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
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我不幸是一个出过大洋不曾洗掉泥土气的人，又不幸是一个最体于趋时，最不会传摩登的人。故我到北戴河去——不仅是去，而且是去时心跃跃，回时心恋恋的——当然另有一道理。
千般运动，万般武艺，于我是都无缘的，虽然这是我生平的一件愧事。想起来，我幼小时也学过骑马，少年时也学过溜冰，打过网球，骑过自行车，但他们于我似乎都没有缘。一件一件的碰到我，又一件一件的悄悄走开去，在我的意志上从不曾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在我的情感上也不曾留下一点点的依恋和惆怅。却不料在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身上，游泳的神反而找到了一个忠爱的门徒。当我跃身入水的时候，真如渴者得饮，有说不出的愉快。游泳之后，再把身子四平八稳的放在水面，全身的肌肉便会松弛起来，而脑筋也就立刻得到了比睡眠更为安逸的休息。但闻呼呼的波浪声在耳畔来去，但觉身如羽毛，随波上下，心神飘逸，四大皆空。
除去游水之外，北戴河于我还有一个大引诱，那便是那无边无际的海。当你坐著洋车，自车站出发之后，不久便可以看见远远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会不自主的狂跃起来，而你的空塞的心绪，也立刻会感到一种疏散的清凉。此次我同叔永在那里共住了六天。最初的四天，是白天晴日当空，天无片云，入夜乌云层层，不见月光，但我们每晚仍到沙滩上去看雪浪拍岸。听海潮征啸。虽然重云蔽月，但在微明半暗之中，也可以另外感到一种自然的伟大。有一天，夕阳方下，余光未灭，沙上海边，阊无一人。远望去，天水相接，一样的无边无垠。忽见东方远远的飞来了三只孤鸟，他们飞得那样的从容，那样的整齐。飞过我们的坐处，再向西去，便渐飞渐小，成为两三个黑点。黑点又渐渐的变淡，淡到与天际浮烟一样，才不见了。那时不知道怎的，我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深刻的寂寞与悲哀。三只孤鸟，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到何处去，在海天茫茫，暮色凄凉之时，与我们这两个孤客，偶然有此一遇，便又从此天涯。山石海潮，千古如此，而此小小的一个遇会，却是万劫不能复有的了。
朝日出来的地方，在东山的背后，故我们虽可以看见朝霞，但不能见到朝阳。待朝阳出现时，已是金光满天，人影数丈了。落日也在西山背后，只有满天红霞，暗示我们山后的情景而已。唯有月出是在海面可见的。我们天天到海边去等待，天天有乌云阻障。到了第五晚，我们等到了七点半钟，还不见有丝毫影响。那时沙滩上一个人也不见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环境是那样的静，那样的带有神秘性。忽然听见叔永一声惊叫，把我的灵魂从梦游中惊了回来。你道怎的？原来在东方水天相接处，忽然显出一条红光了。那光渐渐的肥大，成为一个大红火球，徘徊摇荡在天水相连处。不到一刻钟，便见沧波万里，银光如泻，一丸冷月，傲视天空。我们五天来忠诚的守候，今天算是得到了酬报。于是我们便赶快回到旅馆，吃了晚饭，雇了人力车，到联峰山去，在莲花石公园的莲花石上，松林之下，卧看天上海面的光辉。那晚的云是特别的可爱，疏散的是那样的潇洒轻盈，浓厚的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有层次，它们使得那圆月时时变换形态与光辉，使得它更分外可爱。不过若从水面上看，却又愿天空净碧，方能见到万里银波的伟大与清丽。
最后的一天，我们到东山的一位朋友家去，玩了大半天。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游泳法。晚上又同主人夫妇儿女到鸽子窝去吃野餐，直待沧波托出了一轮红月，人影渐显之后，主客方快快的戴月归去。我们也只得快快的与主人夫妇道别，乘着人力车，向车站进发。一路尚见波光云影，闪烁在树林之中，送我们归去。
北戴河的海滨是东西行的一长条沙滩，海水差不多在他的正南，所以那里的区域，也就可以粗分为东中西的三部。
东部是以东山为大本营的。住在那里的人。大抵是教会派，知识也不太新，也不太旧，也不太高，也不太低。他们生活的中心点是家庭，常常是太太们带着孩子在那里住过全夏，而先生们不过偶然去住住而已。他们中间十分之九是外国人，尤以美国人为最多，其中约占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也以协和医院及教会派的为多。他们大概是年年来的，彼此都很认识，但对于外来的人，也能十分友善。我在那里游水的时候，常在水中遇见许多熟人，又常被人介绍，在水中和不认识的人拉手，说，“很高兴认识了你！”但实际上何能认识？一个人在水中的形状与表情，和他在陆地上时是很不同的。
