带着我，千里迢迢地从老家农村来到独山子。那天近傍晚，载客卡车在俱乐部广场停了下来，母亲指着一个迎面走来的清瘦、皮肤微黑、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说：“他就是你爸爸！”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一印象。
6岁了，我有父爱了。第二天，父亲带上我和母亲逛商店，给我买了锃亮的黑皮鞋、紫红色的背带裤，农村娃顷刻变成了城里娃。那时间，我在四川农村穿的是长袍，头上围的是“帕子”。独山子当时很小，靠医院和厂门口有几幢楼房，二区和八区那个地方还是“地窝子”，整个矿区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馆。当时，炼油厂没有围墙，用铁丝网围着。一天，母亲带着我来到厂外，指着铁丝网内一座平房说：“你爸爸就在那里工作。”那幢平房是炼油厂化验室。当时，父亲在化验室工作，并兼任厂机关团总支书记。我从小就是个不怕事的“主儿”，趁人不注意，我钻过铁丝网，朝着那幢平房跑去。父亲没有责备我，赶紧将我从厂内带了出来。
时间很短，一个多月后，母亲又带着我踏上了漫长的回乡路。当时，母亲和我离开父亲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厂里规定，工人四级，干部五年才能接家属，父亲按规定还有一年时间才能接家属。父亲是预备党员，他对母亲说：“我们要听党的话，按照组织规定办事情，到了规定时间，你们再来。”
1965年，父亲从矿区党委组织部调至刚组建的炼油厂延迟焦化车间工作，任车间主任兼指导员。60年代后期，延迟焦化工艺被称为炼油“五朵金花”之一。父亲带着车间骨干几十号人，去大庆炼油厂学习延迟焦化工艺。父亲带着粮食关系、工资走了，而当时弟弟还不到3岁，母亲怀着妹妹才3个月。母亲在人民公社劳动，承担起了养活一家人的责任。当父亲从大庆回来时，妹妹已经出生4个多月了。
延迟焦化开工，是“文革”最混乱时期。一夜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都有大小“当权派”被抓上街挂牌游街。我和母亲成天提心吊胆，害怕父亲哪天也被抓去挂牌游街。就是在那么困难、危险的情况下，父亲带领车间干部和工人，坚持开工和试运行。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他带头干。由于水和电不能正常供应，高压水力除焦无法进行，父亲就带头钻进塔内，冒着高温，用镐头挖，人力除焦。很多年后，傅澜滨回忆当年车间的往事时对我说：“你父亲干工作是个‘老黄牛’，做人是个踏实的老实人，爬塔、钻管沟，工人不干的活，他都带头干！”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家访。帮助困难家庭解决问题，鼓励干部和工人团结战胜困难。在那些困难的日子，父亲每天回家很晚，我经常提着饭盒，将母亲做好的饭送到炼油厂门卫室，由门卫打电话，父亲来取。这个时期，也是父亲身体状况最差的时期。人更清瘦了，微黑的脸变得蜡黄了，眼珠凸出。他胃病严重，背上做过埋“羊肠线”手术，据说可以治胃病，每天都揣着维生素U片上班。许多次，父亲病倒在车间，工人们用运焦翻斗车将他送回家。父亲和干部、工人们团结一致，排除了“文革”动乱的干扰，在延迟焦化装置上成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一号石油焦炭，向管理局、石油工业部报了喜！1974年，父亲领导的车间被石油工业部、自治区授予“团结战斗的模范”标兵集体。父亲从管理局、自治区载誉归来，矿区领导带领全矿职工给父亲和其他标兵模范“披红戴花”，上街游行。矿区业余宣传队还将父亲车间的模范事迹编排成话剧，在工人俱乐部演出。
在荣誉面前，父亲带领干部和工人又继续前进。“跑、冒、滴、漏”是炼化企业安全生产的最大隐患，也是环境公害。短时间内，父亲所在车间在全厂实现了无泄漏装置车间，全厂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一年多后，独山子炼油厂率先在全国炼化企业实现了无泄漏。车间的102泵房岗位，在10多年内一直是部里的标兵模范班组。
父亲是个知足、简朴、廉洁的人。1974年，父亲调任炼油厂总调度长，这是个既操心又辛苦的工作。他向来都不在办公室指挥生产，而是指挥检查工作到现场。他每天都步行数小时，到全厂十多套大小装置、车间巡回检查。他总是回家很晚，吃饭很晚。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1984年，父亲任职矿区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在父亲寿辰那天，独山子石化公司工会副主席谭利国感激地对我说：“我是在你父亲任职内树起来的，连续3年被评为市局劳动模范！”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型石化企业领导干部，没有忘记父亲他们老一辈的关怀和帮助。前几年，我回家过春节，恰遇独山子石化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区人大主任麦麦提·伊力也对我这么说：“我从常减压车间一个倒班工人，被培养成全国标兵模范，是你父亲和老一辈石油领导干部培养的结果！”这些年轻一代领导干部，不忘本，不褪色。他们逢年过节都会看望父亲他们这些老石油。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为父亲和母亲感到自豪和欣慰！
