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宝汉
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生活水平，那真是没法比。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是定量供应，副食品匮乏，油水少，天天饿肚子。每天的餐券分早、午、晚主食券，很少能有机会吃上一点肉，大多数是素菜且数量小。还有一种机动票，100克机动票买一个馍馍。
1960年3月，动力车间一个姓王的工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炼油厂一个倒班食堂后门进去偷了两个馍馍。不料被当场捉住，但这个人不说自己是动力车间的，而说是双炉裂化的。恰好双炉裂化也有个同名同姓的，食堂一个电话打到双炉裂化办公室去了。双炉裂化车间主任钟成录接到电话，听说王某某在炼油厂倒班食堂偷了人家的馍馍被捉，非常生气。但一了解，这个王某某这天上头班，是热油泵岗位。钟成录主任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心想难道这王某某胆大包天，能把工作丢下跑到食堂去偷馍馍？再经详细调查才弄明白，动力车间和双炉裂化车间都有一个叫王某某的，同名同姓。钟成录了解情况后，打电话给动力车间领导说，这个工人实在太饿了，才去食堂拿了两个馍馍，建议从轻发落，不要在车间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动力车间领导采纳了钟主任的意见。这是一个无法笑出来的笑话，回想起来让人怪心酸的。
1961年“五一”节，是令我沮丧的一天。早上，我像许多人一样，上戈壁滩拔灰灰菜，挖老新疆人都知道的一种叫“老鸹蒜”的东西。我拿回来到开水房用开水一烫，用盐一拌，就开始吃了。这时，有人提醒我说：“快别吃了，已经有人吃了这种东西引起中毒。”我没当回事，吃过一个小时后也没有什么反应，我还跟同事们讲：“我说没有事吧，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可是不一会工夫，我的肚子就开始有点痛，并不断加重。我心想，可不能叫人家看见了，就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现在的花卉奇石展那个地方，当时是菜地。我一看这里安静，就趴下把肚子顶在菜地埂子上，还真管用（可能是轻微中毒），一会儿肚子不太痛了。趴了一个半小时，站起来试一试，结果还是痛，就重又趴下，又趴了两个小时。彻底不痛了，我就急忙往食堂赶，赶到食堂，炊事员们说：“你怎么才来？”我说：“怎么了？”原来，那天凭中午的主食券每人可以买一份猪肉过油肉（多难得呀！），但早已卖光了，只能买两个馍馍。这时一个师傅说：“你赶快到满园春去，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买红烧猪骨头，说不定还能买上。”
我垂头丧气地揣着口袋里的两个馍馍，赶快来到满园春，还真有人在排队，有二三百人。可我排了半个小时队，忽然看到前面的人散了。一问，骨头卖完了。我那个气啊，那个沮丧啊！但没有办法。我只能死心塌地地啃那两个馍馍了。当时真是后悔，心想要是不吃那一碗灰灰菜和老鸹蒜就好了，可是肚子它不听劝啊。
那时每月工资只有49元，到1963年涨到66元，回乡探亲从乌鲁木齐到烟台的火车通票是49.1元，加上沿途的加快票也就十五六元。可是为了省下加快票的钱，我就坐慢车。我曾这样坐过，从济南到徐州、郑州、西安、兰州再到玉门、乌鲁木齐，这样一站一站地倒。在西安火车站货柜里卖的叫白斩鸡的鸡大腿，那吸引力、诱惑力是很强烈的，但我又为什么“退避三舍”？还不都是因为“囊中羞涩”吗？
那时什么都缺，洗手、洗衣服的肥皂也缺。洗衣服时，我和许多工人都到双炉裂化东北角的洗泵房去洗。它后边有一个化池，化池周围的土有很强的去污能力，但是弄不好会烧手、损伤皮肤。炼油厂综合车间也生产一种颜色很像豆腐干并且会自己掉渣的肥皂，去污能力差不说，还有一股怪怪的味儿。1963年10月我回乡探亲，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背着四婶的三女儿回家。没想到三四天以后，四婶对我母亲说，她女儿回家对她说，宝汉大哥后背上有一股也不知是什么味儿，怪怪的。我母亲满屋子找，最后在窗台上找到我从独山子带回的炼油厂综合车间生产的肥皂，再一闻我的衣服：一个味儿！这才知道问题出在那块肥皂上。
如今大家洗澡连香皂都不用了，要用淋浴液、洗发液，甚至有更高档的产品。吃饭不再是玉米面、窝窝头、发糕就咸菜吃之类的了。连吃饺子都要滴几滴香油，老伴问：“你吃饺子还要滴上香油吗？”我说：“这是‘香上加香’！”
上世纪60年代回乡探亲，老家离烟台、青岛、蓬莱、威海多近啊，可是口袋是空的，哪能想去就去？现在，只要想出门，国内游、国际游，到旅游团登记一下，钱一交坐上飞机就走了。现在衣柜里春夏秋冬的服装穿不完。可是那时候，夏天是蓝色的称之为“华达尼”的工作服，冬天是清一色的黑色“杠杠服”。我亲眼见过，车间一些工人师傅结婚时穿的仍然是“杠杠服”。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都是真的。我非常满足，并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吕宝汉，1942年12月生，山东栖霞县人。1959年1月，从新疆乌鲁木齐石油学院到独山子实习。当年9月，分配到独山子炼油厂工作，先后在单炉裂化车间、双炉裂化车间、炼建公司仪表安装队等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