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萍
这辈子，我曾两次到新疆工作，在那里度过了近二十来个春秋。新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地方；新疆的战斗、工作和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新疆……
我第一次到新疆工作，是我们祖国还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1938年。那时，新疆的督办盛世才为了稳住自己取得的政权，急于在国际国内寻找支持力量，于是，他搞了一个“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方针，要求斯大林给予提供援助。斯大林当时认为他这个六大政策还不错，所以就向他提供了援助，帮助盛世才初步稳定了局势。对于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赞同的。所以，当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经过新疆，盛世才提出要我们党给他派些干部帮助工作时，党中央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就是那时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二十多名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到新疆工作的。
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主要在新疆财政厅工作，毛泽民同志任厅长。除少数几位同志留在乌鲁木齐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派往外县工作。我于1939年、1940年、1941年分别在莎车、阿克苏、于田任职，历任这些地方的税务局长和金矿局局长等职。盛世才这个家伙很狡猾，他既要我们工作，又害怕我们的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赤化群众，所以他把我们这些人一年调一个地方。尽管这样，我们的同志还是给新疆劳苦大众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给他们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1942年，盛世才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把我们在新疆工作的全部同志召回乌鲁木齐，先是软禁，而后投进监狱。入狱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巧妙地同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不少同志在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生命，一直到1946年，通过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最后在时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的极力斡旋下，我们才得以集体释放，离开新疆。
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却并没有结束，就在我们返回延安的路上，我们的一位同志又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了。
当我们终于回到延安时，延安的同志们隆重欢迎我们，毛主席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大约两天以后，王震同志率部队回到延安，两件大事凑在一起，当时的延安真是热闹极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新疆过了9个年头，其中有5年是在监狱度过的。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四岁，在革命的风云里，是党和老前辈领着我前进。残酷的斗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那毕竟是一场黑暗的、残酷的、血淋淋的罪恶。新疆，真正使我难忘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灿烂的阳光下，为新中国开创石油工业局面的那些人和事。
王震与新疆的石油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我又回到新疆工作是在1950年。那时，我从西北财委会调到新疆省财委会工作，王震同志任财委会主任。1951年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我被调去任中方的总经理。
调动工作，是王震同志找我谈的。当时我听说调往石油公司，心里发悚。我对王震同志说：“我啥也不懂，我搞不来！”王震同志说：“我给你当后台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好了。你白天找我也行，晚上找我也行，什么时间有困难就什么时间找我，但有一条，工作你一定要做好，做不好，我打你的屁股！”我说：“那你就给我明确一下任务吧！”王震同志说：“任务嘛，说起来也很简单，现在和苏联打交道，首先一条，就是把中苏关系搞好。我们在石油技术方面，什么也不懂，要向他们学习，学技术，学本事，学现代化企业；第二条，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要团结各民族一道工作，搞好民族团结。”
任务明确了，领导又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很快就赶到独山子（当时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部设在独山子）上了任。当时跟我一道去的还有司机、通讯员和我的爱人。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地方不大，就独山子几口出油井，产量很少，人也不多，有200多个苏联人，中国人多说也就两千，而且大多都是工人。总经理部里，别说一般干部没配上，就是领导干部也没有。我是中方的总经理，其实是光杆司令，下面二十几个处，除了苏方配有处长外，中方一个也没有，干摆着个空架子。为这事，我去找王震同志。他问：“你要什么样的干部？”我说：“处一级的机构里，中方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说：“那好，我从部队里给你抽调二十几个干部去吧。”后来，他很快就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了二十多个师团级干部给了我们，余萍、曹进奎、范子久、张启华、刘锡田、刘照民、张家达、胡大年同志，就是那时候去的。
领导干部解决了，一般干部怎么办？我又去找王震同志。他说：“你要一般干部的话，我们这里有个俄文学校，我爱人是校长，你去那里作个报告，看你的本事，你能动员多少去，就算多少吧！”我心里很高兴。
那时干活，说走就走。王震同志带我到了俄文学校，对他爱人说：“你把学生集合起来。这是中苏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他给作个报告，动员到石油公司去工作。”学生很快集合起来了，我就把公司大概情况说了说。那时的年轻人热情高，动员工作一结束，就有一二百人报名。这些学生，学过一点俄文，苏联人很高兴地说：“你不但弄来了人，还懂一些俄文哪，好！”
