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漫漫历史悠悠
在天山南麓，汉通西域的北道上，有一个重要的西域古国——龟兹。今天的库车县就是昔日龟兹王国的所在地。
龟兹王国在西汉时期，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大的绿洲王国，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汉唐时代曾先后在这里设置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
龟兹国地理位置重要，向西经喀什可以与西城南道上的和田等地相通，因此，佛教传入西域后，很快也在龟兹绿洲传播开来。公元1世纪时，龟兹已见佛教踪迹。根据文献记载，“白”、“帛”是汉译龟兹王族的姓氏，因此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来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帛延，可能就是龟兹的佛教徒。《晋书·四夷传》也说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在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开凿的众多佛教石窟，是龟兹地区最有价值的佛教文化遗产。这些分布在库车、拜城等处山谷中的石窟，以开凿时间早、内容最富外来文化色彩而出名。如著名的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千佛洞）、克孜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这种建造在山崖上的寺庙，构成了古代龟兹地区石窟建筑特有的面貌与内涵。
石窟内大都绘有壁画。公元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公元6世纪出现了千佛。公元8世纪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影响，中原北方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一些密教形象也逐渐地传播到了这里。
龟兹石窟群已编号的洞窟总数为570多个，其中克孜尔石窟编号的洞窟就有236个，保存壁画10000平方米，最具代表性。克孜尔石窟西距拜城60千米，东距库车67千米，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红色的意思，大概是石窟坐落的雀尔达格山是赭红色，因在朝晖夕照中有如胭脂，与山脚下木扎提河水相映成趣而得名。
龟兹石窟壁画的题名落款大都是中原方式，而在库木吐拉和森木塞姆千佛洞内，还同时用汉文和龟兹文、回鹘文合璧榜书，可见中原文化渗透之深。
龟兹占代文化受犍陀罗影响很深，许多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技巧、艺术处理方式甚至有些艺术形象，都来自犍陀罗。龟兹佛塔的建筑、佛和神的形象、石窟的总体布局等方面，无不透出犍陀罗艺术的信息和气韵。
龟兹文化艺术具有的多元性、混合性、兼容性，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原、希腊、印度、阿拉伯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聚集、交汇在这里，从而形成了龟兹海纳百川，充满创造性的文化艺术。龟兹文化艺术的价值和独特魅力也正是在这里。
流失的舍利盒
龟兹是西域佛教中心，而昭怙厘寺又是奄兹最大的寺庙。关于昭怙厘寺的地望，有种种说法。清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首倡库木吐拉千佛洞遗址与河西岸古城遗址，即玄奘所说的东西二昭怙厘寺。再就是“苏巴什遗址即昭怙厘大寺”说，此说由斯坦因发端并在学界得到较广泛认可。
出库车向北行20多千米，昭怙原佛寺遗址就呈现在雀格塔尔山下广阔的戈壁滩上了。铜广河从戈壁中间流过，把佛寺分成东区和西区两部分，东、西遗址在两岸台地上隔河相对。多年来，人们把这里称为苏巴什古城。苏巴什是维吾尔语，即“龙口”之意，其实它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寺院。
随山势起伏，整个遗址一层层铺开，参差错落、逶迤延伸。
在河西遗址南北长700米、东西宽20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僧房、寺院、佛塔、窟群。保存较好的是靠近西河岸的一座方形大寺，四周有坚实厚重的墙垣。由寺南边的门进入殿堂残址，中央立着一座残高9米的方形土塔。大寺之外还有一组禅堂佛殿遗址。殿堂之西的戈壁上有一方形塔基和三角形塔身，高达10余米的舍利土塔之南连接着梯形平台，台上禅室内有残存的壁画。佛塔北面僧房禅室鳞次栉比，毗连数里。
历史上战争的破坏，自然界风沙的摧残，早已使一度辉煌的昭怙厘寺疮痍满身，面目全非，加之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的纷至沓来，又给昭怙厘寺带来诸多纷扰，使它历尽了磨难。先后有俄、法、日、英、德等国的探险家，曾在这里大肆挖掘。他们盗掘、偷运了大量的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文书等珍贵文物，特别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法国的伯希和，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舍利盒，全部运到日本和法国。
有一个不平常的舍利盒，被大谷光瑞于1903年带往日本，现存东京，由私人收藏。这个舍利盒为木制，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还镶有一些方形金箔装饰，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故蒙尘半个多世纪，没有被人们所注意。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人突然发现这个舍利盒颜色层内有绘画的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终于露出盒上绘制的图像，使精美的乐舞图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舍利盒身为圆柱体，盖呈尖顶形，高31厘米，直径约38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再用白色打底，然后施色，画的外面还涂有一层透明材料，制作十分精巧。盒盖上绘有四位演奏乐器的裸体童子，分别演奏筚篥、竖箜篌、琵琶和一个弹拨乐器。最为令人惊叹的是，盒身周围绘有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是一件极罕见的反映龟兹音乐舞蹈艺术活动的珍贵形象的资料，也是龟兹当时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日本学者熊谷宣夫研究，这个舍利盒是7世纪时所造。这一时期是中国隋代末期和盛唐初期。由于中央政府在龟兹先后设立都护府，使龟兹社会的各方面都得到迅猛发展，成为西域广大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音乐舞蹈等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龟兹社会的昌盛发达，完全可以从这幅乐舞图热烈的场面、饱满的情绪、丰富的舞姿、华丽的服装、多样的乐器和各式人物的神采里感受到。可以说，这幅乐舞图是龟兹社会繁盛历史的缩影。此舍利盒从昭怙厘佛寺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文化和龟兹社会风行歌舞的盛况。同时，舍利盒制作和绘画非常精美，又出土于昭怙厘大寺的中心殿堂的废墟下，显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僧火化后所用。从而也证明了龟兹艺术强烈地影响着佛教文化。世俗的乐舞艺术堂而皇之地闯进佛教文化的门槛，并被“超脱尘世的”佛教僧侣所接受和喜爱，反映出歌舞艺术的巨大穿透力。
继大谷光瑞探险队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7年也在西昭怙厘寺盗掘了6个舍利盒。据研究者称，这些舍利盒与大谷探险队带走的舍利盒很相似，但不如前者精美。
追寻历史的足音，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无价的珍宝被外国所谓“探险家”的盗宝者掠夺，让国人愤慨，这之中又隐含着多少遗憾和悲叹，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一块神秘的佛迹玉石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
据《大唐西域记》载：龟兹城北有两座著名的伽蓝，“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心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这神秘的佛足印记，这巨大的玉中瑰宝，在这古老的佛寺中至少静卧了1300多年。不料，又是一个外国人给它带了厄运。189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昭怙厘寺，要将“佛迹玉石”运走。但这块玉中之王约有2000千克重，别说运走，就是抬起来挪动一下位置都很困难。千斤玉石稀世珍宝，更何况重达4000斤呢，科兹洛夫当然不愿放弃，就找人将玉石砸成两块，然后又用圆木作成巨型爬犁式架子，马拉人拽，总算运到库车县城，待机运出国外。正在此时，幸有和田一位老玉工赶到库车，他识玉爱玉，胆大心细，联络当地百姓，巧妙地将这两块硕大无比的玉石保护了下来。直到1964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派人到新疆征集玉石，这两块大玉石才得以重见天日。经取得有关方面同意，保存在库车县政府大院内的“佛迹玉石”，特别用两张大红毡包裹起来，运往北京。
龟兹石窟群是幸运的，因为它并没有像玛雅人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那样随着历史风尘逝去；龟兹石窟群又是不幸的，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受了太多的苦难，曾经属于它的无数珍宝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