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梅拉·比勒尔回忆道：“1991年，我与詹妮弗·弗雷德还不是很熟。我们都在心理学系，是同事。当时我们的关系刚刚升温，随后意外地变成了一辈子的益友。我记不清1991年那天她为什么坐在我办公室里了。”
“当时，我是一名临床执业医师，也是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的主任医师。我是后来才渐渐知道有关‘虚伪记忆’居高不下的争论。我在从业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受到性侵的病人，但是没有一个出现‘被压抑的记忆’的症状，所以那本莫名其妙的杂志出现在我心理学系的信箱中时，我感到非常疑惑，根本想不到是谁寄给我的，或者为什么寄给我。虽然当时我很吃惊，但我还是放在了我办公桌上，以便偶尔翻看。杂志的名称是《虐童指控专题》，听起来好像是关于那些对虐童持有不实指控的人，这与我的兴趣或工作似乎没有半点关联，所以我就将此视为生命中的众多悬疑之一。”
“当我与詹妮弗聊天的时候，我决定将杂志递给她看一下，问她是否有什么头绪，这本杂志为什么会出现我信箱里。我当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问她一下意见，把这件事拿出来和同事讨论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看期刊时脸上呈现出的表情，开始是好奇，继而是疑惑，最后是不理解。她惊恐地看着我，‘这上面写的是我’，她说。我听后和她一样目瞪口呆。”
詹妮弗继续回忆道：“‘关于你的？你什么意思？’帕梅拉·比勒尔问我。我当时全身有点发抖，向她解释一位自称受到不实指控的母亲写了一篇无名氏文，里面的内容涵盖了诸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很明显就是我的故事。虽然里面用了化名，其中一些细节也是伪造的，但是无可置否，写的就是我。不理解逐渐演变成了恐惧和屈辱，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会在无意间读到这篇文章，并认出写的是我。这就像将一个人最私密的日记公之于众一样，不，事实比这更糟糕，因为这篇文章里的内容是掺杂着真实和虚构的私人细节。”
“这次不真实经历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逐渐知道了我的父母与我一些同事之间通信往来。我也了解到在1991年的夏末和早秋时节，我的母亲就已经与我一些同事寄去那篇文章，包括我所在部门的资深教授，而那一年系里正在考虑将我提升为正教授。虽然那篇文章表面上是匿名的，但我母亲和我自己的身份已表露无遗，因为每位同事收到文章的同时也附带着我母亲写的一封信。我后来才知道，在我母亲寄送那篇无名氏文之前，就已经与我部门的同事通过电话。”
“1991年的秋天，在我读了那篇无名氏文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了解到我的母亲大人和她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为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FMSF）设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1992年春天，他们甚至邀请我加入咨询委员会。当我拒绝邀请时，我在1992年的4月份收到了我母亲的第二份邀请函，内容里赫然写着‘咨询委员会扬名远外，具有专业的素养，所以你加入我们的话不会感到难为情的。’背叛之后又一次遭遇背叛——要求我加入一个组织，专门攻击像我这样开始记起曾受到的背叛的人。”
“父母介入我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的标志是，我的众多同事纷纷加入了FMSF委员会。我慌乱了，尤其是当我部门的一个同事加入委员会时，而当我曾经的大学导师也加入咨询委员会时我更加不知所措。我看不透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会这样做。难道我不可信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为什么是不可信的呢？我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前科，也没有欺诈或不诚实的过往。”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没有记起儿童时期遭受背叛的事情，这些事就不会发生。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也不会成立，我同事对我的背叛也就不会出现。然而，我没有因为记得而后悔、悔恨，因为它让我逐渐成长，引领我探索更深入的专业知识。”
我们在第十三章会详细探讨这一点。
知之难，揭露亦难
没错，揭露有风险，但如果想要走出心理阴霾，揭露是必经之路。我们问丽贝卡·布鲁曼：“是什么最终帮你走出阴影？”
她这样回答道：
“向他人诉说我的故事，不让听故事的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怎样做，只是倾听就好，只是陪着我就好。要相信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大半辈子都没怎么得到别人的信任……这是重中之重，而且我愿意为我将来更好地生活冒这个险。”
