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策——淘汰清官定律
明朝洪武年间，道同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
坐镇番禺的是立过大功的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勇悍善战，办事却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地主土豪，经常在市场上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如果不顺从，则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报复。
道同一上任就严格执法，打击这些恶势力。地主土豪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去贿赂道同，道同坚决不与地主土豪同流合污。地主土豪没有办法，便争相贿赂永嘉侯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朱亮祖是个贪财如命的家伙，果然被那些地主土豪收买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然后乘机为土豪们说情。
永嘉侯是一品大员，应该说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斥责朱亮祖说：“您身为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十分恼火，没经过道同的同意直接就把关在牢房里的那些地主土豪都给放了。
当地一个很富有的土豪为了靠上朱亮祖这个靠山，不惜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朱亮祖做妾，以此巴结朱亮祖，然后肆无忌惮地干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道同丝毫不给朱亮祖面子，仍依法惩治，把朱亮祖的小舅子关进了大牢。朱亮祖非常生气地再次将人放走。
在同永嘉侯朱亮祖的博弈中，道同不顾朱亮祖的威胁逼迫，将朱亮祖贪赃枉法的事情一一表奏朱元璋。这让朱亮祖惊恐万分，狗急了也会跳墙的，于是恶人先告状，弹劾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后，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道同这么一个小官，也敢顶撞大臣，告朱亮祖的状，便认为这人耿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耿直忠贞，两袖清风的清官道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能不说，道同是失败的化身：死不能守孝报父母，生不能尊君报天下。虽然说他两袖清风、为人耿直，但连性命都保不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清官了。
从古到今，中国的孔孟之道提倡忠君爱国、天下为重。那些官场之人更是饱学之士，无不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义。但只要是进入官场的人，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被屈服于官场规则，所以淘汰清官是一种必然。
人是社会的产物，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会不断变化，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在投入与产出上追求一种畸形的、急功近利的收益均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识也使人们想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攫取利益。一朝为官，自然会竭尽所能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同时官员选拔体制弊病严重，买官制、保举制的盛行使选人当官不是根据其德、能、勤、绩，而是看谁有钱、有权。这样的人做了官，必然要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来挽回买官时的损失。在这样的制度中，正直、有才能的人径径得不到任用，当不了官。即使当上了官，如果不顺从“潜规则”，也必然会遭受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压迫，被淘汰出局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上有很多清官。海瑞就是个不贪污受贿的清官，他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到要靠自己种菜吃的程度；后来当到吏部侍郎，去世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辛勤节俭、清廉正直的官员竟落得如此下场。没有明确的奖惩机制，在清官与贪官明显的对照下，还有谁想当清官？
落后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越是落后的时期，当官占有支配资源的权力就越大，做官就成了人们追求好逸恶劳的“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在支付高昂的成本后，必然要在当官后索取回报，贪污腐败也就成了当官后索取回报的最佳途径。
当“清官”难在何处？面对某些地区官场内让人眼花缭乱的“潜规则”，身在官场外的人即使能看出点“门道”，也顶多是些鸡毛蒜皮，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当“清官”难就难在这些官场“潜规则”中进退两难，如果同流合污，参与其中，则必然会冒犯罪的危险；但如果像“清官”道同那样不留情面地拒贿，就等于不识抬举、拒人以千里之外。长此以往，必然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之中。
《朱子语类辑略》里说：“贪污者，必以廉洁者为不是；超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清官被淘汰，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淘汰清官定律”。
