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系统失灵固然可怕,但还不是最严重的,毕竟每个专家对其行为选择还要承担沉没成本的潜在损失,只要通过公开透明与加强监管,专家系统的失灵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难的是制度体系正式授权的象征标志系统出现失灵,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最后的规训闸门失守,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试问,最近几年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哪几件是由质监部门等正式授权机构率先发现的?几乎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即便你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问题,这些机构也是拖延不处理,甚至出现搪塞、包庇等违规事件,这些现象都是象征标志失灵的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象征标志失灵,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即体制陷入危机之中。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境况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如果把板子全部打在违规的厂商与个人头上,显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一旦机会来临,各种失范现象仍会死灰复燃。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象征标志的正式制度授权机构为何不作为?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种:其一,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设定出现扭曲,如追求GDP、就业等政绩诉求,而造假企业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其二,由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很容易滋生潜在的利益勾连,以强制性手段作为交易的资本,这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情形;其三,职能部门缺乏明确定位与目标,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混日子,由此形成权力部门主动不作为或者瞎作为(寻租行为)。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改善制度结构是当下最有效的举措。之所以强调制度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制度本身对群体行为与心理提供了从硬到软的多重规训技术,并且培育一种带有导向性的价值观。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权力的配置,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指出的那样:“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影响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政治行动者之所以要控制和改变制度,是因为他们要锁定他们当前的政治权力。” [7]基于此,改变的路径就在于从制度结构入手,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的深意所在(即SSP范式)。斯密德认为:“个人创造制度,所创造的制度规范个人的行为,反过来,个人行为进一步修正正式或者非正式制度。” [8]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究其实质而言是制度出了问题。于此,必须改革制度结构,否则一切所谓的严打与整顿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这种举措不但效果不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明天,就需要从今天开始塑造。毕竟,今天的制度结果是向明天制度演变过程的一部分。
1.3 建设正义的制度与有良心的市场
食品安全问题泛滥表面看来是个别人与厂商利欲熏心,严重背离个人操守与职业道德,其实它反映了当下严重社会失范的现实,只不过由于食品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由此才被重视而已,还有多少其他问题远比食品安全问题危害更大(如环境问题),由于短期内难以发现其危害而一直被遮蔽着。因此,从食品安全问题这个视角,它折射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的地方:在微观层面,处于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群体价值观分裂,出现集体无意识,这就为个人的“平庸的罪恶”松开了缰绳。在中观层面,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由于法治的不健全以及行政不作为,导致所有的行为都是无约束的,整个社会陷入霍布斯的“丛林原则”状态:所有人坑害所有人,契约精神无法在社会中有效运行。曾有学者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是缺少教堂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传统文化的毁坏以及宗教的长期缺席,传统信仰中的最后审判以及轮回被彻底祛魅化,随之而来的源自内心的敬畏感与羞耻感荡然无存。惩罚的失灵,为所有的劣行派发了通行证。在宏观层面,制度结构许诺的目标里缺乏正义的美德,导致所有的政治行为不是基于原则的政治,而是基于利益的政治,这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给出的最深刻的警示:制度结构在深层次出现了问题,这才是真的危机。如今的食品领域打假大多是个人行为,而相关消息的散播又被权力严重控制,举报人的正义行为得不到有效保护,独自背负本应是制度结构应承担的成本,从而阻击了来自民间与公共领域的监督。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举报地沟油的线人遇害,这则消息实在令人心寒。在权贵阶层用特供食品来远离有毒食品的今天,谁来监管食品安全?在权利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治理的未来令人担忧。而造成这个局面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结构出现了危机,这才是本文想要探讨强调的解决出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理想的食品安全环境应该基于追寻正义美德的制度框架下,然后是建设有良心的市场,良心和经济并不矛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恪守契约精神,并以一种最低限度的基于良心的价值观,捍卫在市场中伸出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是干净的,只有基于此,这个社会与群体才配称得上是文明的。
注 释
[1].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M】.王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8.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89.
[3].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
[4].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47.
[5].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8.
[6].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
[7].达龙·阿塞莫鲁格,詹姆士·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M】.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91.
