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沿着环托林寺的步道缓缓行走的时候，我曾拍打托林寺厚重的砖红色土墙，曾抚摸堆在佛塔前的玛尼，以触摸淹没在久远历史烟尘中的一丝温热气息。据说，益西沃被运回古格即以塔葬，我不知道今天所见的佛塔和已经坍掉的那些佛塔中，哪一座曾葬有益西沃的遗骨。
——没人告诉我。
益西沃的一生，每一个细节都蕴有让人惊心动魄而不得不满怀敬仰的力量，这正是伟大人格之于凡人的区别。
阿底峡大师，有人说他是印度人，另一说他是孟加拉国人。根据他在印度十八座寺院主持的经历判断，他也有可能是印籍的孟加拉人。
公元1024年，年近六十岁的阿底峡大师历经辗转来到了古格。这时候，当年由益西沃选送远赴印度求学的仁钦桑布已是古格王朝首屈一指的大译师，身兼古格王的指导教师，他已年逾九旬。老人以后学之礼拜阿底峡大师为上师，这段师学缘每每让后世的人说到时，心底怎能不热血沸动？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博大胸襟和对真知的坦见，是任何狭隘之心和陋见所不能理解的。
阿底峡大师入古格四年，多住在托林寺。今天随意在托林寺遛达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脚步之下曾有那样一双伟大的足脚踏过，与我们今天的相隔仅是一层脚底板，时间是一千年。阿底峡大师后受前藏僧人邀请，在卫藏地区使佛九年，于公元1054年在拉萨西部聂塘圆寂，享年八十岁。他的东行卫藏，成为佛教复兴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地区的标志。
阿底峡大师入藏二十年，主要致力于“教理仪，修持规范仪”，把藏地佛教的戒律和密宗系统化，他的《菩提道灯论》一著专述佛教修持方面的规范，以校当时藏地佛教的混乱，这种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其意义不言而喻。当年益西沃所倡导和组织的阿里佛教的中兴，由此才竖起了主张明确、意蕴广博的一面大旗，被后世尊为“上路弘法”。受传的仲登巴高僧继承阿底峡创立了噶当派，广传三百年。西藏黄教始祖宗喀巴将阿底峡大师的《菩提道灯论》加以发挥，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创新噶当派（即格鲁派），俗称黄教。
据说，阿底峡大师当年进藏曾历经波折，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受家人或学徒的劝阻不宜长途辗转——从印度到阿里，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一条坦途。或许是“签证”困难，当时大师所在国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人物去向有十二万分的警惕，或者，纯粹属于学术或学术以外的封锁也未可知。阿底峡大师到底来了，等身黄金不可谓邀请他的人心不诚，或者相酬不符。但是，有一点必须看到：阿底峡大师进藏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受拉喇嘛益西沃人格力量的感召，这是天下大英才之间彼此灵魂的相望、相知与相守。
公元1076年，由第五代古格王赞德资助，托林寺举行了纪念阿底峡大师的“火龙年大法会”。因此，托林寺和整个阿里成为想当然的主角，受邀前来的是阿里卫藏佛教各大派、各大寺院的尊者与主持。这是藏地佛教历史上第一次最高级别的学术大交流，阿里作为藏地文化复兴的位置由此被确定，当地的佛法被后世视作西藏佛教后弘期的上路弘法。
在揣想上述这些历史和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托林寺是幸运的，它的红墙、雨檐、转经桶，院里的土地和飘散的阳光是幸运的，曾亲睹拉喇嘛益西沃、阿底峡大师和仁钦桑布大师的风采，是往昔那一幕幕大场景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向次仁旦巴老人恭敬地献上哈达，实际上是向托林寺往昔的辉煌和那些能折得嘎叭响的伟大灵魂表达我的敬意。当我瞭望遥远的象雄文明，曾吸啜无数英魂之髓的托林寺，无疑是最接近远处风景的一个高地，我寄希望于老人的阅历，不知道能不能触摸到象雄人的形迹。扛嘎卓玛把老人的话翻译给我，意思是他一生基本上只关注专修，没有研究别的东西，言外之意不免让人失望。
我又问次仁旦巴老人身边的两个年轻和尚，他们甚至连象雄这个词都很陌生。
【3】古象雄人，已是一个至少消失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古老故事，没有留下多少让人可以攥在手里的形迹，而为寻找他们付出的努力，也远不是始于我。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古象雄人都是一个无法完整拼起来的图形，任何人手中都搓不出一瓣足以拼起这幅图的碎片。这决定了我下一步的探索思路，能不能找到尽量接近那段历史的凭据，让我们对古象雄人生活的那个遥远年代稍作瞭望？而这些“凭据”，正是我们可资借鉴来瞭望遥远风景的一块垫脚石。
扛嘎卓玛又带我去了古格王朝遗址。
在前往遗址之前，我们经过一个叫札不让的小村，距遗址不过十数公里。遥想当年，这个小村很可能是古格王国哪位王候的封地，或者，是相当于现在城郊那种大棚菜的地方，未必与古象雄有多深渊源，小村里的人应是当时古格王国的臣民。这个判断促使我在小村停了下来，我希望能找到有几代完整谱系的一家人，这对我的探寻思路将会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我很吃惊，如同我走遍整个高原的结果一样，在札不让小村找到连续居住三代以上的人家，并不是一件易事。不知道这种频繁的迁徙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更深刻的背景和寓意，让人能想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事频繁，让人无法有安居的愿望；
