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不都热依木·阿不都克里木
东村青年队原名为东村农场，最初是1958年春，独山子矿务局行政处在独山子北部开垦的一片约为50亩的荒地，经试种蔬菜获得成功，菜地不断扩大。1966年10月，矿区组织职工、家属在菜地东北边的戈壁滩上继续筛土造田，开垦荒地1500亩，建成了东村农场。翌年，农场建成6千米长的水渠后，开始大面积种植蔬菜，建起了养猪场、养鸡场。1972年，独山子第一中学300多名学生初中毕业后被安排到东村农场接受工人阶段再教育，为此，东村农场更名为东村学生营。学生营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张海亭为营长，乔云海任教导员，李尔海任总支干事。学生营下设三个连队，一连、二连位于现汽配一条街北部的苗圃地，三连位于现公园的西侧面。1973年底又更名为东村青年队，原机构、职能都未变，只是改变了名称。
我于1973年7月在独山子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于1974年3月才到东村青年队报到。
我们73级初中毕业生共600多名学生到青年队报到，其中我们170多名学生分到一连，加上72级留下的学生总共有200多人，连长是候志杰，指导员是马安吉。两位领导先后作动员讲话，要求我们要好好劳动，遵守纪律，学习农业知识，虚心接受工人阶段再教育等等之类的话。当天安排我们掏猪圈，这让我们很是吃惊，我们从学校刚出来，第一天就让掏猪圈，这太突然了。很多同学开始发牢骚，议论纷纷，特别是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平常见到卖猪肉的店铺我们都绕着走，现在居然让我们掏猪圈，真不可思议，大家都很为难。这时候连长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同学们不要怕脏、怕苦，说你们刚步入社会，前面的路还很长，会遇到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等等。随后有部分学生开始进入猪圈干活了，可是民族学生没有一个进去，站在外面不动。这时候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考虑到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当时170名学生中，只有3名团员，另外两名是女生），就带头进猪圈干了起来，其他民族学生看到我进去，也有部分人进去干活，但还有一些民族学生没有进去，在外面把我们清除的猪粪堆起来，也算干活了。这项工作虽然只干了3天，我们却觉得就像3个月一样长，身上臭烘烘的，每天下班都要洗澡、换衣服，很是辛苦，3天后我们才正式回到自己的连队。
到连队后，我们被分成三个排。我分到了三排，共有70多名学生，其中民族学生有30多人，其他排基本没有民族学生。分给我们排大概有500多亩地。连里看我是共青团员，就提名让我当学生排长，另外给我们派了一名叫卡得谢力普的师傅担任工人排长（原是炼厂工人，后调厂区普法办，退休后去世）。工人排长的工作就是给我们作指导，指点我们怎么种地，再就是对我们进行一些政治思想教育，平时管理主要还由学生排长来管。连里宣布这个决定后，我感到压力很大，一是因为我们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年龄、经历都一样，我又不是正式干部，身份和他们一样，怕他们不服从管理；二是觉得自己没有管理方面的经验，更没有农田知识。带着这些想法，我找到了连长、指导员，提出自己不想当干部，努力干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而是给我做思想工作，开导我，让我大胆管理。经过他们开导说服，我勇敢地担起了这个重任。回到排里，我把70多个学生分成三个班，每个班都选举产生了班长、副班长，由他们具体抓各班的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东村青年队的劳动、学习和生活。
4月份，我们开始了春耕春播，当时我家不在独山子，我就住在炼厂集体宿舍。作为排长，每天早晨我都要骑自行车比其他学生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东村察看农田，在同学们上班前，我要把当天要干的活确定下来。同学们上班后，首先召开全排会议，给各班安排当天的任务，而后我也要同他们一起劳动。刚开始，我们有很多活不会干，甚至连打埂子都不会，打的田埂歪歪斜斜，种菜就更不会了，就请教连队技术员。就这样边干边摸索，5月份总算把该种的菜都种了下去，同学们也开始慢慢适应了这样的劳动环境。由于我跟他们同甘共苦，同学们对我逐渐产生了好感，从而我的工作也顺利多了。
虽然当时青年队有几百个学生，但团员却很少，青年队只能成立一个团支部。我们一连只有三名团员，因此我们只能成立团小组，陆晓丽任组长。半年后，也就是年底，我们团小组经过培养考察，发展了6名团员。1975年初，青年队成立了团总支委员会，李尔海（原物业公司经理，后退休）任团总支书记，我和常明亮（现通讯公司工作）任团总副书记。之后我们一连也成立了团支部，陆晓丽任团支部书记，我任副书记，另外3名同志任委员。我们团支部成立后，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开展了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的劳动竞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成立了以班为单位的业余学习小组，晚上在同学家里开展政治文化学习活动，我们把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了领导的好评。
