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告诉我们，迅速降低高度是缓解肺水肿症状的有效手段。经过协商，我们委托牧民布罕立刻用毛驴护送他下撤至苏巴什休息，随身携带着自救药品。临行前，我递给他一部对讲机，约定了通话时间，以便保持沟通。
但队长的离去没有影响我们的登山进程。10日上午11点30分，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开始行动。这一天，我们将运送280公斤食品和装备至5100米前进营地，并在那里换装，进入冰雪覆盖区建立5420米一号营地。
大本营到一号营地是一段漫长的陡坡，高程差1070米，坡度接近42度。这是一个艰难的段落，背上的负重和缺氧的肌体使我们每个人在一开始就经受着艰难的考验。但这毕竟是序幕刚刚拉开，消耗才刚刚开始，持续的磨难还没有到来。队员们踌躇满志，以高涨的情绪抵御疲劳。正午的阳光照射着漫长的山脊，接近5000米高度的山脊上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砾石，还是砾石。山脊两侧的山谷中，逶迤着洁白的冰川，那里是美丽的陷阱，淙淙的流水声和沉闷的冰裂声不时传来，令我们敬而远之。
中午2点，13名跋涉者中的12名陆续到达5100米石阶部位，再往上走，就是永久冰雪覆盖区了。趁大家换雪鞋、穿雪套、重新分装装备的时候，我用望远镜观察来路，一个熟悉的蓝色身影正在漫长的山脊上缓慢而顽强地跋涉着，那是北京队员胡杨。在来新疆之前，为了心中向往的慕士塔格，他每周攀登一次香山，整整作了半年的体力准备。此行到达乌鲁木齐以后，却不幸患上了感冒。十几天来，已经有几万毫克先锋-6号注射进他的血管，而感冒却未见根除。自从进驻大本营以来，咳嗽反而加重了。
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普通人而言，这里早已经是远离正常生存高度的地方，身体上的任何一点不适，都会以加倍的方式得以表现。但，他仍然坚持加入运输队的行列。
2点45分，我们再度登程，这一次的目标是5420米。为了让大家逐步适应高度，除了个人装备以外，将每人分担的集体装备减少到8公斤。那个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石阶，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储备所，剩余物资将在后续的适应性攀登中逐批上运。但我在行进中发现，队员杨立志并没有按计划减少负重。这个侦察兵出身的汉子，听说是以每天长跑15公里、游泳1000米的方式为攀登慕士塔格作体能准备的。
我只好默许了他。
4点15分，当我和陈骏池、姚伟伦三人气喘如牛地到达5420米高度时，却没有找到那块可以用来建立一号营地的冰雪平台。由于冰瀑下泻，两年前的那块平台已经不复存在。经过观察，我们决定在下方40米处的缓坡上扎营。
这时，由西南方向急速飘来的流云开始在慕士塔格上空汇合，刚刚还那么温暖灿烂的阳光，转瞬间就消失在云层后面。当天空落下最初一阵飘忽不定的鹅毛雪片之后，突然间西风大作。阴冷的西风裹挟着坚硬的雪粒无情地向我们袭来，从领口、袖口和冲锋衣的缝隙中钻入胸腹。
在我们刚刚来得及从背包中拖出风雪服往身上套的短时间内，我们周围的可视空间已经在风雪中迅速地收拢、缩小、变暗，将尚未到达的队员隔断在了视界之外，变成了似有似无、飘渺不定的暗影。由于负重行军而被汗水浸湿的内衣，此时冰凉地贴在身上，令人极度不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了。老天爷的这个喷嚏来得很突然，如果不在情况变得难以收拾之前迅速扎营完毕，今天的一切努力有可能付诸东流。
自然力的威胁有时能将人的能力推到极致。几天前那支在前往大本营的山路上显得过于散乱的游民小队，此时竟爆发出了特殊环境下必需的战斗力，那是一场激烈的搏斗。风雪迷蒙中，一些不甚完整的人形围绕着3块漫天飞舞的篷布跃动，呼喊，牵拉，撕扯着，另一些只剩下半截的人形在深雪中刨挖，劈砍，拍打，填压着。那些后到的队员卸下背包，立刻救火般地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其中。这时，指挥和调动已经成为一种多余，任务已经如此明确，目标已经如此清楚，责任感和奉献欲已经成为支配个人行动的可靠动力。
这场与风雪争夺锚点的拼搏进行了40分钟。我们终于扎下了3顶帐篷，用纤绳做好固结，并安放好物资，用冰雪填压好帐篷四围。匪夷所思的是，当我们做好这一切时，暴风雪的势头竟然也成强弩之末，就好像是专门为我们布设的一场戏谑。
