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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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课 内 课 外 (1)

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追记学校旧事,重点应该说这个。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不合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于是在师范学校六年,谈到学,就要兼说课内和课外两种情况。

先说课内。课程门类很多,原因大概是,学生毕业后要当孩子王,赤子之心空空,要填充各种知识,为人师者就不得不先具备各种知识,包括如何教好孩子的知识。不同课程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课时多少,早开晚开,学生重视不重视,某人教,学生欢迎不欢迎,情况就千变万化。只好取其梗概。先点课程之名。照例居首位的是“国文”,今曰语文,所学主要是用文字表达情意的能力,都知道最重要,却不容易,所以课时最多(每周五六课时),时间最长(年年有),学生纵使不喜欢,也不敢轻视。其次,或说同样重要的是“数学”和“外语”(只有英语一种,所以课程之名为“英文”)。数学,都知道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想在这方面前进,就不能离开它。可惜学得不多,记得只到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就我自己说还要加个遗憾,是数学学得少,没学好,后来钻研西方哲学,尤其数理逻辑,总是如读天书,不能甚解。外语何以重要,其时不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个模糊的印象,是新时代,想不落在后面,就要学会Yes、no。

英语也没学好,但终归是入了门,后来念英文著作,起初多借助字典,也就勉强过关了。三大件之外,或之下,有四门课程可以平行排列,“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学史地,目的,近视的是熟悉古今中外,远视的是鉴往知来,鉴远知近。内容是述说实际情况,不难学;或说只有小难,是辨真伪,如宣扬至高无上爱民如子,应该知道是鬼话,明是非,如说依某教条,乱世可以立即变为天堂,应该知道也是鬼话。这样,我就一贯以为,如果教师上课,能够指点学生不信各种鬼话,开这样的课就有意义,否则不如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看几种讲史地知识的书,用自己的理性吸收真实的,扔掉骗人的。显然,这又是理想,同一切理想一样,其中必隐藏着困难,甚至大困难,这是,总会有什么势力,轻,不许你怀疑鬼话,重,要求你宣讲鬼话。所以,再说一回理想,是上好的史地课,应该以事实为沃土,培养见识。在师范学校六年,我随班听了多次史地课,所得呢,也只是考大学未交白卷而已。

再说物理和化学,当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是就会有饭吃。我没有这样坚强的信仰,只是觉得,这是科学的初步,学了必会有用,何况本校毕业,或万一升学,都要考这两门。可惜是兴趣不高,又资质差,同样是没有学好。也属于科学知识,还有一门课程,名“博物”,因其名而推其实,应该讲授动物、植物和矿物三方面的知识,可是记得外号胡老头儿的胡先生讲,内容只是生物而没有无生物。生物,也只是人所对待,而不及人类学、民俗学之类。此外,有几门课程可以等量齐观,都是陶冶身心的,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课有个特点,是走出教室,而且变安坐为跳跳闹闹。有的人也许很喜欢吧?我则一如上其他教室内之课,只是应酬公事,所以六年之久,田径,球类,竟没有一样是占先的。其余三门,音乐,记得只学会按风琴(学校没有钢琴);图画,手工,则毫无所得。还有一些课程,如“教育”、“心理”、“教学法”,显然是传授当孩子王之术的。

此外还有“法制”和“医学”,是传授防治知识的,都讲什么,不记得了。我1925年入学,1931年毕业,中间的1928年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年,统治权由北洋军阀之手移到国民党之手,正如有文献记载的无数次易代,讨了便宜的一小群人,头脑发热尾随的一大群人,或口说,或兼相信,“这一变可就好了!”事实经常是,“可就好了”如肥皂泡,不久就破灭,只剩下“变”却“真实不虚”。这变而且是多种,如京兆师范学校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多年的无党无派的老校长刘汉章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县里有了党部,入党表示先进,有不少不甘落后的学生(包括女师范的学生)入了党,男女同为出入党部的员,就有了授受亲的机会,等等。诸多变之中还包括一项课程的改变,是添了宣扬三民主义的“党义”。党之义,千古类同,是要表明,只有某些教条是真理,异于此者都错,应该清而除之。也许其时我已经“攻乎异端”了吧,对于这种以讲理为名而实际不许讲理的霸气总是没有好感。人微言轻,没有好感又能怎样?不过是上课,他讲他的,我低头看桌下的《热风》或《玉梨魂》而已。

课程门类如此之多,上课时间如此之久,所得总当不少吧?应该说有所得,至于多少就比较难说。原因之一是门类不同,教师水平和教法不同,自己性之所近、性之所远不同,不同学科,所得就不尽一样,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有原因之二,是年深日久,又自己记忆力很差,琐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好说说概括的印象。学官话,尽先说好听的,这是确实得了不少昔日毫无所知的知识,纵使都是未深入的。以数学为例,几何讲多种形状的关系,有所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证明,等等,都是上小学时候不知道的。又如英语,记得课本之外,还念过英国散文名作家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本事》,这就使我以后由厚古而媚外,只怀抱字典而未上补习学校,也就勉强通了。好话说完,还要说些泄气的,是:一、不记得上哪位教师的哪门课,像看京剧《打渔杀家》,盼叶盛章扮的教师爷出场,准备给他个碰头好。这是说,听课,都兴趣不高。还有二、更差的,是烦腻,又不能不入教室,坐在那里装做听。现在回想,这兴趣不高甚至烦腻,一部分应该由自己不上进负责;但也只是一部分,此外就不得不想想我们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问题太大,牵涉到许多方面,难解决,只好不说了。

