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提及一下我曾一度犯下的过错”，弗洛伊德在1925年的自传中写道，“这一过错极可能给我的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
弗洛伊德的“过错”就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一度痴迷的性诱惑论（Seduction theory）。这一理论的标题有些误导，因为它不是关于性诱惑，而是关于儿童受猥亵的问题。弗洛伊德在对18名患有严重精神错乱的病人作过治疗后提出了这一理论。他的研究表明，这18个病人中的每个人在孩童时代都受到过性骚扰。
弗洛伊德异常兴奋，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病人大量症状的根源。1896年4月，在给维也纳精神病和神经学协会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将他这一发现比作尼罗河发源地的发现。私下里，他在给他的朋友兼医生的威廉·弗烈斯的信中，写到他希望他的性诱惑论能让他名利双收。
但1897年9月，弗洛伊德戏剧性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弗烈斯的另一封信中说“我想让你知道一个最大的秘密，这几童时代也受过性骚扰。个月来它一直想慢慢逼近我，那就是我不再相信我的性诱惑论了。”弗洛伊德承认，关于儿童时期受猥亵的发现并不能将他的病人治好，他们仍然受同样病症的折磨。而这一理论最大的缺点在于这些病症很普遍。弗洛伊德认识到，如果每个精神错乱者都在孩童时代受过性骚扰，那就意味着在维也纳全国上下，猥亵儿童的现象十分猖獗。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也有其他病人同样的症状，如果这一理论正确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孩面对这些问题，弗洛伊德放弃了性诱惑论。但他仍然相信病人告诉他的故事中确有深意。1905年，在《性论三讲》中，弗洛伊德阐述了一条新的更富突破性的理论。现在他肯定地说他的病人实际上在孩童时代没有受到猥亵，但他们压抑了并且一直在压抑着他们孩童时代的幻想。病人在孩童时代没有性行为，但却有潜在的性欲望，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女孩想同父亲睡在一起，而男孩想与母亲睡在一起。
这就产生了“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源自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随之而来的是早期性行为和潜意识这两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支柱概念。据弗洛伊德称，这一切收获是因为他放弃了他所钟爱的性诱惑论。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兼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也赞同这是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他一些思想史学者也大加附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弗洛伊德被奉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放弃性诱惑论是体现他学识上的勇气和诚实的光辉范例。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弗洛伊德的一致观点就分崩离析了。女权主义者被弗洛伊德的厌恶女人的观点激怒了，例如，他认为妇女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精力旺盛系阴茎妒忌（penisenvy，指女性想成为男性的潜在欲望）。她们成了在反弗洛伊德战中走在前沿的先锋。其他学者也紧随其后，从说他服用可卡因，到精神分析法毫无作用，对弗洛伊德进行了大肆批判。但令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最为伤痛的是，出现了大量修正弗洛伊德重大发现的作品。据这些修正者认为，“恋母情结”不是从性诱惑论的废墟中产生的，这完全是个谎言。一些批评家断言，弗洛伊德说谎的原因更不可告人，他撒谎是因为不愿别人发现他放弃性诱惑论的真正的、似乎更险恶的原因。
让正宗的弗洛伊德派大为吃惊的是，叫得最凶的批评者竟来自他们的内部阵容。他就是杰弗里·马森，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在1980年以前，他本该顺理成章地继任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
