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张正勤熟悉的人我都认识，因此我知道他的朋友中，没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李金宝在法庭上讲他挨了那几个马仔打，而马仔的相貌特征，全有鼻子有眼地讲出来，但只有李金宝的朋友给他作证，公安局没找到一个马仔，也没找到一个旁观者。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是李金宝自己编造的。
李金宝捅死了张正勤要给法院判。虽是故意杀人，但有前因后果，又有自首情节，而且知罪服罪，加上他的辩护律师能说会道，最终判了个死缓。现在已被减刑为有期徒刑二十年，明年有望减至十五年，说不定只坐七八年牢就出来了。
我们讲事出有因，是讲每一件事都有促成它发生、发展的原因。讲李金宝无缘无故捅死张正勤，把自己弄到监牢里去，当然讲不通。可惜我不是公安局的，我没有调查权，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的表嫂，即张正勤夫人，委托我处理张正勤身后的债务，我才慢慢明白其中的蹊跷。人死了自然有人来讨债，即使知道死者的公司仍有正常运转能力，也要过来确认一下其债据的有效与否。张正勤生前有糖王称号，而且信誉极好，说话算数，把钱借给他，比搁银行还保险。据我所知，张正勤只是在流动资金不够用，而银行贷款又发生困难时，才问认识的人借贷一次两次，其金额被控制在安全系数内。
没有想到，意外情况发生了。有张正勤签名的借条或借贷合同，像雪片一样朝我飞过来。有的是认识人的，有的不认识，其借贷额有三五十万的，也有三五百万的；金额最高的一张借据，是借一个温州人的，是高利贷利息，本息合起来要付八九百万呢。再雄厚的家底，再兴旺的产业，都经不起这样折腾。幸好最终保住了几处房产，表嫂和她的小孩的生活、读书等，才有了着落。
那些借据有的是真的，有的我以前就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债主是陌生的，我就多多少少起疑心。毫无疑问，借据上都有张正勤的签名，粗看都一样，细看就发觉有的可能有问题。自己也吃不准，就悄悄拿到上海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鉴定，果然有七八个签名是假的，其涉及金额，高达两千余万元。
后来我就委托他人调查那些可疑债主，结果我发现，那些人都毫无例外地跟蔡崇义有瓜葛。甚至那个捅死张正勤的李金宝，也跟蔡崇义一起喝过酒。我是本地人，自然知道蔡崇义是谁；不但知道他是黑道老大，而且知道公安局牛芮安局长是他的舅舅。我想假如我今天就把那些已还清款子的借据，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来，拿到公安局报案去，我肯定活不到明天早上。
怎么办呢？我一直犹豫不定。我不怕黑社会，不怕蔡崇义，但假如刚有动作，你就给人家弄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于事无补，这就没啥意义。
确实顾金林生前跟蔡崇义没啥瓜葛，可能蔡崇义知道顾金林跟叶一炜好，叶一炜又是前任市委书记的秘书，而那个书记，现如今在省委，这你比我更清楚。所以，蔡崇义知道顾金林有背景，不敢打顾金林的主意，彼此都敬而远之。
我跟顾金林的关系也，说不上密切，也说不上疏远，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守口如瓶，不然他不会叫我给他当财务总监。他的隐秘事情，我不是每一桩都知道，但有时候他会征求我的意见，也会讲一讲心里的烦恼，所以不论是他本人的隐私生活，还是公司的商业秘密，我都略知一二。
有一次陪客户喝酒喝多了，我扶他先到办公室躺一会，待他吐清爽了，再送他回家。那天他就讲起他最近的烦恼事情，他说他对不起叶一炜，断送了叶一炜的锦绣前程。我只是听，不说话，脸上的表情是同情而不是好奇。他说他给叶一炜介绍了一个有气质的外地女孩，没想到叶一炜还真的去了，没想到那个女孩正好在我们这里落脚，当然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蔡崇义他们知道了，而且知道那女孩叫白鸽。
蔡崇义托人叫叶一炜的一个亲戚给叶一炜捎去一张照片，那是那个女孩逛街时的半身像。而且给了一个手机号码，并捎来口信：“假如叶市长碰到麻烦事情，就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就说你姓叶，找徐先生，徐州的徐。”
这时候，顾金林朝我扬了扬那张纸条，我朝它只看了五秒钟不到，就记住了那十一个数字；我对数字、数码的敏感及记忆比一般人强，不然不会搞财务工作。