守官——迎合圣意的智慧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多岁进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少年时候的和珅知书达理，深得人们的喜爱。1768年，18岁的和珅受到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赏识和器重，并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1770年，20岁的和珅又袭了高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正是英廉的赏识以及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给和珅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捷径。他在22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充任粘杆处侍卫，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因此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后来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乾隆四十年春天，和珅随乾隆皇帝出宫。一天，乾隆帝正在阅批奏折，突然有侍从报告说有犯人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乾隆帝有点生气，于是随口说了句“虎兕出于柙”，随从的校尉官员都不知道乾隆帝说的是什么意思。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皇上的意思是，作为负责监狱犯人事务的官员，让犯人逃脱了，就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乾隆听到和珅很明了地说出了自己的意思，非常高兴，问和珅：“你读过《论语》吗？”和珅回答说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珅许多问题，他回答得都十分准确恰当。乾隆见和珅声音洪亮、仪表非凡、矫捷异常，十分赞赏。从此和珅开始得到乾隆帝的器重和提拔，随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又被提升为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同时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后来乾隆帝还把最宠爱的十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为什么和珅会受到乾隆帝如此宠信和器重，成为主持朝政数十年的宰相呢？这与博弈之术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珅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随机应变，善于迎合圣意来保持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和谐关系。和珅虽然文化水平高、记忆力特别好，有处理政务的能力，但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而且论才学，谈不上才华横溢；谈治政，破陈规积弊，建新章制度，都没有大的建树；讲武略，更是泛泛之辈。
和珅同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军国重臣相比，无论是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上，还是才干和人品，都比不上他们。特别是阿桂，文武双全，乾隆四十一年被起任军机大臣，四十二年任大学士，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和珅之所以能够位高权重，高明就高明在，他会迎合圣意，讨皇上欢心。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也没什么丰功伟绩，但却特别擅长揣摩乾隆帝的心思，玩弄权术。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迎合圣意，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这就是和珅的过人之处，由此博取乾隆帝的极大欢心。乾隆四十六年乾隆七十大寿，这时国库充盈，乾隆帝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额。在给武职养廉银上，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阿桂认为费银太多，不应增补。和珅深知皇上说准了的事情一定要施行，于是极力赞成这让乾隆帝十分高兴，于是下谕：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7 000余万两，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和珅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是，和珅迎合了圣意，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爱听谀言、文过饰非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才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器重，任宰相达数十年之久。
心术——藏而不露的城府
在羽翼还没丰满之前就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就是把自己的弱点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手。这样的人，即使条件再好，也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历史上，只有拥有藏而不露的城府、善于伪装自己的人，才会取得成功，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也是一种官场博弈。
东汉建安六年，年仅23岁的司马懿被举为河内郡上计掾后，很快凭借家世和自己出众的才华，在社会上取得了较高的声誉。这个时候的曹操正担任司空一职，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于是他极力网罗人才为其所用。当他听到司马懿是个足智多谋的难得人才时，便想拉拢他过来。此时司马懿不愿过早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曹操，但为了不得罪曹操，避免因此遭受杀身之祸，他使出了蒙蔽的手段，推辞说自己身患麻痹症。老谋深算的曹操派刺客假装行刺，以探听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明白曹操的用意，当刺客试探性地向他刺剑的时候，他装作不知，不加反抗，因此得以蒙骗过关。
建安十三年，曹操担任丞相，这时他已经独揽大权、稳操胜券了，于是再次召司马懿出山，司马懿没有办法，只好去曹操处，被其所用。
曹操虽然任用了司马懿，但他城府很深，疑心又重。一次，曹操做梦梦见三马同槽共食，曹操以为这是司马懿终会有一天夺取曹氏大权的征兆，于是心里更加疑惑不定。
司马懿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为了消除曹操的猜疑，他工作勤勤恳恳、恪尽职守，为人也谦恭抑损，因此逐渐取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丕即位后，司马懿得到了曹丕的重用，地位日益显赫，但他没有因此懈怠自己的防范之心。到了魏明帝曹睿的儿子曹芳即位的时候，司马懿已经官至太尉，和曹爽一起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曹爽为了独揽大权，在门客的出谋划策下，使魏帝下诏，封司马懿为太傅。这在表面上是推崇司马懿，实际上是把司马懿的兵权夺了过去。紧接着，曹爽又把自己的弟弟和亲信心腹都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执掌实权。就这样，朝中要职都被曹爽控制了。