一是过于严酷的生存环境，无法得到让人足以安居的条件。
阿里高原的草甸都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甚至更高，属于典型的高原荒漠草甸和一部分寒漠草甸，植被旺盛的夏季严格地讲不超过七十天，方圆几十里的草甸才能勉强维持一户人家的羊群渡过一个牧季，根本经不起几场大雪的生存条件维系一户人家繁衍几代人，恐怕是一件难事。
我们找到了一位大婶，根据她黑白相间的发色判断，她的年龄应该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她的老伴是札不让最年长的男人。
大婶的说法让人有些兴奋，她说村里二三十年前曾有几户村民是古格人，只是他们后来搬走了。大婶给我讲这些事的时候，她手里一直不停地在忙，烧灶、打茶，最后再把酥油茶端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在乡间——更准确地说，是在被久远历史遗弃在今天的一片叶子上，我疑心酥油茶的酽香和涩口很可能就是整个藏族人历史的味道，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始终在诱惑着你，却没有任何可以触摸、可以描绘的实迹。大婶压根儿不知道象雄人的故事。
在那一会儿，我意识到文字及其所有表述方式对人类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如果失去记载，任何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在人类口传系统中的生命力，也许不会超过三代以上。而古象雄人的故事已远在数百代人之外，血脉相传得遥远，以致最终与最初之间已找不到任何联系。
在这位大婶家，我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老伴儿。老人坐在那儿不吭声，看人的眼神能不能跟得上一头慢悠悠晃过去的牛已是个问题。我有这个经验，在人稍许年轻一些的时候，随着眼神儿的移动或者说在追逐一个目标，眼睑和连带的面肌都会有或疾或慢的反应，而到了大爷这个岁数，人脸上这些最细腻敏感的地带已僵如岩壁——不是变质，而是已丧失了控制力。我估计老人的视力已看不出几米远，看人也仅是做出朝向你的一个样子而已，更要命的是他的听觉已对一拃之外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应。这样一个老人若坐在哪个村头，让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当扛嘎卓玛附在他耳边大声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时，老人翕动嘴唇说出的话，让我蓦然意识到他年轻时的风采绝不会在任何一个最风流的足以吸引一打姑娘的登徒子之下。
“大爷，你知道象雄人的事吗？他们距我们今天生活的年代大概有一万年了。”我说。
“一万年？我活了还不到一百岁，怎么知道一万年以前的事情呢？”老人说。
“那你知道古格人的事吗？他们原来就住在离你们家不远的那个老城子里。”我又问。
“古格人的事应该问古格人，问我干什么？”老人说。
扛嘎卓玛未及用汉语把老人的话完整转述给我，她伏在老人肩头已笑得说不出话来，眼泪都笑出来。
这件事对我是一个警醒，像小村陋巷这样的地方，以后就是碰上一头牛，我也要仔细听听它会说些什么。
告别札不让的大爷大婶，我们奔去古格遗址，几部越野车搅起一路烟尘，眨眼之间，古城已呈现在眼前。
粗算了一下时间，从札不让小村到古格遗址，汽车行驶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这种空间和时间的跨越，实在有些粗陋，像用麦当劳或肯德基对待你的味觉和吃这种欲望。
与托林寺相比，古格遗址应是古格文化之源而不是它长年经流稍不留意就会被丢失的一个片断或细节，这正是前者之于后者的区别。
古格城堡应在吉德尼玛衮之后，由他的幼子德祖衮修建，德祖衮由此成为古格王朝的第一代开国赞普，开创古格繁荣发展的历史，直到公元7世纪而亡。据说，古格城堡最盛时，曾有数百座房屋和近千孔洞窟，其辐射疆域东通卫藏，西接西域，南达印度、尼泊尔，人口逾十万之众。
如此强盛的一个王国，竟在一夜之间消亡，是什么原因呢？
翻拣了一批资料，我发现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
历史上，阿里曾两度成为藏地文明的中心，前者以象雄人为代表，繁衍八千至一万两千年盛世；后者以古格王朝为代表，跨越七百年而终。象雄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象雄王李迷夏娶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妹妹赛玛噶为妻，后王妹被冷落，终致松赞干布的大军掩杀而来；古格王朝的最后一代赞普为赤札西查巴德，在家门连遭不幸之后，他续娶一位来自拉达克的新王后，没想到，就在新王后前往成婚的途中，古格王改变主意又悔婚，作为新王后兄长的拉达克王森格朗杰极感污辱，由此引发了拉达克人对古格王国持续十八年的战争。直到公元1653年秋末的这个下午，赤札西查巴德最后望了一眼夕阳下的王城，而后抬步走出城外，最终沦为拉达克的阶下囚。
——古格王朝传承二十六代国王、延续七百年的历史戛然被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