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躺在木板床上，憔悴的脸深陷在枕头里。她那散乱的没有光泽的头发，几乎要把她的眼睛全遮住了。她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缎面薄被，来看护她的玛丝洛娃正坐在床边织毛衣。玛丝洛娃时不时大叫一声，喝令那两个总喜欢爬到船型洗衣机上的男孩滚下来。那两个男孩是玛丝洛娃的一对双胞胎，现在放假了，成天待在安娜屋里打闹不休。
我把那本相册放在安娜枕边，并告诉她斯大林今晚来看她，可安娜只平静地点了点头。记得我上小学时，她就是那种爱腼腆而且也爱激动的漂亮女人。当时只要有人提起斯大林的名字，她就脸颊绯红。记得她对我说过，她爱斯大林胜于爱她的父亲。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平常，因为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我没像安娜那样，把自己的相片寄给斯大林。她做梦都想见到斯大林，为此苦苦等候了二十年。
我在病床前站了片刻，然后抬手告辞。临走时没忘记跟那位仍在大声训斥双胞胎的玛丝洛娃打招呼。玛丝洛娃指住我的脸对那两个男孩说：“你们哪天像这位先生一样懂道理，我立刻去死也愿意。”走到楼底下还听得见她粗声粗气的叱呵声音。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喝咖啡。窗帘还没拉上，窗外的一轮明月被夹在两座高楼中间，像一个被劫持的女人质身不由己。夜里我经常失眠，明白不该喝这么多咖啡。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腰间还围着哈萨克人的粗布围裙。我坐在餐桌旁，默默看着我跟前的这个带棕色线条的矮瓷杯，这杯子里有半杯浓得发黑的液体。
母亲走过去把窗帘拉好。冰箱又启动了，我一听见这轰隆隆的机器声音就心烦。母亲转身问我：“你今天去哪儿了？”
“看安娜去了。”
“她能坐起来吗？”
“依我看，她的情况很糟，我猜她最多坚持两星期。”
“你总是往坏里想。”
“安娜是不是像女人爱她的男人那样爱斯大林？”我突然问这个问题。
母亲犹豫了一会，才点头说是。
“她本人说，她像爱她父亲那样爱斯大林。”我又问，“要是她跟别的男人结了婚，这种感情会不会自行消退？”
“她很难接受另一个男人。”
“所以毫无希望地等了二十年。”
“是的。”母亲说，“女孩子在感情方面惯性大，她们无法改变自己，明知错了也没有勇气承认，反而反感规劝她们的人。”
“你怎么说安娜是女孩子呢？她比你都大。”
母亲解下围裙，大概意识到跟尚未结婚的儿子谈论某个女人，以及那个女人的婚姻问题，是不明智的，于是岔开话题问我：“今晚不去弹吉它了？”
我说我八点钟走。
咖啡凉了，我用匙子搅了搅，里面还有些奶粉没化开来，我猜那包奶粉可能过期了。母亲坐在沙发里织毛衣，我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石英钟，知道还能坐一会儿再走。
这时有人在外面按门铃，我走过去给那人开门，他是保理斯。
“你好。”我说。
保理斯仍穿着一身笔挺的毛呢军装，好像没看见我，径直走进屋里。母亲慌忙站起来，她朝保理斯点了点头，然后撤走了餐桌上的咖啡杯，并顺手拿围裙抹了抹桌子。
“请坐。”我指着沙发说。
保理斯怕坐下去弄皱他的军装，因此只并拢两条长腿，站在客厅当间。他经常这样僵硬地挺直身躯，好让别人注意到他是个英俊的高个儿。他确实很高，脑袋快碰到天花板上的那盏二十二瓦的吸顶灯了。
“斯大林死了。”这是他进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斯大林死了？”我从镶在食品柜上的镜子中，看到自己正张大了嘴巴，直瞪瞪地看着自己的眼睛发呆。
“他跟达利先生一起看画。达利先生认为斯大林对现代绘画艺术有非凡的领悟力，只是他本人没意识到这一点。斯大林一直站在一幅油画跟前，像傻瓜似的看着它。等达利先生再次跟他说话时，才发觉他死了。”
“他是站着死的？”我惊骇不已。
“是的，就这么站着。”保理斯模仿斯大林吸烟斗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家的那块被洗白了的红丝绒窗帘达五分钟之久。