顾金林说，反而是叶一炜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叶一炜认为，即便社会上知道了，市府大院知道了，顶多叫他下台就是了。他说他不是当官的料，是给赶着鸭子上架的，下来不见得是坏事。更叫顾金林吃惊的是，叶一炜居然很怀念跟白鸽的一夜情，好像闹恋爱了。叶一炜就像扔一张废纸一样，把写了那个手机号码的纸条扔到餐桌上，这给顾金林捡起来，塞到裤兜里。那几天顾金林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不舒服，一喝酒就醉。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虽然我不清楚顾金林和叶一炜是怎么知道幕后策划人是蔡崇义的，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搞错。于是我假称受顾金林的委托，跟徐建伟联系，去退思园见面。我问徐建伟：“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对我说：“再也不会有人讲那件事。”我又问：“你们怎么做到这一点？”他对我说：“只是做一个小手术，把病灶清除干净。”
当然我明白他所说的那个小手术意味着什么。我跟徐建伟在退思园一面喝茶一面谈这件事的时候，蔡崇义就在池塘对岸的知鱼槛看围棋书。一番讲价之后，我叫会计把款子打入徐建伟给我的那个银行账号，只过了五分钟时间，蔡崇义就放下围棋书，拿起手机，给他的马仔打电话。这时他的两个马仔都在守在白鸽的租住屋附近，一个叫石头，一个叫周小华。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不但雇人跟踪神出鬼没的蔡崇义，而且跟踪那两个早就盯上白鸽的马仔。
我明白必须弄出点事情来，否则扳不倒蔡崇义。也就是说，必须让蔡崇义成功谋杀白鸽，闹出人命案来，因为一旦死了人，公安局就会立案追查。而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暗中给侦查人员提供某些信息，引导他们怀疑蔡崇义一伙。
并非讲白鸽是卖淫女就命贱，就该死，而是只有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才能一举端掉这个黑社会组织。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虽然牺牲他人的性命有违道德原则，但对社会而言，这是利大于弊。也就是说，若把蔡崇义扳倒，就不会再有张正勤那样的企业家被暗算，不会再有张正勤那样的企业被搞垮，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可惜不知哪儿出了差错，当天下午，白鸽和同住的另一个女孩慌忙从租住屋逃走，逃到南京，逃到禄口机场，连夜搭飞机飞往乌鲁木齐。蔡崇义的两个马仔，石头和周小华，一直跟到机场出发厅，但始终没机会下手。
后来有一天，我去顾金林办公室，他的女秘书上洗手间了，外面房间没人，我正要敲里间的门进去，听到顾金林在里面打电话，他声音很高，情绪很兴奋。其实当时我只听到几个字眼，如“白鸽”、“叶市长”、“南山度假村”、“周五上午”等，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趁秘书还没回来，我赶紧从外间退出去，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不给旁人看到。
我再次跟徐建伟联系，告诉他白鸽眼下在哪里。我要求徐建伟不惊动跟白鸽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也就是说，动手只能在那个男人跟白鸽分手之后。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必须控制在一定程度内，若惊动了叶一炜，或者连叶一炜也一起干掉了，就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叶一炜有市长头衔。
又不知哪儿出了差错，他们派去的那个周小华，再次把白鸽跟丢，而受雇于我的那个人，也同样把白鸽跟丢。所以，我手里的两张照片，不是白鸽倒在血泊中，而是她跟叶一炜拥抱吻别。而那两张照片，不是蔡崇义、徐建伟给我的，而是受雇于我的那个人拍了给我的。失望之余，我把它们发送至市纪委的电子举报信箱。在此之前，我已经给市纪委、省纪委写过一封信，让纪委系统也关注这件事。
没有想到，市纪委找叶一炜谈话，你们找顾金林谈话，顾金林因内疚跳楼自杀，事情如此了结，没碰到蔡崇义一根毫毛。于是我终止那个合同，付了违约金，事情到此为止。现在我是掌握到蔡崇义、徐建伟派马仔追杀白鸽的诸多证据，但我明白，揭露一个未遂杀人案是小题大做，这不仅扳不倒蔡崇义，而且暴露我自己，使我成为蔡崇义一伙的下一个谋杀对象。
你来找我的时候，我故意透露这件事，称顾金林曾委托我跟蔡崇义的军师徐建伟联系过，给徐建伟提供的一个银行账号打过一笔款子，你将打款子的那张银行凭证，复印了一份带走了。我注意到你讲蔡崇义时的声音及表情毫无变化，只是把他看成查案中的一个怀疑对象，而不是你的顶头上司的外甥。假如我认为你不知道蔡崇义跟你们局长有这层亲戚关系，我肯定有智商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你的目的跟我的一样，即必须找到蔡崇义犯罪的直接证据，不然全是白搭。若现在抓石头进去，抓周小华进去，即便把徐建伟也送进去，就跟以前抓了李金宝一样，碰不到蔡崇义，摧毁不了这个犯罪团伙，对不对荆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