1974年，经过半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在工人师傅和技术员的带领下，学会了很多农田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在我们的辛勤耕耘下，农场所种的各种蔬菜均取得了丰收，为矿区解决了60%以上的蔬菜供应，也为稳定菜价、稳定独山子市场供应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一年里，我们在青年队虽然干得很累，同学们白天顶着烈日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浇水（因为白天要给居民提供生活用水，晚上才能为农田供水），但是看到自己亲手种的蔬菜解决了矿区吃菜难的问题，大家都感到很欣慰，这毕竟是我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这个时期，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至今难忘。记得当时我们团支部经常要召开团员青年大会，连里每周一都会召开全连大会，但我发现领导们都是提高嗓门喊着讲话，我们团支部开大会也是喊着讲话，因为连里没有扩音设备，通知班排长开会都要派人到田间地头去叫，非常不方便。为这事，我们团支部开会，大家讨论一致想买一台扩音设备，可是连里拿不出钱，支委们便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想出经费来源。这时我突然想起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拣酒瓶子、牙膏皮和废报纸的人，对呀！拣废品卖钱呀。我立刻在会上提议让全体团员青年拣废品，解决购买扩音设备的经费问题。我的倡议得到了支委们的赞同，接下来我们召开全体团员青年大会，进行了动员，同学们积极响应，每天上班时都带些废品。经过半个多月，我们收集了满满一房子旧瓶子、牙膏皮、塑料布、纸盒等各类废品，并利用一个星期日，找了一辆顺路去乌苏的拖拉机，装了满满一拖斗。我们五个支委坐在拖斗上面，把这些旧物品拉到了乌苏废品收购站（当时独山子没有废品站），又经过我们两个多小时的分类，才把这些废品卖出，总共卖了130元。大家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辛苦一个月捡来的破烂，终于有了收获，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卖完废品已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这时我们才想起肚子饿了。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发29元多的生活费，大家都舍不得下馆子吃饭，就买了几个馕边吃边走边拦车回独山子。记得当时还出现了一段插曲，我们正走到“八十四户”路口时，被部队和警察拦住，不让我们过，说是中央某领导来视察，道路戒严了。当时我们急着赶路，一名团支委坚持要通过，结果被公安人员带走了。戒严撤除后，我们边走边挡车，快到乌苏大桥时一名好心的司机把我们拉回了独山子。第二天青年队领导派人把这名团支委领了回来，后来我们用这些钱购买了一台扩音设备、喇叭、还有唱片，连里专门配备了兼职宣传员。当我们在田间地头干活，可以听到优美的歌曲，通知开会学习再也不用派人跑老远去叫了，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宣传工作走在全青年队的前列，受到了领导和同学们的好评，也因为我积极倡导捡破烂，后来同学们给我起了个“破烂队长”的外号，听到这个我也没有生气，因为我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我们的影响下，其他连队也学我们捡破烂，购买了扩音设备，我们当时做的这件事，在全矿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冬天到了，一项更重要也更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青年队领导决定让我们全体青年队员掏挖全矿的公共厕所，当时都是旱厕，当时给我们连分了十几个厕所，连里分给我们排三个厕所，每个班一个厕所。从那起，我们每天冒着冰雪严寒跳进厕所的粪坑里，用十字镐挖开冻着的粪堆，再用双手把粪块抱上来，然后装车拉到菜地。这活儿真是又脏、又臭、又累，下班回来的路上，碰到过路的人都会躲我们远远的。经过一个星期的辛勤劳动，我们终于圆满完成了青年队领导交给的任务，受到了连里的表扬。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一下，记得1975年，也就是到青年队的第二年开春，各连开展春耕春播，不到一个月绿油油的菜苗拔地而起，很是喜人。不幸的是5月3日晚上突降大雪，非常罕见，在我们心灵上留下了难忘的阴影，看到自己亲手种下的劳动果实被20公分厚的大雪压在下面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也非常心痛，但这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在青年队党总支的领导下，各连积极行动起来，加入抢救菜苗的劳动中，尽可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少，保证了夏季蔬菜的供应。随着时间推移，到1975年10月，我们这批学生也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维修大队（即现在的炼建公司），1977年调入公安局工作。
回想我们在青年队那段难忘的时光，最让我受感动的是我们青年队连指导员马安吉、连长候志杰两位领导，他们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色，困难面前总是冲在前。他们用朴实的语言、无声的行动、崇高的思想境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不但教会了我们怎样劳动、怎样学习、怎样生活，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们勤奋工作的身影，诲人不倦的教诲，至今还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时时感动着我，激励着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清正做人。
通过在青年队接受再教育，我们学到了很多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身体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更重要的是我们懂得了热爱劳动，与工农打成一片的重要性，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我本人担任了学生排长，后被推选为团支部副书记、团总支副书记等，并被矿区团委授予模范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离开青年队已经35年了，青年队也不存在了，当年的青年队后来合并进了劳动服务公司，成为现在天利实业公司的一部分。我们在青年队的时间不很长，虽然只有一年半，但青年队这个名称却牢牢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一生难忘。
2011年2月
（作者曾任独山子区副区长，现任独山子区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