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这事我最清楚。”那个爱说克林顿的家伙插嘴道，“我们东半球是一个时区，西半球是另一个时区。东半球的时区给西半球用，就会出问题。克林顿打科索沃打不下来，就是因为他在西半球指挥东半球，乱了时区怎么打得赢？莱温斯基不告克林顿搞她的话，克林顿也不会打科索沃。北约不清楚这件事，跟着克林顿瞎起哄。”
这家伙老说克林顿叫人心烦，崔国平给他一块牛肉堵他的嘴，反而更来劲。
我还是白天睡觉，晚上看店。来我这儿的球手也还是一杆一杆地捣球，捣给下注的看。除非定期擦油，那把猎枪始终挂在墙上没人碰它。大家都到里屋去的时候，我时常盯住它看半天。现在我知道张平不会来了，因此一看到枪就想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说一不二的堂堂汉子，可他的母亲却抱怨他心性硬，忍心断了他们的母子关系，这使我心里不舒服。我对那个香港太太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指甲也抹了油。叫人奇怪的是，她额前的皱纹既细密又整齐，就像精心折叠的一样。她说她当过保姆，干过体力活，对此我将信将疑。怕是她见我胡子拉碴形象欠佳，而且我屋里的空气也不好，所以不跟我细谈，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只跟她讲张平在武都兴隆山，告诉她怎么走最便当。我没说张平死了，觉得张平跟她没关系。在我看来，她在香港过有钱人的生活，张平在森林里与一个善良女人相依为命，这是各得其所。我见她流眼泪时，也说了几句安慰话，可心里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她没见过张平上山干活时的认真样子，也没见过张平点蜡烛读书时的专注表情，自然更没见过张平持枪追击猎物时的矫健身影。她徒然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如果这个香港太太不为亲情所动，我反而会尊重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去了兴隆山。如果去了，也不知道她见了她儿子的坟有何想法。我猜她会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拿细白的绢头擦干眼泪，然后回到香港，然后坐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跟客人一起玩麻将牌，一边玩一边说一些邻长里短的闲话。我看得出她的手指是惯于洗牌齐牌的，其动作想必比别的老太太要快得多。
我想张平的时候，没法不想到她。从她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看，她年轻时是在大陆的；尽管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酸，但脸色安详沉静，眉目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高贵气质。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但那个背景是画在画板上的，其形状和色彩都有些失真，看上去有点别扭。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的，也不知道她到香港去是因为她是香港人还是香港有人。当然，更不知道她和她儿子怎么后来就天南地北，不在一起了。
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院子里传来扫雪的声音。那个环县姑娘已经替我点着了铁炉，屋里暖洋洋的。我躺在床上抽烟，不知道现在是上午十点还是下午两点。通常我总是肚子饿得前后贴在一起了才起床，所以有时候起得早，有时候天黑了还赖在床上呢。我住在小巷深处，巷尾是坍了雉堞的半截城墙；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翻过墙头往皋兰山上跑。这儿没事的时候，这里很安静。
奇怪的是外面有汽车声音了。不知哪个冒失司机没弄清巷子里有没有掉头的地方，就一头钻进来。我的肚子还没饿到要起床的程度，所以还在被窝里抽烟斗。我一个人的时候，拿烟斗点烟叶抽。那是陇东人种的金黄色的“唐烟”。早年有个陇东老人跟我讲起“唐烟”的典故时一脸自豪。当时我也真以为唐朝的李世民落难时途经陇东抽过这种烟，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人抽烟的历史很短，清朝的纪晓岚一面给乾隆编书，一面衔烟斗吞云吐雾，这在当时尚属新潮呢。
我睡觉的屋子不关门，那个正在扫雪的姑娘走进来跟我说有人找我，这时我不得不套裤腿下床迎客。
