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告诉我们，觉醒后重新拾起的信任和希望具有治愈创伤的魔力。只有直面经受过的谎言和背叛，凯西才得以找到自我。揭露谎言与背叛，并对揭露持有尊重的态度不失为一种治疗手段。
如若觉察出往日曾受到的背叛，个体可以从中获益，同样地，大团体亦如是。职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探讨过机构背叛。如果个人敢于揭露机构背叛的恶行，这将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报复效应，但同时也能极大地改善工作环境。企业里的不公正及不劳而获的现象使得员工不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潜能，倘若企业可以诚实坦率地审视自身的这些弊端，那么想要改善企业的运营模式与福利制度也是指日可待。再举个例子，如果一名教师敢于揭发检举，那么学校可能更加乐于接受残疾学生。
1998年，经过试用期考核后，帕梅拉·塞头古德博士（Dr. Pamela Plug Goode）受聘于波特兰公立学校，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她专门辅导波特兰地区各个学校里的残疾学生。工作后不久，塞头古德博士不禁担忧起残疾学生受到的待遇现状。因为她经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来上课，也缺乏安全的教学器材和适当的教学素材。塞头古德向直属领导反映了情况，但是领导却说，之前从未有人抱怨过这些事情，所以令她焦心的现状最终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年以后，塞头古德博士越级给她领导的上司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多，上面阐述了她的忧虑，主要包括她所认为的制度性歧视、学校管理不善、教育机会不均等、教学方法落后、学校课程单一、权利的不平等和权益的不同等，以及“大打折扣”的联邦法律。
她信中还说，“总之，这些简述勾勒出了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形式。就在不久之前，黑人才得以坐在美国校车的后面（尽管在波特兰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区别但平等’的现象）。”
最后，塞头古德因“不易相处”被辞退了。她援引了《俄勒冈州举报人法案》，对波特兰公立学校提起了诉讼。陪审团判决了她获胜，她由此得到了一大笔赔偿金。这个案件被告提出上诉，并由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受理。其结果仍然维持原判。
塞头古德的这些行为会对学校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第九巡回法院考虑的问题之一。法院指出，塞头古德在信中鼓励教师积极讨论如何更好地合作交流以及怎样改善残疾生的体育教育状况。对于塞头古德的信，法院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作出回应，并对此作出了详细地阐述：
会议记录记载了塞头古德信中的理念凝聚了诸多老师，并齐心协力为体育教育事业做出建设性的改善，而且许多教师与塞头古德站在同一战线上。会议阐释了信中提到的合法问题，诸如“平等入学的权利”和“体育器材问题”，此次会议还指出塞头古德具有很大的勇气，信中的理念将会促使我们齐心协力、完善教育事业，现在我们就在同一战线上。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能够发现塞头古德的信有利于和谐，而不是在制造分裂。
在塞头古德博士做出这一英勇的行为之前，学校早已经背叛了残疾学生。这既是一种机构背叛，又是一种对背叛的盲视。尽管揭发检举具有一定的风险（塞头古德博士被辞退），但这种行为最终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直视社会层面上的背叛能够引向公正
我们也能够意识到社会层面上的背叛。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遭遇背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采取行动。纳粹大屠杀事件中渗透的背叛与背叛盲视现象是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缺口，至今尚未成功缝合。当大屠杀否认者依然蒙蔽人心，阻碍国人觉醒时，大屠杀纪念馆和其他的纪念物就是充分的披露和证据。无论是种族灭绝、儿童遭遇性虐待还是家庭暴力，这个社会充斥着来自各方面的背叛，尽管如此，社会必须为受害者创造披露遭遇背叛经历的途径。我们也必须为他们作见证。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学习很多东西。1995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国内上半个世纪发生的各种暴行作证。它不仅仅为已经发生的背叛作证，还致力于调查侵犯人权的案例、恢复受害者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并为受害者的康复提供帮助第一系列服务。对于牵扯到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沉痛的经历。听证会为受害者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在公众和虐待者面前讲述自己的经历。在这些听证会上，许多虐待和背叛的事情得以曝光、浮出水面。已经退休的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mpilo Tutu）就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听到竟然有人对他人残暴到如此地步时，我们感到无比震惊，内心充满了厌恶和反感。在这种暴虐成性的环境下，我们互相伤害，并对此已经麻木不仁。更加残酷的是，家人无助地猜测亲人的生死和行踪，奔波于一个又一个警察局，又跑到医院和太平间，每一次都是一场提心吊胆的徒劳之举。
他还说，过程曲折痛苦，其结果也是如此。