这些年轻人刚来时，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苏联专家说，要培养干部，人太少，还得要人。到哪儿去找呢？后来我一想，干脆向中央要。正好这时候周总理给王震同志打来电话，要他到北京汇报新疆两个公司的情况。王震同志带着我和金属公司的总经理到北京向总理汇报了工作。总理嘱咐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培养出一批技术干部。”汇报结束后，我就跑到重工业部要人。那时陈郁同志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说：“我们有个燃干校（即燃料化学工业部干部学校，简称燃干校），你自己动员去吧。”那时燃干校在焦作，我很快就跑了去。这些年轻人都好说话，做了个报告，他们很高兴，都乐意到新疆去。这样，就在燃干校又弄了二三百个干部。后来，王震同志又从步兵学校调来一批人；还有分来的大学生、中技生，人员越来越多。
领导干部有了，一般干部有了，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作基本铺开了。这些为以后新疆石油工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创造，是和王震同志自始至终的热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张仲瀚与新疆的石油建设
说到新疆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张仲瀚同志。他也是给了不少支持和帮助的。张仲瀚同志是22兵团（后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他是搞军垦的，住在石河子。王震同志跟他打过招呼，让他多支持石油公司的工作，所以他对石油建设很关心。加上他和我个人的关系也很好，石河子跟独山子距离又近，因此，他经常到独山子来看看，问缺什么东西。而我也经常到石河子去，凡有什么生活供应方面的困难，就去找他解决。那时候，他真是给我们想了不少办法，帮忙解决了很多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没有粮找他要粮，没有油找他要油，没有莱找他要菜，没有肉找他要肉……求他的事情真不少。而他呢，有求必应，凡是有的，能够办的，都尽力支援，尽力帮助。当时，苏联人喜欢吃肉，每人每天得一斤多，那时，他们有二百多人，还有少数民族同志也喜欢吃肉，肉的需求量大。可我们的牛羊肉，要多少，有多少，两个大地窖挂得满满的。这些都是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同志支持的。以后，油田上盖房子、修公路、铺设水管道，生产建设兵团又支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车辆，这些都为油田的建设提供了帮助。所以说，在新疆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张仲瀚同志是有功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生活物质供应基地，在新疆的石油发展史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我与克拉玛依
中苏石油公司总经理部开始设在独山子，以后又转到乌鲁木齐，离克拉玛依还有好大一截路。不过，自从对克拉玛依进行勘探以后，我经常到那里去。
我第一次去克拉玛依是在1952年，那时还不叫克拉玛依，叫“黑油山”，我是和苏联专家一起去的。我们的地质队员在黑油山打浅井，搞勘探。井很浅，只几百米。我向工人们了解情况，大家劲头很高。当然条件很苦，四周全是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我们在那里察看了周围的地形，看了看水源，留下的印象是，荒凉得很。
还有一次，我和李聚奎部长一块儿去克拉玛依。夏天，天气很热，工人都住在活动板房里，李部长找工人谈话，工人说：“李部长来啦，和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烤鸭子吧！”刚听这话，我还不大明白，后来一想，原来工人把闷热的活动板房比作烤炉了。李部长哈哈笑了笑，便和工人坐在一起交谈起来，谈工作、谈生活、谈未来。这些说明，那时候克拉玛依确实是很艰苦的。克拉玛依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没有那时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搞不出来的。
条件艰苦，逼着人动脑筋。以后，大家想了个法子，把房子修得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在地下，这叫地窝子。这东西比活动板房凉快得多，而且还可以修宽敞一些。由于有优越性，所以，当时以至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油田上都在使用，客厅、食堂、办公室、新房，全都在地窝子里。
其他两件事
还有两件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我觉得也该说一说。
第一件事：石油公司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的人，其中好大一部分都是从部队来的，年纪都大啦。人年龄大了，总要有个家，可他们在部队行军打仗，没时间，也没条件找老婆，所以年岁一大把了，还都是光杆一条。当然，他们也不是不想找对象，可石油属重工业，缺女同志，想找，也没法子。这事虽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个人来说，也绝不是小事。弄不好，也会影响职工的思想情绪，给工作带来损失。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跟七一纺织厂挂上了钩。这个厂女同志多，男同志少。开始，我当红娘，给别人牵线，成了几对以后，就又给他们派任务，让他们再给别的同志帮忙搭桥。就这样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越介绍越多，逐渐地给不少同志解决了个人问题，成了家。
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件事对稳定职工队伍、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开发新的探区，都起了些积极作用的。
第二件事：那时为了发展石油工业，业务学习的空气还是很浓的。在这方面，苏联专家们抓得很紧，要求也很严。
首先，我这个总经理不懂石油技术，也不懂企业管理，必须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学。那时，有个计划处长，是个苏联人，他给我找了一个学习大纲，每个星期都给我讲课，讲企业领导工作怎么做以及一些有关石油的知识。
那时在基层，针对各个专业，都有业务学习。钻井有钻井方面的，采油有采油方面的，运输有运输方面的……各家几乎都有。苏联专家在这方面很负责任，花了很多时间培养了一大批石油技术力量。那时，我们有不少同志不但技术知识学得好，俄文也学得好。还有一部分同志被送到苏联进行正规学习。从现在看来，那时抓业务学习是正确的、有好处的。有不少技术人才以后在油田建设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4年5月
（作者曾任中苏石油公司副总经理，中方第一任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