在与曹爽的博弈中，对于曹爽的夺权行为，司马懿早已看了出来。但是，他明白自己目前的形势很不利，因此只能隐忍一时之辱。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司马懿以退为守，收锋敛芒，藏形匿迹，一退再退，把政权拱手让给了曹爽，并以年老体衰为由，不问政事。在和曹爽的正面博弈中，表面上司马懿先输一筹，实际上最终胜利的却是司马懿。
曹爽仍然疑惑不定，害怕其中有诈，于是他命自己的亲信以辞行为名，乘机窥探司马懿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司马懿看穿了曹爽的用意，于是将计就计，故意表现出了衰病之态，躺在床上，吃饭时，只能勉强把嘴凑到碗边，侍女喂粥时，衣服已经被弄得湿漉漉的，很是狼狈不堪。说话时，也是吞吞吐吐，一幅人之将死的样子。
亲信回去后，把亲眼所见的司马懿的情况报告给了曹爽。从此，曹爽觉得高枕无忧，不再顾忌司马懿了。而司马懿也乘机积蓄力量，伺机反击。毫无疑问，在二次博弈中，因为曹爽的轻信，司马懿又取得了胜利。可以说，这次博弈对曹爽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虽然暂时他还没受到什么威胁。
嘉平元年，丧失警惕、思想麻痹的曹爽及其亲信随魏帝曹芳祭扫陵墓。司马懿觉得时机已到，发动了政变，把曹爽及其亲信全部处死，掌控了军政大权。后来他的孙子司马炎废魏帝，建立西晋王朝。
当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司马懿没有过早地暴露自己。司马懿正是藏而不露地骗过了自己的敌人，暗中伺机待发，获得了成功。历史上很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种藏而不露的心计。
修身——形圆志方的涵养
古人云：欲明德于天下者，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东汉有一个少年名叫陈蕃，独居一室，而室内脏乱不堪。其父之友薛勤批评他，问他为何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迎接宾客。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驳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由此可见，立志于天下的人，首先要做的，是正其心、修其身，然后才能立功名、平天下。而要把握官场之道，修身是提高自己涵养的重要途径，是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的要点所在。
刘秉忠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生来就有奇风异骨，从小就很有志向，为人也很豪爽。他小时候就聪明好学，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贵族辖区内为官的汉人，都必须以儿子为人质。因为他的父亲在蒙古辖区为官，因此刘秉忠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都元帅府做人质，并在那里初次学到了从政的方略。
十七岁时，刘秉忠就到邢台节度使府当了令吏，主要负责文字的记录和抄写。但从小就心怀大志的刘秉忠对这样枯燥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一次，他将笔扔在地上，感叹道：“我家世代受朝廷重用，我怎么能自甘堕落，当一个小吏呢？大丈夫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应当隐姓埋名，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才华。”
于是他毅然辞了官，到武安山中隐居修身。后来他得到虚照禅师的赏识，踏入山门，并改名为子聪，在寺庙中掌书记之职。
十几年之后，刘秉忠经过在空门中的潜心学习，已经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彻，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胆识。刘秉忠开始积极寻找机会，希望实现治国安邦的宏伟心愿。
公元1242年，机会终于来了。
藩王忽必烈为了争夺天下，积极聘请中原人士和三教名流。刘秉忠多次受到了忽必烈的召见，他对于天下时事的独到见解，让忽必烈赞叹不已，因此将刘秉忠留在了自己的身边。从此刘秉忠成为了忽必烈的重要谋臣，为忽必烈制定元朝的各种大政方针立下了奇功，并辅佐他完成了统一大业。
由于刘秉忠的精心谋划，元朝统治终于走上了与历代封建王朝相衔接的轨道，元朝的统治面貌自此焕然一新，因此他被认为是奠定元朝政治的首功之臣。
忽必烈赐他还俗，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
还俗之后的刘秉忠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上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级官僚。但是他仍然斋居素食，过着平静的生活。终其一生，刘秉忠从未因为个人私事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这和其他借官家之职谋个人之私的官员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刘秉忠死后，忽必烈悲痛地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谨慎，行事细密，不避艰险，正直无私，言无隐情。”这无疑是对刘秉忠最好的评价。
刘秉忠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成为忽必烈的重臣，原因就在于他明白修身对于自己成就大业的重要性。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甘愿放弃府中的职位到山林中隐居，可见他的志向和韬晦之深。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身居要职，被一代帝王所铭记的重要原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以修身作为自己使命和生命的人，往往能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他人。唐朝的娄师德，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宽广、精于修身之道的人。
娄师德自己能文能武，待人宽厚，极有度量。一次，他与李昭德同行，因为体胖而跟不上，李昭德便怒气冲冲地说：“都是你这个乡下佬耽误了我的时间！”娄师德听了非但不怒，反而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乡下佬嘛！”他的好脾气使得他在官场左右逢源。
一次，娄师德的弟弟向他请教如何做到忍耐，他弟弟举例说：“如果有人向我脸上吐吐沫，我把它擦掉就算了，这就是忍耐。”娄师德摇摇头说：“这样不能算有忍耐之心。你擦了脸，对方的火气会更大，要让吐沫自己干了才是。”
娄师德为官三十年，忠心秉正，见到能力出众的人就极力向皇上推荐，直到那人被委以重任他才放心。他就是如此度量宽阔，使得他受到了很多同僚和下属的爱戴和尊敬。
发现了人才不仅不予以排挤，而且还竭力向皇帝推荐，看着后来人步步高升，受到重用，甚至位置在自己之上，还能够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娄师德实在是修身之士的典范。更难得的是，他对于自己的举荐功劳竟然只字不提，这使得他能在险恶的环境中始终被信任，这正是他的智慧所在。