揭露——即讲述创伤——与创伤的影响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于人际间因重度的背叛、耻辱、保密而引发的创伤来说，创伤与揭露更加不可避免地相互交错。其实，我们以揭露的概念来理解创伤——我们将之视为“不可言传”的。
揭露真相可以让我们得到情感上、法律上或经济上的帮助。不去揭露，我们就难以获得这些资源、难以加速康复的进程、难以阻止未来创伤的发生。我们知道，从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上来讲，人际间的暴力是滋生掩饰与沉默的温床。所以，对创伤的保密是如此普遍的现象，这真的很令人困惑。
尽管揭露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很多人选择延迟揭露、甚至死守秘密。说实话，许多人难以开口谈论自己受到的创伤。他人可能听完就忘记了，但受害者或许还会受到非难，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禁忌的话题。我们在前面提及过，讨论创伤也可能具有极大的风险。
受到亲近之人的性侵时，死守秘密是最常见的反应，这里包含着背叛、耻辱、保密。研究表明遭到性侵之后立即揭露真相的受害者不过四分之一。从伤害发生到揭露真相的时间跨度往往为8～15年。对于那些参与创伤研究的受害者，这次参与研究的经历是他们首次向他人揭露自己受到的创伤。
而且，大多数人在儿童时期遭到性虐待时往往会到成年期才披露真相，很多人却从未透漏过半分。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了一种揭露模式，即收回所说的话一再披露。所以在揭露真相后，有些人会随后收回自己的话，继而再重复揭露。当作恶者是受害者的亲近之人时，不揭露、延迟揭露和收回自己所说的话是司空见惯之事。为什么？前文我们已述：揭露会影响重要的人际关系。
我们为何隐瞒真相？
人们会意识到他们隐瞒真相的一些原因——明确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背后隐藏的真实理由。真实的缘由是揭露伴有风险。人们对揭露真相的举棋不定和顾虑可能在于害怕出现负面反应。他们害怕自己不被他人信任、害怕受到责备或者报复、害怕耻辱、害怕真相会伤及所爱之人。
选择隐瞒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想要逃避清醒的意识。尽管这种做法也具有实实在在的危险性，但人们可能会置风险于不顾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风险之下。隐瞒的原因是重要的关系可能会因揭露创伤而破裂。这一点切合背叛盲视的核心论调——我们需要保护必要的关系和社会体系。揭露可能会有害于这些必要的关系。
还记得我们之前探讨过背叛盲视吗？我们谈到背叛盲视或许是一种生存机制。依据背叛盲视理论，当意识到虐待的存在会威胁到必要或自认为必要的关系时，当事人就会采取背叛盲视。原因在于，一个人若是意识到背叛的存在，那他或她就会冒着风险将其依赖的人赶走或吓跑，还可能会逼迫他们采取消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忘却、隐瞒或许是适应性的反应。换句话说，受害者以沉默来守护自认为必要的关系。这极大增加了对揭露的阻碍，因为揭露可能会对必要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倾诉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要取决于听者的反应
我们在诉说背叛经历的时候，听者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们听到创伤幸存者讲述自己遭遇时能够给出正面的回应，这对受害者来说是有益的，有助于受害者走出阴影。正面的回应会增强受害者内在的力量、产生被认可和关爱的感觉。然而，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对揭露真相持有负面的回应，则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负面回应包括责备、不信任受害者、漠然。萨拉·乌尔曼（Sarah Ullman）是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名教授，所在院系是研究犯罪学、法律、正义的部门。她经过研究受到强奸的成年人发现，对揭露真相采取消极的回应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有时甚至比强奸本身的伤害性还大。
布莱恩·马克思（Brian Marx）是波士顿医疗保健系统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家中心的一名心理学家和研究者，他揭示了这种潜在的害处：
“在我们国家，性侵案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人们往往责备性侵受害者。而且，这种现象的后果也通常被家人、朋友、警方、法官、有时甚至是心理健康专家所轻视或忽略。不幸的是，这种社会环境进一步让受害者感到羞愧和耻辱，因而加深了性侵本身的伤害。”
也就是说，对披露的消极回应会给原本早已伤痕累累的受害者带来更深层次的伤害。
很明显，隐藏真相会让我们止步不前，但是揭露的负面回应可能会更加糟糕。这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