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
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小说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
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小说。小说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周大学——是喊我。我睁开眼，见崔老正看着我。我问崔老有事么？崔老说轮到你了。我一时不解，问什么轮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顶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轮到我晒太阳了。来的当天我发觉监室只有门没有窗，事实上是我没有看仔细，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时太阳可以从这扇小窗照射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这道光柱也在监舍里移动。对于长期关押的犯人来说，这缕阳光是极其宝贵的，同样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阳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铺的顺序依次照耀，而现在轮到了我。我是刚进来的，对这点可怜的阳光并没有多少热望，可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陈规”，走进那缕阳光中。
周大学，暖和了吧。一个犯人问。
我点点头。
周大学……
周大学？我边晒太阳边琢磨这个蹲监后新得的外号，觉得苦涩而有趣。这个外号是一个外号“将军”的犯人给起的。这里的许多犯人都有外号，情况与学校里差不多。不同的是学生们起的外号趋向于戏谑，努力从人的缺陷与弱处发掘，而犯人们则相反，外号尽量往好里起，显示着对当事人的友好与敬意。“崔老”、“将军”这样的外号自不必说，再如丞相、道长、骏马、员外等也相当的不错，当然个别也有不佳的。那是因为其人行为恶劣所致，比如爱向管理员打小报告的叫“小咬”，爱占人小便宜的叫“臭虫”。叫我周大学自然因为我来自大学，这比我在学校时的外号“花和尚”中听得多。
得到这么好的外号或许是我头一天来贡献出来的那顿饭起了作用，狱友对我挺友善挺关照，特别是崔老。记得当天下午饭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急于分掉我的那份饭，崔老将我拉到一旁问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绝食呢？我没听懂。他接着说：老周你得明白闹绝食可是头号大傻瓜哩。我说我不想绝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着我，待觉出我说的是实话方松了口气，又说：千万别想不开，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去丝毫没意义，连上帝都对不住。这是有生以来头一个人对我郑重谈生与死的话题，我受到震动。后来我将崔老的忠告奉为“囚人谶语”，才使我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状。我，犯人老周，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
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
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