由此可见，发现并推荐人才，需要有敏锐的目光和宽广的度量，更重要的是，需要领悟修身养性的智慧和内涵。历史上能够在官场平步青云且受人敬仰的官员，无一不是此中能手。相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清廉如海瑞，则为同僚排挤，遭上级贬斥，一生不能得其志；贪婪如和绅，生前则风光无限，死后遗臭万年。这些人都没有领会官场方圆之道。
想要在官场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注，修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权谋——刚柔相济的韬略
中国有句俗语：官场险恶。可见，一个人，无论你有多高深的学问和才华，想要在危险重重的官场之中左右逢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学会刚柔并济的权谋之术是立身官场的根本。
自古以来，善于使用权谋的显赫高官不计其数，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赢得他人的拥戴，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与对手斗争之中能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曹操被历史学界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善于用人的典型”，原因就在于曹操对官场权谋术的正确把握和利用。
曹操年轻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并担任洛阳北部尉，他刚到任就在衙门设下五色大棒，杀掉了当时皇帝宠臣、“十常侍”之一——骞硕的叔叔，而引起当局的不满，由此遭到排挤。曹操自此了解了官场的黑暗，更明白了权谋之术是在官场纵横的关键。对朝廷已经不抱希望的曹操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回到家乡一面读书修身，一面等待适合的时机再度出山。
等到曹操再度出山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之后，曹操的近卫在袁绍的大帐中搜出了一些通敌信件，侍卫将这些信交给了曹操。通敌之罪，在当时是相当严重的，曹操帐下的将士们都捏了一把冷汗。然而曹操甚至连看都不看，就下令将这封信烧了，并且对下属们说：“当袁绍强盛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保全自己，何况其他人呢？”
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博弈，对比曹操年轻时的卤莽和血气，可以看出此时曹操的权谋之深。曹操很明白：第一，这是一笔糊涂帐，算是算不清楚的，如果真的按照这些信件一一予以惩罚的话，不仅会大幅削弱自己的力量，更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自己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第二，这笔帐既然算不清楚，那还不如不算。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原本人人自危的将士们放宽心怀，没有后顾之忧，同时，通敌的人会因为曹操这样大度的处理方式而心存感激，更能为曹操效死命；第三，还有一个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这些信件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这些信件有可能是袁绍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曹操自断其臂。这同样是值得曹操注意的一点。因此，曹操得出的结论是：追究，自己得不到任何利益，不追究反而可以收获人心。故而在这场博弈中曹操选择了正确的博弈对策，也凭借着这样的权谋巩固了自己在河北的统治。
官场之上，人人都需要在权力和谋略之间做出权衡，但真正的个中高手，往往会化斗争于无形之中。为官之人经常会碰到外力的干扰，如何对其加以控制，是使用权谋的又一大问题。
清朝时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李鸿章就表现出了高超的驭权之术，将“洋枪队”控制于股掌之间，使得曾国藩佩服不已。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清廷制定了“借师助剿”的策略，李鸿章成为了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大臣。
但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李鸿章对洋人表面客气，内心却十分厌恶。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暗暗定下了“利用但不受制”的对待洋人的策略。
“洋枪队”在当时是受雇于上海官绅的雇佣武装，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李鸿章的第一步，就是加强其作为清政府雇佣军的性质。因此，他与英军首领签订了一份协议，英方承诺英法的兵力与他的军队配合作战，并听从他的指挥，并承认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地位。
在发生“苏州杀降”事件之后，李鸿章与“洋枪队”的关系恶化，同时也遭到了在华洋人的抨击。对此，英国方面要求立刻停止“洋枪队”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要求李鸿章书面认错。然而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关，从而堵住了英国人的嘴巴。
话虽如此，李鸿章仍然觉得日后需要有求于“洋枪队”，于是决定采取笼络手段，多次派人劝慰“洋枪队”，并向朝廷请求给予其首领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一万两，这样才终于使双方的矛盾得以缓和。
但同时李鸿章知道，双方之间的分歧已经加大，因此，他开始着手遣散“洋枪队”。一方面，他向朝廷上疏表彰“洋枪队”的功绩；另一方面，他以长江中下游战事接近尾声为由，派人与“洋枪队”首领商议解散事宜。
其间，英国方面出面阻拦李鸿章的做法，但遭到了拒绝。随后，李鸿章给予巨额遣散费，将“洋枪队”三分之二的将士遣散，并验收了其所有军械，而剩余的三分之一精锐改为淮军新式枪炮队二营。这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方面对遣散“洋枪队”的担心。
在同“洋枪队”的较量过程中，李鸿章表现出了高超的驭权之术，他将自身与“洋枪队”的关系，始终限制在雇主与雇佣者、利用者与被利用者，节制者与被节制者的关系之中。即使双方发生了矛盾，李鸿章也巧妙地采取了回避和安抚的态度，缓和了矛盾，并使得“洋枪队”继续为清廷所用。在当时清朝官员闻洋人而色变的局势下，李鸿章能够冷静地分清双方的立场和相互关系，并利用权谋将对手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之举。
由此可见，官场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领域，想要在官场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没有一定的谋略和技巧，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