就在我们清理现场，准备下撤时，看到了从逐渐变得稀薄的雪雾中隐隐出现的胡杨。他还在缓慢而顽强地行进着，暗蓝色的冲锋衣上覆盖着一层白雪，像个蠕动的雪人。
活过来了
老天爷不过打了个小喷嚏，却让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返回大本营的当晚，胡杨、吴新刚身体极度不适，开始发烧并伴有剧烈咳嗽。我则因为受寒而引发了急性肠胃炎，昼夜吐泻不止。在那翻江倒海的24小时里，塑料瓶装的藿香正气水成了日夜陪伴我的枕边之友。同伴们好心送来的热食、热水，或是一句热心的问候，都有可能引发我一次剧烈的呕吐。因此，我哀求任何人都不要接近我，我最需要的是安静，安静，再安静。
登山作业才开始三天，包括队长在内的四分之一的队员就染病在身，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不想添乱，但唯一的对策，也就是整日将自己的肠胃泡在藿香正气水里，再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严实地裹在睡袋里，半个死人一样地熬着时间，硬挺着，争取以最快速度恢复。
同时我嘱咐周岚医生，立即安排胡、吴二人也下撤至苏巴什休息。
此时我并不知道，正在苏巴什养病的铁男，也在经受着腹泻的煎熬。贫苦牧村中单一的食品结构——牦牛奶疙瘩和馕，终于也让他的肠胃因为不适应而造反了。
我这一躺，就是两天。
12日早晨，我被炊事帐内传出的锅碗瓢盆撞击声吵醒。在等待头脑清醒的几分钟内，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饥饿感，立刻意识到那些藿香正气水奏效了。我想起身，又感到全身虚脱。费好大劲，才勉强将身体抽出睡袋，穿上裤子，套上靴子，轻飘飘地走出了帐篷。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帐篷周围的野花又绽开了笑脸。炊事帐内，周医生正在独自忙忙碌碌地准备干粮，那是一种用高压锅烘出的厚达10厘米的烤饼，香气诱人。
病卧两天，理当接受女医生的问候，传来的却是冷冷的一句：“活过来了？”
没办法，印象中，全世界的女医生都是这样的面孔。
11点，当我敲开山溪中的薄冰，正在使劲刷洗满嘴的藿香味时，王铁男像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在苏巴什的三天，他成功地遏制了肺水肿前兆的恶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天多次的腹泻。为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定让前往投奔他的胡杨和武永刚南行100公里，去塔什库尔干县彻底治疗，自己则骑着毛驴归队了。
与此同时，登山活动正在按照调整后的节奏逐步展开。12日这天，以陈骏池、姚伟伦为主力的A组建立6100米二号营地受挫，于下午5点停止前进，并后退至5700米建立临时营地，然后下撤至一号营地过夜。根据晚10时的通话信息，另两名队员体力透支，胃部不适，头疼，伴有呕吐……
隔日，调整了人员分工以后，A组再次前往6100米建立二号营地，获得成功。在此期间，病愈后的王铁男带领B组和C组交替执行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的运输任务，并有部分队员留驻一号营地……
15日，我和其他5名队员到二号营地执行支援任务，原定在5700米临时营地过夜，行至冰瀑区却突然遭受冰雹袭击。这时，A组建立三号营地的行动也又一次因天气原因而推迟，形成了5700米营地拥塞的局面。为保证下一轮冲击的主力队员的休息，我不得不说服其他队员下撤，只留下杨立志补充一线。在付出如此艰苦的代价之后被决定放弃高度，无论对于谁，都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那天，沮丧与无奈的情绪一直刻写在几名年轻队员的脸上。登山，总是被理解为一场壮丽的冲锋陷阵。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去体会那种自我牺牲和磨难的价值。
16日，一场洪水袭击了我们的营区，坐镇大本营的登山协会金主任、葡萄牙队员斯蒂文，还有阿克陶接待站的两名炊事员都赶来帮我们抢险。
当天，在经历了一场陷入冰裂缝的小小的惊险之后，杨立志、马一桦的小组也终于在6700米建立起了低三号营地。