中部以石岭为中心点。住在那里的人，大抵是商人，近年来尤多在中国经商暴发的德俄商人。他们生活的中心点不是家庭，乃是社交，虽然也有例外，也有带着孩子的太太们，但这不能代表中部的精神。代表中部精神的，是血红的嘴唇，流动的秋波，以及富商们的便便大腹。他们大刀阔斧的“做爱”，苍蝇沾蜜似的亲密，似乎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去补足自亚当以来的性生活的不足与枯燥。但你若仔细观察一下，你便可以觉得，在这样情感狂放，肉感浓厚的空气之下，还藏着一个满不在乎的意味。似乎大家所企求的，不过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而已。
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国人，尤其是女子。他们看见我在那里游泳。都发出惊讶的注意。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上海脑筋”。我现在且述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态度怎样的普遍于这类外国人之中。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的下午，曾同着她的丈夫到西山顶上去游玩。那里下山的路是不甚好走的。他们正走着，忽然看见了两个法国孩子，男的约有十岁，女的大约是七八岁。那女孩看见山崖峭陡，直骇得发抖，央求那男孩子扶助，但他硬不肯，一溜烟独自跑下山去了。我的朋友看不过，她让那位正在扶着她的丈夫去扶携那个女孩子。下山之后，女孩子十分感激，便与他们谈天，问他们是那一国的人。她让她猜，她说“英国吧，”“不是，你不看见我的黄皮肤黑头发吗？”那女孩有点惊讶了，说“日本吗？”亦不是，“我们是中国人。”说也不信，那女孩一听之下，立刻骇得唇白眼直，脸上的肌肉瑟瑟的抖着，拼命的叫她的哥哥。那男孩并未走远，他也骇着了，立刻走来携着女孩子的手，显出在患难中相依为命的一种心绪。我的朋友看了，又气，又觉得他们可怜。她故意的瞪着眼，吃着说，“不准走！”两个孩子更骇了，真的立着不敢动。她对他们说，“我此时若不教训你们，你们将长成为两个国际的蟊贼。听我说，回去告诉你的父母，说今天遇到了两个你们又怕又看不起的中国人，那太太宁可自己很困难的走下山去，却让那先生扶着你这女孩子，因为她的哥哥不助她下山。问你的父母，这两个中国匪贼，比了你们法国的匪贼怎样？比了你们法国的绅士又怎样？走吧，愿你们今天睁开了你们的眼睛！”那男的到底大些，很羞惭的伸出手来，给他们道了谢，道了歉，方一步三回顾的，很惊讶的，同着他的妹妹走回去了。
西部以联峰山为中心点。住在那里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国的富翁，与休养林泉的贵人。公益会即是他们办的。我们虽然自度不配做那区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红唇肥臂，或是秃头油嘴，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我们便不由得要感谢这些年高望重，有势有钱的公益先生们，感谢他们为我民族保存了一点自尊心。我们在公益会的浴场游泳时，心里觉得自由，觉得比在中部浴场游泳时快乐得多了。并且那里还有水上巡警，他们追随着你，使你没有沉没的恐惧。
住居西部的中国人既多，女子当然也有不少。但我所见下水游泳，或是骑马骤驰的，却仍以幼年女子为多。二三十岁的女子。大抵是很斯文的坐着，撑着伞看看而已。至多也不过慢慢的脱下袜子，提着那时髦美丽的长衫，小心谨慎的，在沙滩上轻移莲步而已。三十岁至四十岁间的女子，则在我住居六天之内，就压根儿没见到一个。但做爱的年轻男女却不是没有，不过他们的做爱，与西人真不相同。中部西人的做爱，是大刀阔斧一气呵成的，而我所见西部的中国“摩登”，却是乘着月暗潮狂的时候，遮遮掩掩，羞羞涩涩，在沙滩上走走说说而已。并且两个人单独出外的很少，大概是五六成群，待到了海边再分成对对的为多。虽然我因住居之时不久，见闻有限，但这个情形也未尝不可以代表住在那里一部分的中国青年在社交上的自由与管束。
廿一年九月
【人物介绍】
陈衡哲（1890—1976），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原籍湖南衡山，生在江苏武进。幼年在亲友辅导下读书。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大、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
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回国后又陆续写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这些作品，后结集为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另写有散文100余篇，自己从中精选了52篇，编为《衡哲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