张平的母亲坐在她以前坐过的那张长凳上等我。昨晚没人在这儿喝酒，抽烟的也不多，所以屋里的空气比往日好。她叫我金先生，一边叫一边站起来，且恭敬有加。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孩，那孩子抬头看我。
“还认识我么，狗娃？”我问他。
“认识。”
“你娘呢，”我又问，“她怎么没来？”
“她给我爹看坟不来。”
我还是给张平的母亲沏茶末子喝，因为我这里只有这种蹩脚茶叶。这回她喝了，竟没皱眉头一连喝了好几口。她说她要带孩子到香港去，要给孩子上最好的中文学校。孩子端坐在凳子上神色严肃，仿佛面试的学生正时刻准备老师提问。
“他会喜欢香港的。”我对老太太说，“香港是个好地方。”
孩子不说话，没了在树林里跑东跑西的那股活泼劲了。大概他在想他的娘，心里不高兴。张平的母亲则喜形于色，虽然得知儿子不幸身亡万分悲痛，但现在看到了孙子，而且徐秀蛾同意她带走这个孙子，便大喜过望了。她建议徐秀蛾跟她一起走，把张平的骨殖也带走，可徐秀蛾坚决反对。她说张平临死前交待她，一定把他埋在树林里。老太太对深山老林有恐惧感，对一个女人在森林里过日子的艰幸与寂寞，只表示出一般人所表示的惊讶和不解。她体会不到徐秀蛾对她儿子一往情深的真挚，也想象不到徐秀蛾是忍痛割爱把狗娃交给她，以此弥补张平因固执绝情而有违孝道的缺憾。所以，老太太现在心安理得，仿佛没事似的不管徐秀蛾了。她说她给徐秀蛾留钱徐秀蛾不要。我猜这个香港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看法，大概她认为徐秀蛾是那种引诱她儿子误入歧途的坏女人，因为有涵养才压在心底没这么说。
老太太请我去德克斯萨大酒店吃西餐我去了。司机把车子从七拐八拐的巷子里倒出去，倒了半个多钟头才倒出巷口。他停下车，弯腰查看车身是否有被擦伤的地方，然后才拐上马路往酒店方向开。
我的胃口一向很好，而且从不挑食。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可来者不拒，有啥吃啥，有多少吃多少。老太太给我讲香港的风土人情我洗耳恭听。她要我当晚住在这里，享受一下五星酒店的豪华与奢侈，我婉言谢绝。
“您知道我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对老太太说，“抱歉不能晚上陪您。”
在我看来，她只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如此客气地款待我。若不是我帮她找到她儿子的下落，她不会多看我一眼。她说她和孩子搭明天的飞机飞香港。于是我们又聊起前几年建香港启德机场时的那段新闻风波。她始终不说她儿子的事。六点多钟的时候我要告辞了，她问我是否能等她去一趟洗手间再走，我说您请便。她穿的是那种色彩艳丽但不失典雅的厚旗袍，后面挽着发髻，头发一丝不乱。她走路时腰身笔直，摆动有致，是下了功夫才走得这么自然的。
“狗娃，”我单独和孩子在一起时问他，“你跟叔叔讲，你想去香港么？”
“不想去。”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娘在一起？”
“我娘要我跟她走。”
孩子还是满脸的严肃表情。现在他焕然一新，身上穿的全是专卖店里买来的高档衣服。若有人告诉我，他脚上的那双小孩皮鞋是五百块钱买来的，我不会大惊小怪。我自己有十多年没买皮鞋了，要买的话，也只能花二三十块钱买那种积压了十多年的鞋子往脚上套。
我一面点烟一面给孩子搛菜，不问他问题了。
老太太去了好长时间才过来。她给我一张香港支票，说拿上它到中国银行能取到现金。我不收她的钱，她明白我不是嫌多嫌少不拿支票，因为我没看支票上的数字就还给了她。
“金先生，这是我一点点心意。”她坚持要我收下来。“如果张平还在的话，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钱我是不收的。”我对她说，“如果您真的想帮我个忙，那么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把我不知道的事情如实告诉我，免得我以后经常烦心想它。”
“什么问题？”老太太笑着问我，我却看得出她心里很紧张。
“当年张平为什么不跟您和您女儿一起去香港？”我要问个明白，不管她是否愿意回答我。
这天晚上胖子带门钥匙了，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他说坐一会儿再走，我给他一根烟，他拿拇指和食指捏住它。以前他给我五哥家的孩子讲过电脑，我发觉他打电脑时不看电脑，知道他是行家里手。
桌上放着一枚罂粟果。胖子拿起来细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当他知道这就是做鸦片的植物果球时，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我说兴隆山，他后悔没跟我们一起去。