也就是在这时，马森开始通览弗洛伊德给他的朋友弗烈斯的信件。在1950年，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编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书信选集，但马森通过对档案的检查发现选集中漏掉了大量信件。在作了进一步的查证之后，马森发现这些漏选的材料与弗洛伊德的性诱惑论有关。这些信件表明弗洛伊德并未像自己后来指出的那样迅速而坚决地放弃了这一理论，相反，他坚持这一理论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希望有一天能证明它的正确性。
马森曾问过安娜·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删除这些材料。安娜告诉他说，她不愿意父亲的疑惑把读者搞糊涂。而对马森而言，这些疑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些信件不仅说明弗洛伊德的病人告诉他的遭猥亵的事确有发生，同时也说明了事实上性诱惑论也是正确的。
弗洛伊德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发现呢？据马森认为，当时弗洛伊德的男同事因这一理论而遭中伤，并且因为到处泛滥的猥亵的说法而受到含蓄的指控。而弗洛伊德急于得到同事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就声明放弃了这一理论。马森在1984年他的书中写道：“我极不情愿地发现弗洛伊德是因为没有勇气才放弃了性诱惑假说。”
在弗洛伊德给弗烈斯的、提到过一个名叫埃玛·埃克斯坦的病人的信中，马森又找到了其他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埃玛·埃克斯坦痛经、月经不调，弗洛伊德让她去找弗烈斯。弗烈斯决定在她的鼻子上动手术。事后看来，弗烈斯显然是个庸医。他认为鼻子是全身最重要的器官，是埃克斯坦月经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为糟糕的是，弗烈斯在做手术时，把纱布留在了伤口里。手术之后，埃克斯坦月经时大出血的病症仍未得到缓解，仍旧流血不止。
手术后，弗洛伊德在给弗烈斯的信中说，埃克斯坦继续出血，可能是身心失调所致。弗烈斯补充说，那是她对弗洛伊德的性欲望所引起的。这显然是个荒谬绝顶的诊断，是对弗洛伊德压抑性欲望和性欲望转移理论的拙劣模仿。这个荒诞可笑的诊断，马森认为，同时也说明了弗洛伊德是怎样曲意迎合他的同事，又怎样急于把病人的病症归于幻想，而不是一次医疗事故。弗洛伊德不敢当面顶撞弗烈斯，批驳他所谓的鼻子理论，不敢说他把手术搞糟了。同样，他在性诱惑论上也是如此。他也不敢说猥亵儿童在全国猖獗的令人不悦的事实是正确的，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性诱惑论是正确的，从而与他那帮维也纳的同事搞僵了。
马森的书产生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纽约时报》称之为“思想界的水门事件”，还被许多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相信猥亵儿童特别是女童的问题已被忽视和低估了太久的人所接受。马森被弗洛伊德档案馆解雇了，但他却成了反猥亵运动的英雄。
然而，不管是正宗的弗洛伊德派还是学术界对马森的观点都是极不赞同的。甚至那些被弗洛伊德所蒙蔽的人也不相信马森的观点。他们认为，埃克斯坦事件只起到一个类比的作用，而不能把它当成证据。因为弗洛伊德总是太顺从别人了，可能在与弗烈斯的关系中，他太胆小怯懦了，但这不意味着他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如此。
许多学者指出，事实上，性诱惑论的放弃是一英勇之举，因为取而代之的观点，即儿童幻想与他们的父母发生性行为，更不太可能让弗洛伊德得到医学界的欢心。至少，“恋母情结”与猥亵儿童现象猖獗的观点一样激进，实际上，比它更激进。因为许多医生发现，猥亵儿童现象确实存在，但人们对“恋母情结”的认识，除了把它当成一个希腊神话外，一无所知。
马森只在一点上获得了胜利。最近公开的给弗烈斯的信使许多学者相信，即使在1897年9月弗洛伊德在给弗烈斯的信中已声明放弃性诱惑论，但他仍希望能拯救这一理论。马森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再说“恋母情结”是放弃性诱惑论的直接结果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相反，弗洛伊德是渐渐放弃这一理论的。关于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论的原因的传统观点，即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的病人事实上并没受到性骚扰，顶住了来自马森的挑战。
如果虔诚的弗洛伊德派认为他们击败了马森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另一轮新的持久的进攻马上就到来了。这次是由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集体发起的。其中，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克鲁斯最为瞩目，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作品是第一次在弗洛伊德派的堡垒期刊《纽约书评》上发表。
