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嫁新疆女儿写信问父出身
香茹：
你们好，今天接到你的来信，内情已知。
我去西安开会一个月，于阳历5月16号动身，18号到西安人民大厦开会一个月，于6月19号结束。我20号从西安动身赶。6月23号回到咱家住了四天。30号回到公社接到你的这一封信。到西安和你哥见了面，他上来住了几天，又回到石泉。看整党搞完到八月左右，想回家看一看。我去西安主要先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议。今天还要去开整党建党会议十天时间。咱家情况都很好，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你来信说：新疆现在家属开始清队，要问我的工作历史和家庭情况，这回呢好，我顺便说一下，请让组织去查。
咱的家庭情况：成分系贫农，在解放前和你大伯、你二爸有土地两垧半（合7.5亩），有破石窑三孔。这就是自己的家产，在那时有苦没受处，只好租种艾家沟刘步荣地主的土地20多亩，没牲口，可喂地主的毛驴一头，生的小驴卖了，地主凭空就拿一半，自己只捞一半。自己种地没农具没肥料，就这样一年下来给地主出租粮6石到8石，把地主的租子除去，年年下来没吃的。自己在圪畔地下有3分水地，因欠下本村郝正芝的债利钱给不上，把3分水地料给（方言：抵给的意思）人家所有，有三孔破石窑因欠本村郝玉应的债给不上利钱，也给人家料下由人家所有。就这样受尽了剥削。
毛主席来了，我们这些受剥削的人才得到了解放，就开始减租。将每出一石租粮减少成6斗，一石里边少给地主出4斗。接着，我和你大伯你二爸们于1945年分家。在分家后，在1947年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咱家有4口人，有我、你母亲，你哥四岁，你一岁，就给咱分到地主的土地7垧，还分到其他斗争果实。从此咱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走上了翻身的道路。
我就在村里担负上农会组长等职务。我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脱离生产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过乡指导员、区保安助理员、公安派出所所长，公安局股长、副区长。我在旧社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受过任何反动训练，历史没有一点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在工作中也没有犯过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1968年6月1日成立公社革委会时就把我结合成正主任，1970年元月成立公社党委我任县党委副书记，也是革委会正主任。这就是我的历史。
至于你二爸，政治历史没有问题，在旧社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在村里负责的工作中有些错误，所以在“四清”中给了留党察看处分两年。现在未平反。现在农村整党工作还未开始，以后怎样，结论我也说不出来。
另外，你信中提到你们家属疏散问题，你和成章（郝香茹的丈夫）商量，如果离得太远的话就可以回本地，比较好。
余之再谈，我今天还去开会。
父郝志武
1970年6月30号下午
家书故事
62岁的郝香茹家住乌鲁木齐市铁路局附近，1968年从陕西嫁到新疆。1970年，应丈夫所在单位的要求，郝香茹作为家属要填写家庭出身，其中免不了“查三代”，以便根据父辈的出身确定个人成分。
在那个时代，郝香茹一家的出身属于根正苗红的贫农，因此并未受到冲击。但郝香茹在面对这份涉及父辈家庭出身的表格时，还是有些紧张，因为稍有出入就可能影响到丈夫的政治前途。为了万无一失，她赶忙给父亲郝志武写信询问。
信纸具有时代特征
1967年，郝香茹经人介绍认识了回陕西老家探亲的郑成章。次年2月，两人成婚后随丈夫到了新疆，与家人的联系主要靠书信。而家里每接到子女的书信，都是郝志武回复。郝志武不光以父亲的身份教给女儿人生道理，更以丰富的阅历指导女儿如何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为人处事。
1970年，已在陕西靖边县梁镇当上革委会主任的郝志武在接到女儿的信后，马上回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境况。虽然着急赶下一场会议，信还是洋洋洒洒写了3页整。
信纸很有时代特色，每页的最上端都印有“最高指示”，而指示的内容则来自于毛主席语录——“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紧随其后的才是“靖边县梁镇人民公社革委会公用信笺”的字样。
郝香茹离家后跟家人的通信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在搬家的过程中遗失，这封信能留下来是因为其父在第一页信的空白处，特意交待，“把这信看后，不要当一般信，要保存好。”
透过父亲郑重其事的提醒，并没有经历政治斗争中大动荡的郝香茹隐约感到这封信的重要性，因此无论到哪里，她都把信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信上的字迹渐渐淡了，信纸却依然平整如初。
如今，郝香茹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但每看到这封家书，父亲为革命工作很少顾家，总是来去匆匆的情景就浮现在郝香茹的脑海。这封家书无意间成了郝香茹追忆父亲的凭证之一。
父母挂念女儿心切
按照父亲的来信填了表格后，郝香茹的政治审查轻松过了关。而父亲郝志武因长期在外工作，生活无人照料，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71年，郝志武从梁镇调回靖边县医院任革委会主任。
在郝香茹的印象中，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父亲更看重工作，对子女的关爱从不直接流露。可自从郝志武调回靖边县后，就有机会常听老伴念叨出门在外的孩子，他自己也就忍不住提笔给子女写信表达思念之情。
“有封信爸爸是这么写的，‘郑娜（郝香茹的女儿，当时3岁）一定更亲了吧？你们走了三四年，我和你母亲对你们时间长了总是有些想念，只好拿起你们大小三人的照片看一看。路这么远有什么办法？不过说起国家大事这是次要的，总想在这一两年内你们能够回来一次看一看。又想这回一次家太不简单了，起码得几百元路费，不易办到。’”郝香茹几乎将父亲的这封信印在了脑子里，每读一次都感到暖暖的父爱。
那一年，虽然父亲盛情要求郝香茹一家回去再见一面，但由于孩子小，家庭经济困难，直到1977年，郝香茹一家才有条件回到老家。
平息党员身份风波
父亲发出邀约之后不久，郝香茹在转党组织关系时，发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一栏竟然写着“正式党员”。这可把她吓得不轻，因为1966年她在老家写了入党申请书后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但直到1968年离开老家，郝香茹仍未转正。1969年，当地县政工组给郝香茹丈夫的单位开介绍信时，直接将其写成了正式党员。
文革时期频繁的审查、学习，再加上父亲在为人处世方面给予的教导，使得郝香茹对这件小事分外重视。她郑重要求父亲帮助核实自己的政治面貌，以免出错。
郝志武很能体谅女儿的担心，先后到大队、公社、县政工组，查证了女儿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以及各部门给郝香茹丈夫所在单位开具证明的过程，发现根源在于：大队给公社开转关系介绍信时就把“预备党员”写成了“正式党员”，之后的介绍信便跟着一错再错。
查清问题所在后，郝志武请各级政工单位重新写了更正信，用机要文件邮寄给自治区一建的政工部门。半个月后，发现接收单位没有任何回应，郝志武不放心，担心“非国家职工”的女儿很可能被单位忽略，就再次到乡、县找齐了郝香茹的入党材料再次邮寄。
及时发现了错误，并且及时作了更正，郝香茹最终以预备党员的身份坦然地通过了考察，最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胡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