父亲和母亲想问题、做事情也实在。我唯一的妹妹赵萍到了结婚年龄，有几个后来当了工程师、医生的大学生的父母上门说亲，父亲和母亲都回绝了。人家还认为父亲是领导干部，家里“门槛高”。其实，父亲和母亲要给她找一个工人“夫婿”。
父亲从来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子女办事情。妹妹在车间倒班，一倒就是20多年，她患有严重的肠胃病，住院治疗后病好了，还继续去干倒班工作。前些天，妹妹还说：“幸亏车间装置淘汰停产，不然，我还要继续倒班倒下去！”妹夫张景平从钻井队到车间倒班26年，现在还倒班。我弟弟去世10年了，在他去世时，依然是个以工代干的民警。
父亲和母亲都很节俭。他们从穿衣服甚至到铺的床单，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家里电冰箱已经用了20多年，门都关不上了，70来岁的老乡王化文叔叔来到家里，给冰箱安装了个“门扣”，继续使用着。家里一台旧电视机，用了20多年，两位老人都舍不得换台新的。1993年，父亲退休了，他退休不离岗，被聘为乙烯厂后加工指挥长。厂子建设3年投产了，厂里奖给父亲5000元。两位老人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说：“厂里贷款搞建设，这钱不能要！”第二天，父亲将钱退给了厂里。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勤劳朴实、节俭的老石油人！
母亲
母亲冯碧群，与父亲同籍。父亲那年是农村苞谷间苗时离开家里的，母亲在收苞谷时，才收到父亲的第一封来信。
父亲的伯父膝下无子，幼小便由伯父继养，生父和伯父同院，分炊不分家。父亲离开家时，家里有养母、母亲、我和弟弟。我3岁，弟弟不满周岁，生父家有继母和两个比我还年幼的姑姑。母亲除了生产队劳作外，还承担起照顾“三老四小”的重担。我记事时，父亲的养母李婆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时常在半夜三更里，还传来李婆的咳嗽声。父亲离开家第二年，李婆去世了，不到两岁的弟弟也相继病死了，这对母亲打击很大。幼时，我体弱多病。我病了，母亲就把我放在背篓里，背着给生产队放牛、下地干活。农村缺医少药，我记得，每次病了，母亲都背着我过河，再爬到对面半山腰，找一个农村中医看病。有时，病看不好了，母亲还请来“巫医”，在家里跳神“驱鬼”！
生活困难的时候，人们都吃不饱，全村有90多号人饿死。“伙食团”每天吃的是干红苕叶、煮红苕块。干红苕和红苕叶吃完了就吃野菜。在我记忆中，“刺干苗”最难吃，扎口，很难咽下去。每次吃饭，母亲都把碗里的红苕块夹给我，自己吃红苕杆和叶。我饿得不行，站不起来，已经六七岁了，母亲还背着我下地干活。母亲也不行了，下地干活时，走路都要走走歇歇。村妇女主任对母亲说：“冯孃，大人都保不住了，娃儿就算了，还是保大人吧！”母亲说：“你咋这样说话，长娃子（我小名）死了，我咋向他廷连爸交代！”母亲偷偷从队上保管员那里买了一二斤生麦子，夜里，母亲和我吃炒熟的麦粒。为此，生产队还抄了我们家，问母亲哪来的粮食。父亲的生父没有撑下来，他饿死了。临死时他对母亲说：“你给长娃子一条生路，带着他去找他爸爸吧！”
父亲离开家三年内，三个亲人去世：儿子、养母、生父。饥饿可怕，歧视更可怕。那时，“支援边疆，建设光荣”的春风，还没有吹到赵家湾这个偏远小山村。村里人觉得父亲出去吃“供应粮”了，母亲将来也要享“清福”，队里派工干活，跟男劳力一样，插秧、割麦子、挑粪都派她干！院里也不安宁了，厨房变成了队里的磨房，厢房变成了队里的仓库，有两户农民也挤进来住。
两个老人走了，小儿子也去世了，母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1959年夏天，母亲没有告诉远方的父亲，卖掉了12只鸡，凑了72元钱，记住公公死前留下的话，怀里揣着父亲的照片，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山村到县城，没有公路，堂大爹把我背到县城。母亲常说：“天生人，必生路。”她还说：“世上有穷人，没有穷种。”在尾亚火车站篷帐，母亲从怀里掏出父亲照片问人，一个年轻男子（原地调处党委副书记楼永奎）说认识父亲。就这样，我和母亲又坐了几天卡车，来到了独山子。父亲感到意外和高兴，他不相信没有文化的母亲能够带着我跑这么遥远的路来到这里。
如前所叙述，在独山子待了一个多月，母亲带着我，又回到了那个山沟农村。1960年，父亲按规定可以接家属了，父亲回到家里，接我和母亲来新疆。可是村里干部拖着不办，父亲假期到了，只得先返回了新疆。地里红苕刨完了，秋收过了，队干部终于“松口”，说可以办户口迁移了，但必须缴完公粮才放行。记得母亲从地里往家里背回十多背篼红苕，先背到井口洗干净，再背回家切成片，放在坝上晾干，再背到乡里粮站缴公粮。
公粮缴够了，寒冬也来临了，母亲和我又踏上了西行的路程。没有进入新疆路段前，我还帮母亲背一袋胡萝卜丝。到了乌鲁木齐工人新村，天寒地冻，我还穿着单布鞋，冻得直叫唤，也不帮母亲背胡萝卜丝了。临上车，还缠着母亲背着我去烤火。母亲和我来到独山子时，离1961年春节还有一个星期。父亲既惊奇，又痛惜，责备母亲应该天暖再来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