“那是一幅什么画？”我问保理斯。
“我没看那幅画，你知道我对绘画不感兴趣。”
母亲给保理斯端来一杯热咖啡。保理斯说：“有威士忌的话，情愿泼掉咖啡喝威士忌。”母亲忙说我们有威士忌。
“我现在就去一趟。”我对保理斯说。
“你要去哪儿？”
“去看斯大林。”
“不用看了。”保理斯说，“他的尸体被搁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密密麻麻的白纱线自天而降，斜着覆盖下来，就像弹花匠用棉纱线网棉胎那样，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当时那屋里只有医生和我两个人。”
“你是说，他被棉纱线裹在里面啥看不见了？”我不相信。
“对。”保斯理说，“若是蜘蛛网把他裹起来的话，我想那个戴眼镜的医生还不至于大惊小怪地跑到院子里惊叫起来。”
“明天几点钟去找你？”我直截了当地问。
“等你下了班再去吧。你们那儿四点半下班对不对？你五点钟去大院找我，我领你去看。其实看不看都一样，反正已经死了。”
母亲拿来一瓶英国威士忌，保理斯见了很高兴，不禁吹起口哨来。不过他看母亲给酒杯倒酒时，又突然变得很严肃，仿佛那个酒杯是库图佐夫公爵正伏身细看的那张莫斯科地图。我站在讨厌的冰箱旁心情烦躁。我想下楼走一圈再上来。保理斯开始喝酒了，一面喝一面跟我母亲说话。他说他同我一道读中学时，就知道我如何如何聪明，知道我一定读大学。他喝完酒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美国烟，觉得没时间抽烟了，又把烟盒塞回衣袋里。
“我要告辞了。”他跟我母亲打招呼，“谢谢夫人的威士忌。”然后转过身子，自个拉开门，大步走出去。
等保理斯走到楼底下，母亲才开口问我：“这位军官找你什么事？”
“他来告诉我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了？”母亲突然愣住了，脸色变得煞白，眼睛里露出极度惊愕的目光，仿佛天要塌下来了，没见过她如此害怕的可怜样子。她是在卫国战争时期出生的，始终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里。尽管斯大林已辞职多年，可在母亲这辈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活着的基督。
基督死了，然而基督会复活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安娜来。我想安娜也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她所爱的人已经死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和理由已不复存在。每次想起安娜我就很难受。她年轻时穿短裙走路的样子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我还小，才四五岁，脑子里成天只有两个念头：一是吃冰淇淋，二是跟安娜结婚。
树林里很暗，好像天黑了。
从山上往下看，怎么也看不到婆的坟。
我女儿出世的时候，婆还没完全糊涂。她感动于婴儿的鲜活水嫩，忍不住掐一把小孩的胖嘟嘟的胳膊，嘴里且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婊子日的，婊子日的”，喜不自胜呢。在我外婆家，这样一句脏话，恰恰是对孩子及孩子母亲的最高赞美，可惜我妻子不明白，对此耿耿于怀，婆都过世了，也不原谅她。
我抱着睡着了的孩子，走在我丈夫前面，一起拐上石门路。两排路灯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像一块块悬挂在树梢上烧红的木炭。那微弱的光线，大都被梧桐树挡住了，不过我们仍看得清脚下的路。我们走得很快，希望早点到家，好把孩子放到床上去。
我知道惠山在我们背后，可我匆匆回头一瞥时，竟什么也没看见。我担心那座山突然朝我们塌下来，要不就朝我们迅速移动；当它赶上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无情地压在山底下。因为看不清它离我们有多远，所以才特别害怕。我丈夫绷住脸，好像也觉得此刻不该说话。上了那座水泥桥，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时我发现我丈夫背上趴着一个陌生孩子。