在1993年、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克鲁斯同意马森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在放弃性诱惑论的原因这一点上撒了谎。但与马森所认为的弗洛伊德从他的病人受骚扰这一理论中退了出来是由于胆小和怯懦这一点不同的是，克鲁斯指责弗洛伊德编造了这些故事。克鲁斯认为，弗洛伊德急于想证明自己的性诱惑论，所以他就鼓励他的病人回想童年时代是否被骚扰过。而这些病人开始意志不够坚决，同时他们也想取悦于医生，就被迫说了事实上未发生过的性骚扰。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克鲁斯深入研究了弗洛伊德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论文。他发现，弗洛伊德多次承认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之前，这些病人对他们儿童时代是否受到过性骚扰一无所知。“只有通过给他们施加最大压力的方法”，弗洛伊德1896年写道，“才能让他们开始回忆遭猥亵的情景”。克鲁斯说，并不是弗洛伊德有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他极大地低估了病人对他的建议的敏感程度。
然而，渐渐地，弗洛伊德认识到他所听到的有关儿童时代受性骚扰的故事都不是真实的。也许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治疗方法根本没起到作用，也可能他的病人早已从这些故事中走了出来。但这已经太晚了，弗洛伊德已将性诱惑论向他的同事作了阐述。而要承认自己的重大发现是来自有致命缺陷的治疗方法，对他来说是何等尴尬。他左右为难：如果他继续坚持性诱惑论是正确的，那么一些醒悟过来的病人就会公开地反驳他；但是，如果他承认是他将这些受性骚扰的故事植入病人头脑中的，那么他就玷辱了自己精神治疗家的声誉。
而机智的弗洛伊德后来找到了一条摆脱这一险境的出路。他又创立了一套理论，该理论承认性骚扰确实未发生过，但这些故事是出自病人之口，而不是治疗医生。弗洛伊德解释说，这些故事是病人无意识的或遭压抑的欲望所产生的。据克鲁斯认为，“恋母情结”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克鲁斯特别关注“记忆恢复”疗法的兴起。许多心理学家采用了弗洛伊德关于性记忆压抑的理论，鼓励成年人去回想儿童时代的性骚扰，结果招致了许多被认为是性骚扰者的起诉。对这一疗法的批评者，克鲁斯也在其列。他们认为许多性骚扰根本上没有发生过，像弗洛伊德强迫病人说出自己的故事一样，恢复记忆也是治疗医生暗示的。
对弗洛伊德的辩护者而言，这些观点是对这一理论的嘲讽，也是极不公平的。他们最终解决了马森曾指责弗洛伊德抛弃了那些儿童时代受过性骚扰的受害者这一问题。但克鲁斯却紧随其后，他谴责弗洛伊德鼓励病人回忆那些不曾发生的性骚扰。弗洛伊德一方面被谴责让那些猥亵者逃脱了罪责；另一方面，又被指责冤枉了那些清白的人对别人进行过性骚扰；弗洛伊德能同时背负起这样的责任吗？一些恼怒了的弗洛伊德派建议让这两种攻击互相抵消。
弗洛伊德派是难以摆脱这些批评家了。对弗洛伊德的各种攻击不仅破坏了精神分析的声誉，也破坏了它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精神治疗的人数日益减少是受新的药物治疗的影响。要知道，普罗沙克（一种抗抑郁剂的商标）要比精神分析便宜并且见效快。但各种观点，在对精神分析的思想基础进行攻击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种种危机。如果人们不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的来源是正确的，那么病人们又怎么能够将自己精神上的健康交给弗洛伊德的弟子们呢？
虽然，大多数狂热的批评者否认这一点，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这些批评家只在一方面取得了胜利，即弗洛伊德关于自己的重要理论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他放弃性诱惑论也并非像他声明的那样及时、彻底。但大多数思想史学者不想把弗洛伊德放弃性诱惑论的动机看成如马森和克鲁斯认为的那样卑鄙。一些学者认为，弗洛伊德过于简单的陈述——是的，是对事实的不忠——是为了夸张地叙述。
但是，不管弗洛伊德的思想来自何处，也不管它们形成的东西是好是坏，它们在科学、哲学、艺术、文学以及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上的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不管愿不愿意相信，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就不用通过读索福克勒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俄狄浦斯王》的作者）去了解俄狄浦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