“听说你想关台球房了？”他说话细声细气的像女人嗓子。
“是的。”我答道，“也不住在这儿了。”
“你要去哪儿？”
“不告诉你。”
我说这话既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不屑跟他讲。我原则是，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留在肚子里。他是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悟性，所以只点点头，不觉得尴尬。
“你什么时候搬家？”他又问。
“明天上午。”
“我可以请假出来帮你搬。”
“不用。”我说，“除了墙上的那把枪，我什么也不拿。”
“这房子怎么处理？”
“给金妹住。”
金妹就是天天给我打扫房间的那个环县姑娘。她来城里打工，一个也是打工的小伙子跟她谈朋友，我看得出她能管住那个小伙子，现在他们正准备结婚。
我也搭宕昌的班车到兴隆山去。临行前到铁匠铺给拐杖换了头，拄在地上稳扎多了。我再次见到徐秀蛾时她大惊失色，脸上布满恐惧的阴云。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她对我说，“不然你也会像张平那样死掉。”
“不会那样的。”我对她说。
“算命的给我讲过我要死三个男人，张平死后我才想起这句话。”
“你跟我讲过这件事。”
“那你为啥还来找我？”
“因为我喜欢你。”
她躺在炕上时打哆嗦，仿佛预感到难逃厄运，我搂住她不让她哭。她说她的第一个男人也像张平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我说就算那个算命的算对了，跟你做一夜夫妻就死也愿意。
“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她还在哭。
那个当木匠的儿子常来山里看她，他说他还记得我。崔国平没破产的时候也来过几次，带了陇南春跟我一起喝酒，两个人也喝得昏天黑地。虽然徐秀蛾滴酒不沾，但她始终坐在桌旁给我们斟酒，直到我们中的一个醉倒为止。崔国平很是自豪，他说现在走这段路只需两小时三十六分钟，他说下次来要给我们一个惊喜。结果当他正准备租用武都森林公园的直升机来我们这里时，法院冻结了他所有的银行账户，连他的别墅房子都贴了封条。这时候，他还照样带了陇南春来，跟我喝个痛快。
“你跟张平一样，也喜欢过田园生活？”喝酒时他问我。
“你怎么知道张平喜欢田园生活？”
“他能去香港却不去，跑到山里来种瓜种豆。”
“不是这样的。”我摇摇头，“当时他已经办好了去香港的签证，节外生枝才没去。”
“出了什么事了？”徐秀蛾问。
“他姐姐为了能够去香港，跟姐夫离了婚。那时候进出香港控制得严，他姐夫和孩子不能跟他们一起去。”
“这算什么事情？”崔国平不以为然。
“可张平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说我们以前有香港亲戚被人瞧不起，全家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国家开放了，香港亲戚叫我们去是对我们好，但没不必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给拆散。他姐姐跟他吵起来，不要他管她的事。张平一怒之下，撕了签证不去了。他母亲左右为难，一方面香港那边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她自己也渴望回到久违了的大家族中过好日子，虽然她心里喜欢那个老实巴交的女婿，在生活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那个女婿大小事情都帮她做，也时常给些钱她补贴家用，可她既无法阻挡她女儿要离婚的决心，也无法劝张平回心转意。再三权衡后，她跟女儿走了。张平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离去，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呢？”徐秀蛾问。
“后来他母亲回大陆来看他，张平不认她了，只当陌生人不理不睬。”我接着说，“老太太一面流眼泪，一面把香港带来的牛仔裤送给别人。她求他跟她说句话他不说，面孔像铁板似的冷冰冰的。再后来，他母亲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她的前女婿也帮她四处打听，可年复一年仍杳无踪迹，直到找见我才柳暗花明。”
崔国平只默默喝酒，徐秀蛾则欲言又止，油灯的灯捻在缓慢燃烧。我给烟斗装烟叶，跟油灯对个火。森林里万籁俱寂，仿佛能听到火苗跳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