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师资问题和教法问题,也可以说说。其时,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坏,以师范学校为例,有不少教师的月工资在现洋(银元)百元以上,用这样的高薪礼聘有学有识的不难。大体说,以1928年为界,易代前,聘请教师更重视学识,易代后差些,因为要兼考虑党同。教师造诣高,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但这是常规,常规之下容许例外,比如其一,也许肚子里大有存储而说不出来,即口才不佳;还有其二,人过于温婉,学生不怕,上课就压不住阵脚。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图画的赵梦朱(名恩熹)先生,他造诣不低,只是生来瘦小白净,上课细声细语,学生吵闹,他无力制止,仍是细声细语,以致上课之后就乱作一团。至今我还有个清楚的印象,他很怕上课,只是为了每月能领工资才不得不上课。也许这印象在我的心中也打个清楚的烙印吧,又因为自己为挣柴米钱而教了十几年书,有时也不愿面对学生,我常常因他而想到生路的艰险,不禁为之凄然。

以下说课外。课外活动不少,这里单说读书。首先想到的是今昔对比。今天,就中等学校说,常在耳边响的声音是“学生负担过重,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专就课业说,是常常感到空闲时间过多,无事可做。这分别,是昔日懒散,今日勤勉吗?我看未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比较熟悉的是语文,即以语文课为例,说学生负担重,不错,因为他们确是忙。忙什么?忙于“分析”,上课听教师依照教案分析课文,下课解答教师留的习题,其中也总有分析课文中某句的语法结构,或兼辨认词性。这都很繁琐,不容易,不容易就要多费时间和精力,是小事;大事是除了搅昏头脑之外,一点用也没有。没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是因为50年代崇拜苏联,取来这“如是我闻”的真经,之后是:一、不知道这经咒是束缚年轻人思路的枷锁。二、即使略有怀疑,也想不出什么新办法来代替。其结果是忙忙碌碌,把有用的时间用在用处甚微之地。所以与今日相比,我们那时候,选些文章(包括诗词),上课解释一下词句,其余任君自便的办法有优越性,是其一,浪费的时间少,其二,留下不少空闲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找书,读。

读课外书,要有课本之外的书。其时通县像是没有图书馆,只好在校门之内想办法。学校有个小图书馆,在西路学生宿舍由南数第二排,只占东头坐北向南的一间。寺不大,僧自然多不了。但相对,我的腹内,除一些旧小说之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所以总可以找到一些可看的,何况书又不只是旧存的,还有新添的。说起新添,就不得不描述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民主化(或说半面民主化,因为不要集中)。办法是,不只管理(编目、出借等)由学生负全责,连买书(每月有固定经费)也由学生负全责。记得管理人员也由学生推举,像是还可以无限期连任。不知由于什么,我在这间小屋里呆得时间不短,还不只一次到北京,买“新”书。这新包括三种意义:一是那间小屋里没有的;二是不久前出版的;三是讲新学的。这所谓新学,多一半是新文学(包括翻译的外国名著),少一半是新知识。其时书价不高,一般是几角钱一本,每月购书费多少,不记得了,但总可以进二三十种吧,于是我就总有新书可看。蹲师范学校几年,总共读了多少,都读了什么,说不清了,但有个总账式的印象,是其时出版且流行的新文学作品中,由周氏弟兄到张资平,以至苏曼殊和徐枕亚,外,英、法、德、俄、日,有译本的,大致都看了。

所得呢?想实事求是,也说说。其一是更巩固了读书的习惯。记得不只一次说过,我幼年生活穷苦,单调,心也想找个场所活动,或说找些乐趣,多种路都不通,只好看旧小说。日子长了,看多了,也有收获,其中之一,也可以说不容轻视,是安坐,眼看文字,感到也不坏,有时甚至能自得其乐。到师范学校以后,看的课外书,数量大增,品种也多了,也因为内容有另一种吸引力,看的兴趣显然增加了,是手里没有书就像是缺点什么。语云,习惯成自然,我想,是这师范学校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后来走上书呆子的路而没有悔恨。其二是初步有了所知,有了所见。所知,比如与小学时期相比,彼时是没有常识,此时是自信有了些常识,主要是新的科学性质的常识。所见比较难说,勉强说,是:一、偏于思想方法,即有所闻,愿意自己想一想,然后断定是不是像说的那样;二、偏于想后的所得,是常常疑多于信。这样的初步对于后来有不小的影响,是“攻乎异端”比较容易,入《使徒行传》就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