“你晓不晓得你背上有个男孩？”我低声问他。
“不晓得。”他将那孩子抱到胸前。
“血！”我惊叫起来，因为我看到我丈夫的后背上有血迹。
“孩子死了。”我丈夫说。
现在我才注意看那个孩子，他脸色煞白，白得像搪瓷脸盆。
“怎么办？”我问我丈夫。
“先抱回去再说。”
于是我们继续朝前走。走到丁字路口，蓁蓁醒了。她大概看见马路对面那个卖雪糕的白箱子了，嘴里连声叫着“吃……吃……吃”。那边挂着一盏白得刺眼的汽油灯，三个年轻人正围着卖雪糕的老头说脏话。他们都穿着花色T恤，拖着白拖鞋，蛮吓人的。我去买草莓雪糕，一个瘦个儿伸出长颈鹿般的细脖子，盯住我丈夫怀里的死孩子看个不停。
“这娃死了。”他有点幸灾乐祸。
“你胡说，”另一个人叫起来。“你是说在这深更半夜，一对小夫妻抱着一个活孩子和一个死孩子一起逛马路？”
“你摸摸他的脸。”长颈鹿抱起那个男孩，塞给他的朋友看。那孩子煞白的脸在汽油灯下更吓人。我看了看我丈夫，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抱死孩子倒是个新时尚。”第二个人说。他已经摸过那个孩子了。
“把它送给我们吧。”长颈鹿说。
“这娃是周瘸子家的老四。”卖雪糕的老头插嘴道。
“你杀了人。”长颈鹿的脸也不短，长长的下巴快掉到我丈夫的眼镜上了。他把死孩子又塞回我丈夫怀里。“我们告你的话，你要坐牢的，我说没说错？”
我丈夫点点头。
“你先抱回家。”长颈鹿说，“可能天亮后我们就没兴趣到派出所去了。”他看了看他的两个伙伴──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只盯住雪糕箱子上的价目表发呆──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的兴趣老在变。”
他们又围住那个老头讲脏话了，我心里羡慕他们如此若无其事且无忧无虑。走到暗处，我对我丈夫说：“你赶紧抱死孩子走，走到没人的地方扔掉它，去外地躲几天再回来。”
我丈夫点点头，随后侧身拐进一条黑洞洞的巷子里。
我一个人抱蓁蓁回家。回到家里，赶紧把她放在床上。她又睡着了，那支草莓雪糕一口都没吃。我不敢睡觉，怕一合眼就要做梦。我知道我丈夫不在身边时，不会做什么好梦，何况夜里又出了这么一桩怪事。
第二天早上我走过周巷时，好多人都冷眼看我，看来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不过派出所还没来人呢。我想我不能装着完全不知道的样子，我得好好考虑应该怎样跟别人解释，上法庭的话应该怎样为我丈夫提供有利的证词，也许法官从来就不考虑被告人的妻子所做的法庭辩护。
下午我路过小哥家，他们在底下碰麻将。小哥走上人行道，默默听完我讲死孩子的事。有人替他坐上去了，嫂子在大声说话，看来她很开心，我想今天小哥肯定赢了钱。
“你什么也别说，只当没这件事。”小哥吩咐我道。
“公安来抓人怎么办？”我问他。
“就说你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谁都知道了。”
“但你要说你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是当事人。”
“我们能说出事实真相。”
“碰到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明白。”
“你说那三个人，还有那个老头，他们会去报案吗？”
“你只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男人出差了，你一直待在家里跟孩子一起睡觉，对谁都这么说。” 小哥顿了顿又说，“再有什么事，给我打传呼。”
我到车棚歇自行车时，车棚门口围了一大堆人，他们正津津乐道地谈论那个死孩子，一个白发老太婆瘪着嘴正嘟哝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一看见我，就鸦雀无声不说话了，一个个用死鱼眼睛盯住我，于是我快步穿过人群，赶紧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