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季刊》：服务业有哪些具体议题是您想要优先探讨的？
索洛：这让我想到另一个令我吃惊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有一次，我们想要从行业和行业类别的角度去了解生产力增长加速和减速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发现是，生产力增长加速和生产力增长减速时，加速和减速的两个最大驱动来源是批发业和零售业 [5]。这两个行业刚好是生产力水平低和增速低的行业，但这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庞大，所以只要在零售业有一点点生产力的改善时就能对全国生产力的提升带来重大贡献。
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我认为目前比较需要研究的领域是个人服务业，天知道，还有医疗业、教育业，儿童照护，各式各样的领域都很需要。
《麦肯锡季刊》：您认为未来增长前景如何？
索洛：身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我一直避免做经济预测。经济预测就像是恶性疾病一样，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所以我想最好别说太多。
但有两件事情是相当明显的。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人口增长都可能会减缓，比上一个世纪的增长速度放缓很多。我不知道这在如贫穷的非洲会怎样，但很肯定的是，在新兴经济体中，典型的人口转移将会发生。而在发达经济体，人口将减缓增长，因此这两类经济体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称之为“资本扩张”的动力将会减弱——资本扩张就是针对人口增加，在住房、耐用消费品等领域提供的标准资本强度——这势必会减缓总增长速度。
人均收入的增长又是另一回事，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等经济体。在这些地方，行业需要现代化、跟上尖端技术，才能达到和欧洲和北美一样的技术先进程度。我认为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追赶，要是没有发生，可能是政治上的考量而非经济上的原因。但不谈难以捉摸的政治，这些经济体追赶的空间还很大，这需要一个一个行业进行量化分析，毕竟这是行业在追赶，而非整个经济体在追赶。
《麦肯锡季刊》：谈到未来增长，有些人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例如，罗伯特·戈登认为很多创新已经穷途末路，而劳伦斯·萨默斯对于长期经济停滞的看法是从经济需求面的角度来看。您对于未来增长前景是否也同样悲观呢？
索洛：对于长期技术前景，我没有罗伯特·戈登悲观，因为我对他所断定的前景持保留意见。对了，就某些程度来说，戈登的关切点不是平均每工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是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程度。尽管可以想象会有大幅提升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出现，但它们改变生活的程度不会像轮胎，或罗伯特·戈登常提到的冲水马桶来得大。但对于先进技术的未来，我没有像罗伯特·戈登那样悲观。我只是不太确定。
长期经济停滞的概念指的是未来50年要维持各经济体的充分效用会比过去50年困难，具体来说就是与充分效用一致的实际利率可能会是负值，这就像阿尔文·汉森先前提出的长期经济停滞理论 [6]，从某种角度说是指用尽了具盈利性的投资机会。
科技的快速进步如果需要硬件，是盈利性投资机会产生的方式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期待如此。如我所说，我未必对此感到悲观，倘若某些投资机会因人口增长减缓而消失（如伴随每户家庭需要住房、冰箱和洗衣机而来的投资机会），那么假使技术进步稍稍减缓，回报率递减与科技之间的平衡可能会稍微偏向回报率递减，也就是工厂和设备投资的回报率可能会低一点。投资动力，也就是回报率和利率（不会低于零）之间差异可能会因此而缩小，此时要维持充分就业可能就会更困难。
凯恩斯学派对此有很好的回答，这涉及政府支出。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也不会有所改善，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未来要产生投资支出会更为困难（就术语来说，投资支出指的是非所得诱发的支出，是自发性支出），而这正是维持充分就业和充分效用所需的。
《麦肯锡季刊》：目前企业正处于投资低落的时期。
索洛：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目前企业利润非常好，企业坐拥现金流。我不确定这样的解读是否符合真实情形，但一般的解读是由于担心未来的盈利性，限制了企业投资的意愿。至于为什么企业会担心未来的盈利性，我就不得而知了。
《麦肯锡季刊》：如何让增长提速？您认为经理人在提振美国或全球经济上可以有哪些作为？
索洛：这里我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经理人的本分并非在于回答“对健康的经济来说什么是好的”，而是提高效率与盈利性。由于政治不确定性或其他原因导致高管层陷于瘫痪，我认为是集体行动力的失败。
《麦肯锡季刊》：1980年代，您曾说除了生产力的数字外，我们到处看得到IT。您认为当时果真如此吗？倘若如此，现在还是这样吗？
索洛：当初我这么说是在评论别人的著作。当时真的是如此，现在不是这样了。事实上，你可以追踪信息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回顾过去，信息技术对制造、零售、批发等各种大型产业产生了多大的效用？我们对此的认知是滞后的，但这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但现在，毫无疑问可以衡量出计算机对生产力产生的庞大使用者效益。
本访谈由Martin Neil Baily与Frank Comes主持；
Martin Neil Baily是布鲁金斯学会Bernard L. Schwartz经济政策制定专题主席；
Frank Comes是麦肯锡出版部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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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截至2064年的人口预测数字来自联合国。劳动力的预测数字来自联合国对适龄人口的预测，以及就业率稳定不变的假设。1964—2012年的GDP和员工年复合增长率都假设维持不变，直接套用到2064年的国别预测，再计算出GDP数字（每位劳动者GDP乘以预测的劳动者数量）。个别国家的GDP增长率加总后，即得到上述全球预估数字。资料来源：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之全球增长模型和联合国。
[2]. 请关注mckinsey.com即将推出的“The Great Decoupling”，内容包括Robert Shiller就机器学习对就业的影响及工资保险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相关谈话。最后，有关生产力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的分析，请参考David Manyila和Jaana Remes合著的“Why US productivity can grow without killing jobs，” McKinseyQuarterly，2011年2月，mckinsey.com。
[3]. 详见Ewan Duncan和Ron Ritter合著的“Next frontiers for lean”，McKinseyQuarterly，2014年2月，mckinsey.com。
[4]. 详见Hanh Nguyen、Martin Stuchtey和Markus Zils合著的“Remaking the industrial economy，” McKinseyQuarterly，2014年2月，mckinsey.com。
[5]. 见William W. Lewis、Vincent Palmade、Baudouin Regout与Allen Webb合著的“What's right with the US economy，”McKinseyQuarterly，2002年2月，mckinsey.com。
[6]. Alvin Harvey Hansen，FullRecoveryorStagnation？， New York， NY： W.W. Norton，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