[8].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
2.“类霍布斯效应”下的素质教育:位置与价值
最早是谁以及为何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如今已经不太好找到具体出处,目前能够见到的以官方文件形式正式提出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0613)。该决定从结构上看,包括素质教育的内容、条件、师资以及环境四个方面,共计4项26条。抛开素质教育的支撑条件不谈,仅从素质教育内容角度考虑,依旧是按照德、智、体、美、劳五大领域建构素质教育内容,而且,它的主战场仍旧锁定在中小学阶段。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经运行了整整十二年,其效果如何呢?这期间素质教育面临怎样的困境?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亟须梳理与审慎思考的。为此,本文力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类霍布斯效应”下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其二,素质教育的价值如何得以体现。
2.1 素质教育在学习社会中的位置
素质教育的提出,原本是对功利主义模式下的应试教育的一种主动修正,以此来应对整个社会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类霍布斯效应”。“类霍布斯效应”是笔者近期提出的一个说法,它来源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所谓的“类霍布斯效应”是指:每个人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结果却导致整个社会的福祉与效用的急剧降低,最后,反而消减了每个人最终的利益与效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权利在社会领域里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其二,人是社会性动物,它需要通过遵循一些社会活动规则来达成整个社会的秩序,只有这样,每个人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关于规则,这里要避免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把规则看作是一种源自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这种观点也印证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即人是政治性动物,以及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说法。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降,人类的理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快速发展,那么,随着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兴起,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理性的内在结构出现分裂的现象,由此生发出理性的两条发展道路,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而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这符合工业化社会的特点,一切以计算为最基本的行动纲领,以此求得外在收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这条道路发展的极致就蜕变为彻底的功利主义理性观,人,最终也蜕化成一种经济动物。而作为存在者存在的人的本质要求,即价值理性则被迅速边缘化与萎缩,由此整个社会进入功利主义时代,此时“类霍布斯效应”的发生就是这条道路自然延伸的、无法回头的归宿与终点。每个人都被迫进入功利主义的跑道,身不由己地奋力前奔,一旦掉队就再也没有翻本机会,这是利益的轮盘赌。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出现日益冷漠化与疏离化的现象,社会失范成为一种常态,由于人类习性的锁定效应,我们再也看不到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了。
如果仅仅是某个个体陷入工具理性的竞技场倒也不是大事情,问题是这种范式会把整个社会引导到功利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要有价值理性来引领社会秩序与方向,而构成价值理性的要素就是美德。尽管美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变化与差异,但其最终的诉求却是与人的目的的实现有关。按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一个好的城邦所应追寻的最大美德是正义。但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主义氛围中,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美德迅速退化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纲领,如何实现城邦的美德,就需要城邦内的公民追寻与践行美德,由此才能带来城邦的美德,换言之,好的城邦是由好的公民构成的。在古希腊人那里,公民所应该追寻的美德主要有四种: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公民践行美德将呈现出两种价值,即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当这两种价值得到统一的时候,对社会而言,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对个体而言,内心安宁状态得以呈现(中国人所谓的良心)。换言之,正如美国哲学家A·麦金泰尔所言:“如果没有美德,那么在实践语境中,就只能认识到我所谓的外在利益,而根本认识不到内在利益。而在任何只承认外在利益的社会中,竞争性将是最显著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 [1]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坚持美德与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相矛盾的情况,此时,美德的选择就面临考验。因为,在麦金泰尔看来,拥有美德是获得内在利益的必要条件,但拥有美德也可能全然阻碍我们获得外在利益。众所周知,诚实、正义与勇敢的修养时常会使我们得不到财富、名声和权力。纵然我们可以希望,通过拥有美德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优秀的标准与某些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成为拥有财富、名声与权力的人,可美德始终是实现这一完满抱负的一块潜在的绊脚石。而当一个社会过分功利化之后,美德的坚守与捍卫就成为获取最大利益的障碍,如果践行美德的实践后果只能是让个体的利益受损,那么提倡美德的行为就变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语言游戏。如果我们把美德的影响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外部性的体现,就会出现社会群体在美德上的肆意搭便车现象,即没有人希望由于自己的坚守美德而使利益受损,而同时却希望别人坚守美德自己享受别人践行美德带来的额外收益。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别人遵守规则和操守,而自己则总是希望暗中违规,这就是典型的在美德上搭便车现象。如果没有一种规范与制度制止这种随意搭便车的行为,就会导致所有的人都不坚守与捍卫美德,从而整个社会无可救药地滑向“类霍布斯效应”的陷阱。美德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就会出现哈丁的“公地悲剧”,这才是当下每个人都认为素质教育重要,而运行效果甚微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