至此，在攀登慕士塔格途中的17公里路程上，已经稳固地建立起了我们的四处锚地。从4300米到6700米的高度上，13名业余登山队员分布在8顶帐篷中，融着雪水，嚼着压缩饼干，做着最后的准备。第三阶段的攀登就要开始了。
艰难冲顶的杨立志
18日，这是首批队员突击顶峰的日子。
清晨4点，报时手表刚响，杨立志就从睡袋里跳了出来。他几乎一夜没睡。对于每一个即将冲顶的登山队员来讲，报时表的作用与其说是唤醒主人，不如说是仅仅给主人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志。因为在那之前，他们早已枕戈待旦了。
杨立志刚刚扯动帐篷拉链，凛冽的高山风就乘虚而入，呛人肺腑。
帐篷外满天星斗，果然是个冲顶的好天气。他抓紧时间融雪烧水，整理装备，于6点整与老马握别，坚定不移地踏进了深雪中。
原定是两人一起冲顶的。但自从离开大本营以后，老马一直往返于几个营地之间执行任务，没有获得有效的休整。昨晚建立三号营地以后，由于体力透支，老马提出推迟冲顶，以便恢复体力。但登山者都知道，天气是冲顶的第一因素。昨天黄昏，西北方向金霞万顷，预示着隔天很可能是一个好天气。就慕士塔格的脾性而言，过了这个村，何时才会有下一个店呢？经过简短的思考，杨立志决定只身冲顶。多年的军旅生活给了他这种果决的性格。
白天被太阳晒化了的积雪表层，经过高山风一夜的吹刮，已经冻得硬邦邦的，冰爪踩上去咔咔响，附着感很好。杨立志借着头灯的照射，顺利爬过了第一道漫长的雪坡后，身上就有了一点热气。朦胧之中，前方有光亮。抬头一看，不远处雪地上凸现着两顶帐篷，周围插着一些滑雪板、雪杖之类的冰雪用具，看来是某个登山队在稍高处建立的三号营地。杨立志头灯的光亮引起了帐篷主人的注意，一道手电光照射了过来，他迎上前去，大喜过望。原来，在大本营结识的大个子英国队员罗伯特正在那里鼓捣着什么，看来也是在做冲顶的准备。
就在几天前，大本营金主任给我们的营地领来了三名英国客人，说是其中的罗伯特当天生日，特意来邀中国队员联欢。那天下午，在大本营的一块开阔地上铺开一块防雨布，我们席地而坐，一起喝掉了仅有的几瓶啤酒，吃光了临时搜罗来的所有小食品，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之后似乎意犹未尽，还唱起了歌。队医周岚能歌善舞，自报要奉献一首歌曲。哪想到这里缺氧，唱的又是那首需要点底气的《青藏高原》，曲到高处几乎噎住，又终于顶了过去。这一幕使三个老外大为感动，“宴会”的气氛不断出现高潮。轮到客人唱歌时，却难倒了三条英国汉子。
经过好一番酝酿，罗伯特出场了。那一本正经的表情使我们感到就要听到一首地道的苏格兰民歌了，不料听到的却是一句英语道白：“很遗憾，我们刚刚发现自己是全英国最不会唱歌的男人，对不起。”那虔诚的神态，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生日过后，英国人就从大本营消失了，谁也没想到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三号营地，正在准备从这里突击登顶。
老友相逢，罗伯特握住杨立志的手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可惜他不懂外语，只听得出语气的诚恳，却听不懂任何具体内容。就权当是祝福好运吧！道过谢后，他继续前进。与罗伯特的陌路相逢使他有一种从世界尽头回到人间的感觉。
但不久以后，杨立志似乎又回到了世界的尽头。狂劲的山风、彻骨的寒冷、紧箍咒般的头疼、无着无落的孤独感……似乎四周一切都在围剿着这个固执的独行者，迫使他放弃自己的选择。在这种长时间的跋涉中，意识逐渐淡漠、思维逐渐钝化、脑袋轰鸣、胸闷、心跳、口渴，血管要炸裂，有喝水的欲望，但没有力气把水壶从背上解下来。冥冥之中，脑子里全是各种响声和说话声。他不想应答，也无力应答。事后，他说感觉这条路大概是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最艰苦、最看不到尽头的路。但是，他还在走。每天15公里长跑，外加1000米游泳，整整一年的体力准备，在与大自然抗衡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强迫自己每走50步休息一次，慢慢地变成了45步、40步、35步……最后每走5步就要趴在雪杖上狂喘一阵，脚步一停就想躺倒睡觉，而睡觉就意味着……
几乎是在冥界中，他迷迷糊糊地挣扎了8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