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世界各民族神话传说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有关洪水的故事，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而最著名的故事大概要算《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了。
《圣经》中说，上帝发现他寄以希望的人类，败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便释放洪水毁灭人类。在释放洪水之前，他曾告诉一个叫诺亚的人，洪水即将到来，世界就要毁灭。诺亚赶紧按照上帝的旨意，建造了一艘大船，这就是“诺亚方舟”。
洪水滔滔而来，所到之处，所有的生灵都被吞噬了。诺亚则在洪水到来之前，领着自己的家人，把一切可以带走的动物、植物种子都带上了船。船在大水中漂泊，最后搁浅在阿拉拉特山顶。诺亚放出几只鸽子去探查水情，不久一只鸽子衔着一根橄榄枝飞回来了。诺亚见到橄榄枝，知道洪水已经开始退去了。
待洪水退去，诺亚带着家人及那些动物、植物种子走下方舟，重新开始繁衍生息。诺亚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物种，成为人类的新始祖，赢得一代又一代人对他的崇敬与赞颂。
诺亚方舟的传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除了《圣经》是一部宗教著作，抛开信仰方面的原因，应该说它还与人类在第四纪冰期后，在暴雨交织着洪水的险恶环境里，同自然进行艰难搏斗的漫长记忆有关，同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灾荒、渴望安定的意识有关。以致故事中的鸽子和橄榄枝，成为全世界各民族集体认同的和平象征，而“舟”这一交通和生产工具，也蕴涵了“生命之舟”“命运之船”的深层含义。
关于历史上是否有过那场可怕的大洪水，究竟有没有那艘可避灾难的诺亚方舟，史学界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从1872年就开始了。当时有个叫亚当·史密斯的人正在大英博物馆整理一批从尼尼微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他意外地在一块泥板残片上读到了船搁浅和放飞鸽子的字句，这与诺亚方舟完全相似的史实，使史密斯大为激动。楔形文字是古代巴比伦苏美尔人使用的一种写在泥板上的文字。古巴比伦文明繁荣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它与尼罗河畔古埃及文明齐名，是人类文明的另一个摇篮。史密斯的发现，证明在两河流域可能曾经发生过大洪水。
为了进一步考证两河流域是否发生过大洪水，次年史密斯带人再赴尼尼微发掘，居然找到了描绘大洪水泛滥的另外半块泥版的残片，从而证实了他的发现的准确性。于是学者们便得出诺亚方舟来源于两河流域的结论。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世界性的大洪水纯属传说，但两河流域的洪水倒是真实的。考古学家在苏美尔古城乌尔的地下发现了堆积达4米的沙层，可见那场洪水是巨大的，苏美尔因此才留下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这个传说慢慢传给了巴比伦人、犹太人等，逐渐演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另一种意见认为，第四纪冰期在12000年前逐渐退却，气温转暖，冰释水涨，海平面增高吞没了许多大陆架和陆地，许多国家沿海地区发现的海底城镇遗址，就是这个阶段发生的海浸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不会是一夜之间同时发生的，也没有可怕到吞没一切的程度。但它发生范围非常之广，世界各民族的大洪水传说就是这段历史的痛苦记忆。
还有人认为，尽管有第四纪冰期的存在，但发生世界性大洪水仍不可能，洪水的传说也与地质气候的变迁无关。远古时代即使有洪水，也是局部性的。
隐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背后的，便是究竟有没有诺亚方舟。有大洪水就可能存在诺亚方舟，如无大洪水则诺亚方舟无存在的可能。一些人不辞劳苦，四处寻找方舟。
1955年，一位叫巴拉的法国人，在土耳其境内的阿拉拉特山顶的冰湖湖底发现一块木料，形状很像诺亚方舟的残骸。科学界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有的学者指出阿拉拉特山海拔5000多米，假如方舟真的搁浅在山顶，或者搁浅在山顶附近的地方，说明6000年前有过一场水位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洪水。但是并没有这方面的可靠证据。要知道，6000年前若有那么大的洪水，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都将被淹没，然而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现洪水高涨的地质记录。
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阿拉拉特山在其后的年代里慢慢升高。答案也是否定的。
1959年，一位土耳其空军的飞行员，无意间从高空拍摄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人们怀疑是诺亚方舟的东西。照片后来发表在美国著名的《生活》《读者文摘》等杂志上，引起了读者莫大的兴趣。大批西方游客涌向阿拉拉特寻找方舟，许多考古学家长年坚持不懈地住在山里，结果都不了了之。
1986年4月，美国考古学家戴维·法苏尔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后，宣布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农民在阿拉拉特山以南113千米乌兹恩吉和村附近发现的古船遗址，确为诺亚方舟的遗址。戴维·法苏尔说古船遗址呈洋葱状，宽10.4米，长164米，尺寸与形状都与《圣经》上的记载相吻合。
1987年9月，一位名叫爱德华·克劳福德的美国人又宣布，他在阿拉拉特山北坡1350米处的冰层和火山灰里，通过电子数字摄影系统，发现了一个船形物体，他认定这就是诺亚方舟。
每一次所谓发现诺亚方舟的消息，都带着人们想把神话变成现实的梦想，又都因证据不足，梦想被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