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
年假期中，和几位朋友到松江去游了一次。
由上海到松江，不过一个多钟头的火车，若坐沪松长途汽车，恐怕还要快点。这样短距离的旅行，本来不值得记的；不过，自己前前后后在上海住了总有十多年，像松江这样近的地方，这回还是第一次去游，自然多少总得了点新的印象，要不趁早记下来，不久便会淹没的。
提起松江，人们便会联想到鲈鱼。的确，松江的鲈鱼是太有名了。去游松江的人大概也都是志在鲈鱼的。招待我们的主人公十分体贴，特别准备着这珍馐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当我们下了早班快车到了他的家中，寒暄以后，他便很快活地告诉我们。鲈鱼已经准备好了。休息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家被招待到圆的饭桌上。四只拼盘，两壶老酒，接着便是各色各样的佳肴络绎不绝地端上来。既醉且饱，大家差不多什么都忘记了。忽然，一大盘巨口细鳞，微带着黑色的小鱼摆在大家的面前。哦，这就是鲈鱼！主人公用筷子拨开那带红色的小腮，——是的，的确是双重。大家拿起筷子，好像疾风扫落叶一般，一只大盘子差不多立刻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主人公又说明这鲈鱼肺是特别的，要吃了肺才算吃到鲈鱼。于是大家又赶快在剩下的鱼腹中找到小肺。等到这名贵的小鱼完全进了大家的胃囊以后，我们就开始下半天的游览工作。
我们的目的是登塔，因为在火车上已经看见了两座高塔。去登塔的路上，要经过民众教育馆。恰巧这天松风社在这里开书画展览会，我们便顺路进去看看，M君指着一幅洋画叹息着说：
“部分地去看，也有好的地方，但全体却完全没有统一调和。作者也许自命为什么印象派，未来派呢。中国的洋画，基础功夫还没有做好，便有人出来提倡欧美的最新流派，因此后学不免走入歧途了。”
看过展览会，我们便向西关走去。这里和府前，据说同是松江市中最热闹的地方。但是街道的狭隘和店铺的简陋，十足地表示出一个被榨取的落后的小都市。在红绿纸装饰的店铺中间，偶然发现了一两间小门面的作坊，使人更加深了手工业社会没落的感慨。
东岳庙里，吃食摊，小贩摊和算命先生的桌子杂然陈列着，可是，杂沓的样子，远不及上海的城隍庙，或苏州的玄妙观。许多人都围着在看一只白色的山羊。
C君说：
“这山羊有一种奇怪的脾气，它能吃香烟。”
他买了一包香烟，取出一支，送到山羊的口边。它用鼻子闻闻，便吞到嘴里，像草一般地，嚼下去了。有人将一支燃着的给他，他却避开不要。
C君又说：“所以奇怪，点着的香烟他是不吃的。”
但是当C君自己拿一支点着的香烟和一支没有燃着的混在一起给它的时候，它却毫不迟疑地一口咀嚼下去了。我们很担心地还在旁边等了一会儿，但它毫无痛苦的表示，大约它的口舌并未被烧伤吧。当时有个朋友笑着说：林语堂先生以前赞美过烟丐，假使看了这匹山羊恐怕也要做一篇大文章来捧捧呢。
出东岳庙不远，便是西林寺。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塔就叫做西林塔，耸立在大殿前面。和尚看见一大堆游客进来，便拿着钥匙出来，张着手要开门钱。讲论了一番之后，塔下面的门是开了，却没有人要上去。我想，上面也许可以望得见太湖，便自告奋勇地第一个先跑上去，有几位接着跟了上来。楼梯很狭，不过还不十分高。登到最上一层，果真看见远处有几片汪洋的水。我觉得有点不像太湖，作向导的S君告诉我：“那不是太湖，那是柳，就是书上所说的三柳。”我不禁感到一点轻微的失望。近处还望得见有一座塔，有S君的说明，那是方塔，因为塔是方形的，照这么说，现在这座塔应该叫八角塔了。我想方塔的名字，恐怕是俗称罢。可惜天色已经不早，而方塔相去又远，我们便没有去。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由原路走回。过了一座小桥，向右转，到了沪松汽车大道。此时已经没有汽车走过了，空敞的地面更显得荒凉。据说四点钟以后，便不开车，恐怕有危险。出汽车路，又走入巷道中。走了不远，在一座平房的门前，S君停住了，说：
“里面是华尔墓，大家要看看吗？”
没有回答，但是，大家都跟着走了进去。在院子中间，立着一只短短的洋式墓碑，上面刻着横行的语句，初看像天书一般，使人读不下去。后来看了后面刻的英文，才知道这是英文的直译。并且，读法也是由下而上的。翻译这几句英文的先生倒很不错，假使他懂得一点哲学的术语，他也许会卖弄什么“人生的象征”“象征的人生”一类的玄虚呢。
这不过是余谈，当时使人发生感慨的乃是这位华尔将军本身。提起华尔，像我们这年辈的人，大概是谁都晓得的。当时小学校的国文和历史教科书上都记载着常胜将军的故事，而华尔，白齐文，戈登这三个名字也深深地印入了我们幼稚的脑里。辛亥光复以后，革命的高潮扫荡了我们脑子里的陈腐思想。太平天国成了革命的前驱，赫赫一世的曾、左、李三个大偶像被斥为国贼汉奸。华尔等这一类人自然也被冷落了。但，还没有人认识他们的真面目，有些人也许不能不承认曾、李的创办常胜军，是借外国人的力量，给满清屠杀中国的农民。然而，另一部分人却反而说：“长毛子”也有外国的背景。这都不外是皮相之争。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了。华尔等三人既不是满清的功臣，也不是曾、李的好朋友，实在是帝国主义第一次镇压中国革命的刽子手。满清这工具太没有力量了！所以国际帝国主义帮他来组织常胜军。奇妙的是华尔（美籍）、白齐文（法籍）、戈登（英籍）三个人的国籍完全不同，而练常胜军屠杀中国农民却是先后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况且，华尔的墓碑是美国退伍军人华尔团建立的。这样想来想去，这一块纪念碑，便不能使我轻易忘怀了。
在暮色苍茫中，上了回到上海去的火车，一路上，我总在想着这件事。
1934年1月19日、20日《申报·自由谈》
【人物介绍】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郑隆谨，字伯奇。陕西长安人。1910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帝国大学。1920年在《少年中国》1卷9期发表第一首诗作《别后》。次年加入创造社。1926年毕业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28年创作了独慕剧《抗争》，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艺术剧社社长。后参加“左联”，先后编辑《创造月刊》、《北斗》、《文艺生活》、《电影画报》、《新小说》等期刊，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发表过话剧、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影评。
抗战爆发后，到西安编辑《救亡周刊》。隔年到重庆，任职于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3年冬回西安任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1945年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编剧刊《每周文艺》。1946年出版《参差集》。
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并写作评论和回忆录。其中回忆创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结集为《忆创造社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