但是也存在着另一面，更加高尚、振奋人心的一面。我们深深地为人类具有的适应能力所触动，并为之感到震撼。按理说，人们本该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拒绝向这些苦难、暴虐和恐吓让步。人们应该拒绝放弃对自由的渴望，意识到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忍受不公平和压迫这样人性泯灭的行为。人们也不要因为受到恐吓而降低自己的目标。人们大度包容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不愿意内心充斥着怨愤和仇恨，心甘情愿容忍那些侵犯他们权益的人，并以一种宽恕与和谐的心态面对他们。人们仅仅想弄清事实，想了解侵害者，因此才能够原谅他们。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们笑着、沉默着，直面黑暗的过去带给我们的痛楚。我们经受住了折磨。随后逐渐意识到我们的确能够跨越过去的斗争。一旦意识到人类共同的人性，我们就能够携手并进。当人类豁达的精神对碰相似的宽容大度之时，它足以流光溢彩了。坦白之后是原谅，继而是治愈的可能性，因此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最后，报告指出了全面揭露创伤和背叛性创伤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目前正承受着过去带来的苦楚，但是如果我们对过去之事不理不睬，它会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甚至可能危及将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记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适当的忘却可能存在着隐患。我们当时承认，现在也必须记住，要想勇往直前就必须承认过去，而不是否认过去。有些受害者的性质已经被委员会调查核实，若是忽略、无视受害者受到的痛楚，这无疑是另一种残忍。毕竟，这些受害者的证词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了解他人如何看待过去的机会，同时我们可以借此构建未来的景象。
在听证会上，我们听到了如今颇为寻常的一个论调，即讲述自己的故事能使人得到释放。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揭露的治愈魔力。
这一经历本身有助于打破情感上的沉默，开启整理过往事件的过程，这些事件已被压抑或封闭了许多年，同时这一经历还能够减轻羞耻感，并在包容的氛围中，开始重建本应有的自尊和尊严。一个受害者说，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已经逐渐有所好转：
“我之所以一直感到压抑，是因为我不能讲述我的故事。但是，现在通过听证会，把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又做回了原来的自己。”
委员会报告中引用了这名受害者的案例，他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又重新做回了自己。换句话说，他已不再对背叛视而不见了，重新找回了自己。
在报告结尾，委员会作出以下重要声明：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尊重这个过程，并且为我们的未来负责。如果我们忽视许多南非普通人民讲述自己经历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与他人沆瀣一气，共同打造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一个不值得为之忍受痛楚的社会。
也许你会反对说，你的国家没有种族隔离，或者发生在南非的那些暴虐行为。也可能是出现在美国的那些虐待和背叛主要来源于家庭，例如虐待儿童、婚外情，但不管怎样，那些都属于创伤和背叛创伤。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讲述那些在家里和工作场所遭受的背叛和创伤，所以我们会忽视许多普通美国人讲述自己经历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与他人沆瀣一气，共同打造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
社会背叛的意识问题与媒体自由的想法密切相关。詹姆斯·沃尔芬森博士（SirJames D. Wolfensohn）曾任世界银行行长，他曾对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做了一次关于媒体自由的演讲。他指出：
“如果不去揭露贪污腐败和不公正的行为，社会就不能达成共识，我们也就无法改变现状。”
换句话说，如果意识不到背叛，也不能自由地表述所见所想，那我们就阻止不了不公平行为的发生。
肖恩·布如野的故事：敢于在权威面
前实话实说
肖恩·布如野（Sean Bruyea），曾是一名加拿大空军，他寄给我们一封信，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于背叛与觉醒的故事：
“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我中学一毕业，就参军了。那时我仅17岁。像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一样，加拿大的皇家军事学院很早就进行了高强度的教导训练：进大学的第一天。抵制教导经常是无效的。它希望引起人们深层次潜意识里的共鸣。军队进行教导是因为教导能有效地训练出忠诚的跟随者。
“军事教导的要义就是忠贞不渝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心甘情愿为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奉献自己的生命，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国家和政府是绝对完美的、高尚的、神圣的，值得我为之付诸一生。”
“在军队中受伤致残之后，我立即被遣返，没有得到一丁点经济补贴、医疗补助和社会救助。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我的意识当中，国家和政府是完美无缺的。然而，我不得不坚信我已经得到了保护，政府机构虽不能堪称完美，但至少也算得上高尚与光荣。”
肖恩·布如野在加拿大空军担任情报人员14年，于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期间被调到卡塔尔。那次战争给他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整个人变得很压抑，并且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症，他因此完全或许永久残废。在那时，肖恩坚定不移地信任他为之服务的国家。他确信“国家和政府是绝对完美的、高尚的、神圣的，值得我为之付诸一生”。因此，当他立即被军队遣返，没有得到任何福利和援助的时候，他开始质疑这个他一直坚定支持的政府。然而他依然不能面对背叛的事实，并且仍然需要相信这个“高尚、光荣的政府”。
现在肖恩明白了这叫做背叛盲视，但是让他完全意识到这个背叛的程度是很困难的。
“政府本该帮助退伍军人，但由于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推迟延误、模糊不清等原因，这样的政府让人望而生畏。这样的政府，我已经见识到了，它更加倾向于维持神秘而怪异的内部运营，而不是响应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的困难和需求。”
“我曾经认为，一个令人敬畏的政府可能察觉不到自己的不足，要不然它会改正不足之处。我也曾相信我所要做的就是指出政府的不足并且提出改善的建议。当然，我曾以为一旦政府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它就会立刻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